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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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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

  谭光辉

  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对晚清流行小说的历史还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国内出版的多部晚清小说史都没有系统地统计或梳理过晚清小说的出版或发行情况,因而也就难以概括晚清大众文化的整体趋势。笔者依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的晚清小说再版次数,统计出一个大致的出版状况(见本文链接)。对这些作品进行类型划分、文本分析和排序变化的考察,会发现大众文化心理变迁的某些特点。

  晚清流行小说中洋溢着革命激情

  链接中所列小说几乎涵盖了晚清小说的主要题材类型:狭邪小说、谴责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政治小说。不同类型的小说在三个历史时期受大众关注的程度略有变化:谴责小说经历了一个“热—略冷—热”的过程,政治小说表现始终一般,狭邪小说、言情小说经历了“略冷—热—略冷”的过程,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经历了“冷—热—冷”的变化。题材类型、主题与情绪的变化显示了晚清的时代主题与大众文化的特点。但是,变化之中有不变,不变的元素勾勒出晚清知识界与民众共同的关注重心。晚清流行小说共同的主题是革命,主流情绪是革命激情。

  狭邪小说的畅销显现了道德革命的愿望。狭邪小说既体现为读者群体的堕落,又显示了晚清读者对社会风气、道德革命的另类诉求。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试图从“民德”方面拯救中国,梁启超的中心目的是救国,他认为救国之途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民德不备,因而不仅私德需要完善,公德更需要建立。因而有学者言,晚清的道德革命在显性文化层面呈现为“一种以‘群治’为理想的新道德,一种与新的人间秩序相匹配的‘公德’”。梁启超对“民德”的提倡,是他分析中国历次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后得出的新的救国之方。这个判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德堕落。梁启超从学理层面分析了民德不备,而吴趼人等小说家则从文学的层面再现了晚清民众道德的窳败。狭邪小说的盛行从事实的层面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另外,在道德风气败坏的同时,晚清狭邪小说又体现出一种变革的精神。栾梅健认为狭邪小说的“‘溢恶’是一种特定的时代语汇,其中映现的是当时社会潮流的变迁与作家们几乎一致的道德评价,其实都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转型时期的种种印记,以及近代妇女那种芜杂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呼声”,“是那个刚刚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走出来的市民阶层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与颠覆,是新型社会形态在最初重构人的价值规范与道德信仰时所难以避免的错位与失序”。所以,狭邪小说是堕落与反叛的结合,是社会革命在道德革命层面的表现。王德威的论点也许更为让人信服,他认为晚清小说之所以具有现代性品格,是因为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他认为,晚清狭邪小说是对欲望的叙述,实际上是欲望与人性的革命。所以,狭邪小说其实隐含了道德革命的内涵。

  谴责小说显现了对政治制度革命的愿望。按王德威的说法,谴责小说表现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价值”的批判性思考,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革命内涵。也有人把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纳入谴责小说的范畴加以讨论,因为黄小配的其他小说很多带有谴责小说的味道,例如《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革命小说与谴责小说都以政治制度革命为目标,相比之下,政治小说具有最明显的革命情绪。晚清小说的命运变化最大的要算《老残游记》,在晚清不受青睐,后来大受追捧,至1949年,它的再版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小说,达167版。究其原因,《老残游记》有对革命的否定性反思,颠覆了清官神话,揭露官本位文化的虚伪性。它在晚清较幼稚的“革命激情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不受重视,在现代不断对革命进行反思的文化环境中,其价值才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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