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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草稿本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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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草稿本今安在

  马国平

  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代作家师陀先生著述丰富,美国学者夏志清曾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将师陀单独作为一个章节来论述,引发了大陆文坛的“师陀热”。师陀先生不仅创作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而且还对古典文献有过深入的研究。1979年曾经在 《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杂谈〈聊斋志异〉》,一篇短文发表费时三个月,事后又余波未息,师陀仍然耿耿于心,成为他晚年郁结的一件事情。

  还是先从文本开始说起

  1979年7月9日,师陀先生在 《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杂谈〈聊斋志异〉》,文章不长,仅有1500多字。此文内容确实是杂谈,主要叙述了两件事情,一是指责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6月影印出版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认为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已经包括了“铸雪斋”版本,单独出版“铸雪斋”版本,“大可不必作此劳民伤财之举的”。二是提供《聊斋志异》草稿本由姚蓬子在解放初购藏的线索,提请有关部门追查。

  1984年7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师陀的《上海三札》,收录了《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写作日期为1979年4月17日,此文后收录在刘增杰主编的《师陀全集》第六卷。《师陀全集续编》又收录了师陀的手稿《杂谈〈聊斋志异〉》,写作日期为1979年4月9日,文章较短,可算是草稿。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初稿、二稿、发表稿。三篇文章文字互有出入,初稿和二稿的文字及篇幅差别较大;二稿和发表稿,内容基本相同,文字有增删。《师陀全集》和《师陀全集续编》卷轶浩繁,收录了师陀的著作、手稿以及来往书信,还选录了他人的评论、怀念文章等,奇怪的是很容易查检到的发表稿,却没有被相隔九年出版的“全集”和“全集续编”所收录。

  师陀写作此文最初是应“笔会”副刊主编徐开垒的要求,“承约写读书笔记,弟受命后,读书不少,所得不多。思之多日,无以应命,惭愧甚焉!今有小文,题曰《杂谈〈聊斋志异〉》,为准备写的《新生札记》 之一。如蒙录用想读写下去,当然是有所感时才写下去,绝非新店开张,烂拉雇主也。”(1979年4月13日信)。从信的落款时间看,寄出的应是初稿。稿子寄出后快一个月了,师陀于5月9日写信索还原稿:“小文《杂谈〈聊斋志异〉》写的欠佳,而且涉及某方面,大概难以安排,又不易处理。那么我不愿使兄为难,请将原稿寄还我吧。”其实,同一天徐开垒已经向师陀寄出了两份校样,也陈说了副刊稿挤,又逢节日要刊登纪念文章云云。师陀及时寄出了校样修改稿,他相当看重这篇稿子,在给徐开垒的信中提出两点要求:“现在足下既然毫无顾虑,一定刊登,谨将留在手边的仅有的一份校样加以修改奉上。不过我首先提出声明:第一、请按照这份修改过的校样发表,不要修改;第二、请勿因为我是《笔会》的老投稿人,予以照顾,不能刊登,请将原稿并这份修改过的校样一并赐还。你我老朋友,决不会‘得罪’于我也。”(1979年5月12日信)。

  不过,相隔半个月左右,师陀又写信给徐开垒要讨还稿件,他还是想到了此文未能发表的现实困难,对徐开垒表示歉意:“感到自己实在粗心,自称老朋友,而又不为老朋友设想。稿挤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应该想到所以一时不能刊出,因为涉及上海的某单位,虽然《铸雪斋》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印的也罢。现在不同于解放以前,各机构互不牵涉,同属于市委宣传部领导,出了问题,你是吃不消的。我写文章而由朋友担风险,这种事我不能干。投稿之初,我首先应该为做编辑的设想,而竟不曾设想,应该请你原谅。请你将该文原稿及第二次挂号寄上的校样检出退还我,免得你为难,我可以送到外地发表。千万不要以为退还我的稿子就得罪我了,相反,压住不发表我是有意见的。我是抱着歉意向你写这封信的,人贵乎诚实。”(1979年5月26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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