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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斋“新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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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诚斋“新体”的形成

  马东瑶

  内容提要 杨万里“诚斋体”以自然为题材、以活泼风趣为特色,一般认为其形成与跳出江西藩篱有关。论文指出,“诚斋体”之自成一家,在于作者“以学人而入诗派”,融汇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观物态度与诗人细腻敏锐的感受和眼光,在继承苏、黄所代表的北宋诗学精神的基础之上,活法为诗,终于形成活泼流转而又有着深厚底蕴的诚斋“新体”。

  关键词 杨万里 诚斋体 理学 活法

  元欧阳玄《罗舜美诗序》称:“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1]严羽《沧浪诗话》所列南宋“以人而论”的两家诗风仅有陈与义的“简斋体”和杨万里的“诚斋体”,而二人的诗在当时都被称为“新体诗”。我们知道,“简斋体”之“新”,在于得时代风云之助,诗人因靖康之难而深刻领悟了杜甫诗歌的精神,以反映家国变乱的苍凉沉郁之作成为“南渡诗人之冠”;那么,生活于南宋“中兴”时代的杨万里,其“诚斋体”之“新”,又缘何形成、“新”在何处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杨万里尽焚旧作,被认为是与笼罩诗坛的江西诗风的彻底告别。而其“诚斋体”的风趣、幽默、活泼、自然的特色,似乎也与当时普遍影响于整个社会的严肃端毅的理学之风相去甚远。那么,“诚斋体”之“新”,是由于悖反于理学之思、江西之风才得以形成的吗?笔者以为,并非如此。

  一、“以学人而入诗派”

  杨万里在立身行事上“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葛天民《寄杨诚斋》),而他所创立的“诚斋体”诗则如此风趣活泼。“文如其人”的标准在他身上似乎全不适合,原因何在?有研究者认为,杨万里是“秉刚直而幽默之性气,以道德至上之志,挟相反相成之理,出入于理学与文学之间”[2]。这一观点既谈到杨万里性情的多侧面特征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更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诚斋体”的形成实与理学有极密切的关系[3]。

  杨万里以诗名世,但同时理学亦造诣颇深,是“以学人而入诗派”(全祖望《宝甈集序》)者,《宋元学案》将其归入《赵张诸儒学案》和《武夷学案》。他作有《诚斋易传》、《心学论》、《杨子庸言》等理学著作。杨万里又曾师事理学名家如胡铨、张浚、刘廷直、王庭珪等,拜见过张九成,并与张栻、朱熹、林光朝等讲学论道,过往甚密。其中张浚、张栻父子都对杨万里的理学乃至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张浚以“正心诚意”之学勉励杨万里,杨氏之号“诚斋”即从此而来;张栻对杨万里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张栻之学出自胡宏,为湖湘学派的代表。虽然在本源上与朱熹都是二程传人,但朱熹主要承接程颐性理之学,胡宏、张栻一脉则有较明显的程颢之学的痕迹,即强调“心”的超越性力量。张栻最后并没有发展成陆九渊式的心学,但重视“心”之超越功能,对于杨万里在文学创作上跳出前人束缚、自写本心、形成活泼自由的诗风并一直影响到明清“性灵派”,当有启发作用。另外,张栻治学反对“只靠言语上苦思”、“只靠言语上求解”,主张“平心易气,优游玩味”,“涵泳其间”,求圣人之道于“言意之表”[4]。《送杨廷秀》诗说:“昔人忘言处,可到不可会。还须心眼清,未许一理盖。辞章特其余,君已得其最。当知邹鲁传,有在文字外。”告诫杨万里要领会圣人之意于语言文字之外。后来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5]其《庸言》又批评汉儒注经的句读之学:“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疏。”[6]正是受到了张栻的影响。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7]张栻对辞章的轻视不难看出是理学家重道轻文一贯态度的体现。而杨万里身兼学人与文人,他对张栻的认同是否意味着废去辞采,从此作理学家之文呢?并非如此。他所获得的启示是从对雕章琢句的追求中摆脱出来,以“道”的涵养作底蕴,寻求一种襟怀朗澈的透脱境界。杨万里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汉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8]最后两句正是朱熹“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之意,体现的是读书学道不再沾滞于言意,而能真正有得于心的一种境界。杨万里著名的诗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之所以广受好评,也正在于它写出了作者胸襟的透脱。诗曰:“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据周密《浩然斋雅谈》:“……诚斋亦自语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9]称杨万里得意于字句的精彩。诚然,“捉”字很是传神,但它并非诚斋首创。据叶寘《爱日斋丛钞》:“‘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乐天放柳枝答刘梦得诗也。诚斋杨氏乃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此静中见动意。”[10]以杨万里对白居易、刘禹锡的喜爱,当不可能不知这一出处,所以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又像乐天那样表现孩童的天真,而正如叶寘所言有“默阅世变”之意。所谓“默阅世变”,在理学家来说也就是于静观宇宙天地运化中涵咏悟道。程颢的《偶成》诗便更明白地昭示了这一点:“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同样是在观花赏景,作者却说并非“偷闲学少年”,而是别有所“乐”,言外之意即在于所“乐”者“道”也。杨万里之诗同样在“闲看”中体现着静观悟道之意,所不同的是程颢终为体现求“道”之意的理学家之诗,杨万里则把这一层意思隐藏在极具文学色彩的表达之后,既体现着理学家的底蕴、襟怀,又无丝毫理学家的枯燥酸腐之气。

  杨万里曾有《雨霁幽兴寄张钦夫》:“大官有重荷,丰廪无薄忧。草茹我岂腴?饱亦与彼侔。积雨久自霁,曙光清以幽。欣然出荆扉,不出旬已周。初意欲看竹,信步偶临流。北惊失故岸,东见生新洲。怀哉古与今,与此岂不犹?归来翻不乐,隐儿到昔游。平生忘年友,草草相应酬。暂梦不多款,唤人苦鸣鸠。山林本无事,亦复扰扰休。”诗歌正可谓形象地展示了杨万里与张栻(钦夫)的关系:作者无论是写自己安贫乐道、欣然自得的怀抱,还是表现在观物中思索世事变迁、宇宙运化,以及整首作品清新自然的风格,都可看出张栻的影响;诗歌最后结束于作者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中,余音袅袅,使人不断回味这一段文学与理学结缘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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