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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清词评点的风尚成因与原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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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清词评点的风尚成因与原生面貌

  朱秋娟

  内容提要 清人评清词是顺康词坛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亦是清词复兴的表现之一。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指出清词评点之风是词学复兴与当代评点兴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成方式有三种:刊刻者索评,友朋日常互评,社集、唱和群体共评。清词评点除却具有其自身包含的词学批评性之外,还兼有文献性、评比性、历时性、对话性与宣传性的特征。

  有关词集的当代评点①,别集最早出现于南宋刘辰翁评点其同时人汪元量的《湖山类稿·水云词》,惜仅两则评语;选集则是南宋黄昇的《花庵词选》,集中收录唐宋词作,包括黄昇同代词人之作,编者一并加以评点。词学在宋以后衰落,就选集的当代评点而言,至明后期才渐次出现,如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卓人月与徐士俊《古今词统》、茅暎《词的》等选集。至于明词别集,就笔者所见,鲜有评点本。到了清顺康时期,清词评点本大量涌现,包括总集、选集与别集,成为当时词坛非常突出的现象。清词评点有着极为重要的词学研究价值。张宏生在其编纂的《清词珍本丛刊》序言中将评点本列为这套丛刊的第一特色,并指出清词评点“除了有审美的阐发之外,还会有诸如群体活动、创作本事之类的信息,对认识清词发展的生态,也非常重要,因而应该予以充分关注。”② 本文即以顺康时期的清词评点为研究对象,它缘何在清初蔚然成风,以何种方式生成,由此又形成怎样的评本特征?这是研究清词评点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风尚成因

  顺康时期清词评点之风的形成,离不开清词复兴的背景与其时当代评点兴盛的社会风气。清词的复兴,以明末云间诸子为端绪而繁盛于顺康,这已成为词学研究中的定论。而当代评点在目前评点研究中却尚未作为与经典评点相区别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探讨当代评点的兴起。

  当代评点的风气首先孕育于文人品评、赏鉴的艺术化生活。晚明以来,文人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包括评书、品茗、赏花、鉴帖等,从而使品评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影梅庵忆语》中所描绘的冒襄与董小宛的生活堪称典型。他们于水绘园中享受着评选唐诗、插花、赏月、品香、制作美食的精致生活。贫寒之士亦不失风雅地批风抹月,追求清雅的生活情趣。闲来评书的记载在晚明至清初的文人诗词中比比皆是,如黄锡朋:“林居身独贵,蝇逐人堪贱。真乐事,研朱点易评千卷。”③ 孙枝蔚:“乞食题诗,遣愁沽酒,满镜谁怜白发生。差堪慰,有奇文在箧,闲写闲评。”④ 陆进:“孤灯下、墨花浮砚,闲评几部。”⑤ 在此种文化氛围中,当代作品大量地进入了文人品评的视野,如傅燮詷云:“帘垂湘竹,茗泛春涛,商量旧稿,评骘新篇。”⑥ 最凄美的例子则是娄江俞二娘以生命评点《牡丹亭》,汤显祖《哭娄江女子》序记其事:“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⑦

  除了上述的文化环境,当代评点的发展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直接推动因素:时文评点。时文评点盛极于晚明,并带动了其他文体当代评点的盛行。万历之后文社兴起,至明末尤盛⑧。它的重要内容是撰写时文并加以批点,评分甲乙,一切仿照科举考试。例如赵维寰主持文社的评选,“家居时,社中有所评骘,颇无甚谬”⑨。毛奇龄曾“随群公作举文社……予为甲其三:一选郎朱君,一荥阳丞章君,一紫凝也”⑩。士子默会评语中所含的作文要诀,所谓“前辈之批语,便是我之学问所从出尔,若能留心,不但为近今之科目也”(11)。因此,时文评点非常受士子的欢迎。文社即选评社员的墨卷、房稿交与书坊刊行获利,例如复社集社员时文成《国表》,“计文共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12)。一些精明的书坊也自己组织名家批选时文,翰林院编修陈锡嘏即曾“每应坊人之请,批选时文”(13)。总之,时文批选本对于士子来说是转变人生的敲门砖,它有着广阔的市场,充斥大小书铺。时文评点形成浩大的声势,当时人即认为是科举、文社的评点之习引发了其他文体当代评点的盛行。例如对于清词评点,蒋景祁认为:“近选词家,仿时义格,浓加圈点,开卷烂然。”(14) 四库馆臣总结顺康时期词集的评点之习亦归因于文社评点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珂雪词》云:“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15)

  在此风气基础上形成的“文以评传”思想又为当代评点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支撑。“文以评传”首先见于论述经典评选,廖燕在《评文说》中云:“选盖以评而传也,不然,则亦谓之代钞而已,又何选之足云。”(16) 立论的背景是评点不但成为文人艺术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进一步上升到学问的层面。坐拥书城,批阅万卷成为学者的典型生活,如何堂记何焯:“若吾从父学士先生,自少至老,无日不从事古书,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简端行侧,丹黄错杂。”(17) 孙治记张卿子:“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手自批阅者,已过刘氏四部、阮氏七录矣。”(18) 评点具有了学术性,其地位必然提高。文以评传的思想在时文评点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19) 语出乾隆初年成书的《儒林外史》,距康熙朝不远。其书背景假托明代,但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时代的社会风气。可以肯定,除了经典、时文评点,文以评传的观念也必然会投射到其他文体的当代评点。

  此外,明中后期刊刻业的发展使得士子有能力刊刻自己的别集,这为当代评点的风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明代造纸业远比宋元发达,纸张价格低廉,尤以万历以后盛行的竹纸价廉物美,毛氏汲古阁即几乎全部采用竹纸刊印书籍。这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定型的印刷体方便于雕刻书版,刊刻流程的社会分工也提高了效率。尤其对于评点而言,套印的大量使用,便于刊印圈点、批语,并使评本变得赏心悦目。在此条件下,士子可以很容易地出资刻集,成一家之言,以实现儒者“立言”的人生理想。刻集之风始盛于明嘉靖、万历时,清蔡澄《鸡窗丛话》记:“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来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20) 这一段论述极为详细,刊刻费用的低廉促成了士子刻集的风气。清康熙初虽有禁令禁止私人刻书,汤斌抚吴时禁止刻卖淫词、小说、戏曲,但时效、范围有限,清初私人书坊与文人刻集仍极为盛行。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作用之下,当代评点于明末清初蔚成风气。卢世题《燕游稿》云:“刻诗只以白本为雅,凡加圈点批评,皆是近世恶习,古无是也。程正夫《燕游稿》皆手自拣定,世无孔子,谁敢删之。”(21) 此言针对程正夫的《燕游稿》而言,所言“刻诗”是指刻当时人诗。当时风气之盛使一些反对之士也不得不屈从时俗刻集加评,邵长蘅即有此无奈之举:“予旧刻《簏稿》如干卷,例不著评……予每见时贤文集多有批评圈点,分系以名人姓氏,自侯朝宗、魏叔子诸君未能免俗。私心窃非之,今复尔尔,何异同浴而讥裸裎。”(22) 此段论述不仅言及从俗刻评本,且认为大家亦未能幸免。在评点盛行的大环境之中,一旦词学复兴,词学的当代评点自然随之盛行。词学至顺康时期始真正复兴,故其当代评点的兴起晚于诗文,然一出现就声势浩大。据笔者统计,顺康时期有一百二十多种清词评点本,若加上仅具圈点者,这个数目就更为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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