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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末期的文学行旅与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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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末期的文学行旅与女性形象

  林晨

  内容提要 晚清末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醒目的共同倾向,即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在行旅书写中将自己的理想赋予女性形象之上,以极大的热情为她们添加光彩,演绎神话。这一创作倾向有几种书写模式:或为行旅书写中的萍水相逢的女性形象;或本身即为行旅叙事的主人公;晚清末期的行旅书写中的女主角,还有另一种情形,她们没有被过分突出新旧学问的闪亮光彩,但或忠贞得有些匪夷所思,或“淫荡”得令人瞠目结舌,她们以矛盾的身姿共同冲撞着传统伦理中最敏感的环节——节烈观。这些模式开启了新的书写女性形象的范式,诠释着转折时代的风貌与意义。在此种倾向演为风潮之际,传统文学的脉络迅速式微,现代中国文学的种种重要命题与矛盾亦于此奠基。

  关键词 晚清文学 行旅书写 女性形象

  晚清时代,中国开启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历时漫长、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也步步血泪。晚清文学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就是在见证、跟随、召唤和推动这古老民族艰难嬗变的过程中,确立着自己的意义,变化着自己的面貌。

  晚清中国的转型,并非起自本土王朝的盛衰更替,诚如严复所言,是来自外洋的“舟车之利”,“闯然而破”“数千年一统局”:

  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①于是传统天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随着天朝帝国地理秩序的变动渐渐崩落。其实早在变局之初,李鸿章便敏感于此,感叹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

  晚清中国的转型,从一开始,便与“舟车之利”、“印度”、“南洋”这些“行旅”概念紧紧相扣,何况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运动中,人们遭逢乱世,往往被时代裹携而颠沛奔走。黎民百姓的闯关东、走西口、奔逃离难、背井逃荒,帝王将相的“两宫回銮”、海军远征、出洋考察、留学归来、躲进租界等等异于往昔的行旅形态密集出现,强有力地标志着国运变迁、风云流转。相应的,晚清文学也在见证、推动这些崭新行旅形态的过程中,挥别传统,确立自己的风貌。因此,通过“文学行旅”这一视角,观察晚清中国文字书写姿态的嬗变与转型,可以在地理秩序、意识形态、国家想象、心理与书写模式的结合处,获得进一步的思想与文化纵深。

  一

  晚清末期,即庚子国变之后,“女学”赫然兴起。上至朝堂政纲,下至文人笔墨,都倾注热情,着力推动,女性形象也在晚清文学行旅的书写姿态和勾划脉络中迥别以往。

  观察晚清末期中国文学的行旅书写,有一个倾向颇可玩味,那就是在彼时作者笔下,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和高深的判断,附加于旅途中萍水相逢的女性人物身上。例如,当时颇负盛名的小说《邻女语》(连梦青),以“庚子国变”时有志少年金不磨挺身北上解救黎民的行旅为线索。金不磨旅途中,偶至一尼姑庵,遇老尼空相。空相一登场,便是高人之相。书中写道:

  空相已是眉长发白,貌于古松;昙花是素脸淡妆,颇似闲云野鹤……空相大师是一个经过洪杨大乱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来的优婆尼,眼光如电,久能识人。当空相与金不磨言及“庚子国变”的惨状时,空相所出之言,正是作者心中的所想:

  空相又说:“……虽然老衲出家以来,心如槁木死灰,业已置此身于度外,却已看得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分不出什么人鬼的境界。施主做事,将来必须学到这个地步,方得大无畏的好处,大解脱的真相。施主不要忘了,这就当做今日老衲的见面礼罢。”不磨听得这番议论,不觉毛骨悚然,连声答道:“蒙老师父指点,这真真可以做我的前途引针。”③

  晚清作者面对庚子国变这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已难从以往的“夷夏之辨”中找到济世良方或自圆之道,佛法的概括事实上成了彼时大多数作者的意义旨归。而此时,连梦青将自己对这场灾难的最重要的理解,托一“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来的优婆尼”之口说出,叙写姿态颇耐人寻味。

  刘鹗《老残游记》中子平于山中迷路而遭遇的屿姑,更是引起历代文学史家瞩目的人物。林语堂曾在《老残游记二集》的序言中专门言及屿姑:“具有这样出色的议论风采的女性大概是合乎铁翁最喜欢的才识,屿姑和逸云同是开悟隐遁、隐栖自适的才女。想起这样的人,有如于幽谷中闻兰花之香。”④ 阿英和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还专门著文考察屿姑的人物出处。屿姑的各种特点确实迥异常人,不仅容貌殊丽,“眉似春山,眼如秋水”,而且通达本土国学,亦洞悉外洋耶稣、伊斯兰之教义,谈儒论道之间,所抒正是作者怀抱:

  “至于外国一切教门,更要为教兴兵接战,杀人如麻,试问,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后世学儒的人……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于绝了。”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不惟此也,屿姑所烹之茶,也神乎其技,标识着隐逸之美:

  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屿姑与黄龙子合奏之“海雨天风曲”也如天外之音:

  久之又久,心身惧忘,如醉如梦。于恍惚杳冥之中,铮纵数声,琴瑟俱息……屿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⑤

  这样的人物,如梦如幻,已若天外仙女,使得即便文中言及后世“北拳南革”的惨状,作者仍似有理由寄托理想,免于绝望。细品之下,子平遇到屿姑的山谷,宛若桃花源之境,但传统中国文学中“桃花源”之引路者,或为“渔人”,或为白须长者,像屿姑这样艳丽多姿、通晓外国教义并侃侃而谈的女性形象,实为传统文学所鲜见。

  苏曼殊的《断鸿零燕记》也有同工之妙。三郎在赴东洋寻母的旅程中得遇东洋美女静子。静子学养丰瞻,“慧骨天生”,佛学旨趣与作者苏曼殊和作品中的三郎正出一辙。静子言梵文典:“其句度雅丽,迥非独逸、法兰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语。”而且,她佛学深厚至“固究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不禁令三郎感叹:“善哉,静姊果超凡入圣矣!”⑥

  陆士谔著《新中国》中,“我”恍然一觉由“宣统二年”而至“宣统四十三年”,在好友李友琴女士的引领下,访游富强民主、令外邦臣服的新中国。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在“女士”的带领下展现,由一个又一个“女士道”开启的女士语言加以介绍。李友琴女士侃侃为“我”讲述“汽油车”、“电汽车”等新奇物件,言谈话语间,对现代科技信手拈来,直让须眉男儿的“我”咂舌不已。

  这些被晚清作者寄托莫大理想的女性形象身份各异,被赋予的理想也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在行旅书写中与作者的笔触相遇,一朝萍水相逢即被惊为天人。奔波在乱世旅途上的小说主人公,他们的迷茫和理想经由这些女子形象画龙点睛。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女性及其身负的晚清作者的理想,蕴含着巨大的颠覆性意义。她们的身份或为隐逸(如老尼空相和屿姑),或为外洋(如静子),或为未来之人(如“李友琴”)。隐逸,对抗着庙堂;外洋,质疑着本土;未来,敌视着当下。而这些女人身上负载着晚清作者的理想,或为佛法,或为西学,或为被称为“于今已绝”的中国古典传统。这些理想无一不与彼时的庙堂秩序强烈冲突,同明君忠臣的旧理想南辕北辙。当晚清作者的这些理想被女性形象堂而皇之地代言时,一个时代的王纲解纽便也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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