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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神魔小说《西游记》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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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神魔小说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纪德君

  内容提要 神魔小说是在《西游记》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又在小说评点的引导下,在心学思潮的濡染下,继承、发展了《西游记》寓言、讽世的创作手法;后来,世情小说的勃兴、时势的变迁、读者阅读需求和审美口味的转移,导致神魔小说一方面向荒诞寓意的创作路子上拓进,另一方面又朝着与世情小说、历史演义合流的方向蜕变。

  关键词 西游记 神魔小说 编创方式 演变

  神魔小说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之一。该类小说多以神佛魔怪的出身修行、斗法飞升等为题材内容,故事情节奇谲诡异、真幻相间,变相地表现了现实社会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神魔小说是在明代中后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游记》的示范和影响下,迅速崛起并蔚为大观的,至清末作品数量达80余种。如此繁夥的神魔小说是采用什么方式编创出来的?又有哪些因素制约了神魔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化?本文试从神魔小说的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编创方式的确立

  《西游记》是怎么写成的?以往学者在探讨其成书过程时多指出它是采用“滚雪球”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因为早在《西游记》成书以前,“西游”故事就曾以宗教传说、戏曲、说唱等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从《西游记》中通俗唱词的大量穿插与故事情节的程式化等现象,也可以看出它脱胎于俗文学的痕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编创者只需对民间流传的西游故事进行一番整理、编辑和修订,就可以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名著。事实上,只要将小说《西游记》与此前的西游故事略作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是从题材内容的拓展、故事情节的建构,还是艺术手法的运用,《西游记》都不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吸纳,而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艺术再创造。

  其一,编创者对西游故事的题材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拓展,使唐僧师徒遇到的磨难猛增至“九九八十一难”;仅经过的人间国度就有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西梁国、祭赛国、朱紫国、狮陀国、比丘国、凤仙郡、玉华县、天竺国、铜台府等;而妖魔数量也空前增多,除《西游记平活》所列之外,又有尸魔、黄袍怪、金角与银角大王、鼍龙怪、虎力羊力与鹿力三仙、金鱼精、青牛精、蝎子精、六耳猕猴、九头虫、黄眉怪、金毛犰、白鹿怪、豹魔王、九头狮、犀牛怪,等等,真可谓无怪不有。

  其二,与“八十一难”相联系的是“降魔伏怪”叙事模式的重新建构。本来,这一模式在杂剧、平话中已初步成形,《西游记》对之所作的改造,就是把以往的“唐三藏西游记”转变成了“孙悟空传”;这样,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就被提到了卷首,孙悟空的经历遂成为贯穿全部情节的主线,小说也随之变成了孙悟空改邪归正后“降魔伏怪”的战斗史,全书旨趣发生了很大转变。

  其三,编创者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借幻写真,“寓庄于谐”。本来,以往的西游故事已不同程度地带有谐谑色彩;不过,与《西游记》相比,《诗话》也好,杂剧、平话也罢,都明显缺少深刻的现实内涵,艺术品位不高。《西游记》的编创者也颇善谐谑,爱“以戏言寓诸幻笔”,[1](P1382,任蛟:《西游记叙言》)甚至“任意大开顽笑”,[2](P542)但他又很善于借神魔世界来观照人间社会,往往在风趣、戏谑、幽默中针砭世态人情,寄托他对世事人心的感慨。故鲁迅说《西游记》所写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3](P111)并说它“揶揄讽刺,皆取当时世态”。[3](P114)

  其四,编创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故事时,还有意以幻寓理,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借孙悟空的传奇经历,隐寓“修心炼性”的人生哲理。例如,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作者就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宁”;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作者则说这是“定心猿”;以后孙悟空去西天取经,作者又说这是“心猿归正”、“炼魔”、“魔灭尽”与“道归根”;还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等等。

  总之,《西游记》的编创者在利用以往的西游故事进行再创造时,既拓展了西游故事的题材内容,确立了以孙悟空传奇为叙事重心的结构方式,又赋予了它丰富的现实内涵与哲理意蕴,这使《西游记》不仅取得了卓荦不凡的艺术成就,而且在开拓新题材、建构故事情节、借幻写真、以幻寓理等方面,均对后继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的神魔小说创作基本上就是沿袭《西游记》开辟的路子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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