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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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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

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

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

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

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

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杜预《集解》,注释 《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

二 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

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

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

《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

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

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

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

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苏轼对《左传》人物的评论,是《左传》人物评论研究史中的一笔重要财产。

苏轼的同乡、北宋元中苏轼曾以贤良方正推荐其廷对的王当,亦著有《春秋列国诸臣传》30卷。此书所录《左传》记载的列国诸臣191人,诸如郑颍考叔、随季梁、齐鲍叔牙、管敬仲、鲁曹刿,楚令尹子文,晋狐偃、先轸、介之推,秦孟明,周王孙满,晋范武子、赵盾、范文子,宋华元,楚伯州犁、钟仪,晋祁奚,宋子罕、向戌,晋韩起、叔向,郑子产、子皮、子羽、然明,吴季札,齐晏婴,楚伍举、申无宇,齐陈桓子、齐庆封、崔杼,晋籍谈,楚沈尹戌、伍子胥,晋赵鞅、鲁阳虎,楚费无极、申包胥,鲁子路、冉有,越大夫种、晋赵襄子等,在当时列国政治舞台上有较多活动言行的贤臣、名将乃至庸臣、谗佞都包括其中。王当将这近二百人物,按鲁国十二国君即位顺序先后分卷系列,先列出各人国别、姓氏名字,然后各以传赞附于后。的确是一部资料丰富且有参考价值的《左传》人物传论。

其赞论文字因事评人,议论纵横,亦颇有可取之处。例如该书卷七评晋子犯(名狐偃)、赵成子、臼季、先轸、介子推等人之“赞”曰

从亡之士,若狐、赵之忠烈,臼季之举贤,可谓善始善终者矣。子犯济河而投璧,犹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与为此也。成子家国皆让,宜其兴也。先轸勇而有谋,殆《诗》所谓“赳赳武夫”者也。

文字虽不多,却大致道出了晋文公时文武诸臣的某些行事、特点。故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曾评价王当此书云“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

稍后于王当又有长乐人郑昂亦作《春秋臣传》30卷,以人类事,凡215人,附名者又39人。从王当、郑昂二书,可见宋人已充分注重《左传》人物的评价,这是将《左传》从编年体改编为纪传体的早期著作之一,当是宋人《左传》评论的新尝试。

与之相类者,尚有北宋末年徽宗之时费枢的《廉吏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提要云“盖作于宋徽宗末年……是书《书录解题》作十卷,此本祗分上下二卷,与旧目不符。然断自列国,讫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费枢在这百余名历代“廉吏”中,也载入了《左传》所记春秋时期列国著名大夫,如郑子产、晋叔向、齐晏婴、秦百里奚、吴季札等。先分时代列一总论,然后分人系一小传,传后亦多系以赞论予以褒贬评价。例如其评晏婴云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节俭力行重于时。既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论曰晏子事齐三君且为相矣,而节俭如此。

先简叙传主姓名履历,再评述其为人“节俭力行”的 品行特点,既能将人物有关的重要信息告诉读者,也借以批评了宋代当时的奢侈世风。

南宋初时,世称“东莱先生”的学者兼散文大家吕祖谦,其学“于《左传》最深”,所著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就有《春秋左氏传说》及《春秋左氏传续说》、《东莱左氏博议》等数种。其中《传说》、《博议》两种多涉及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著者常从“文”的角度出发,对《左传》其文及其所载人、事发表议论。

《春秋左氏传说》20卷,当是吕祖谦为门人讲授所作。《春秋左氏传编续说》1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并以为“是书当成于晚年矣。其体例立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挟摘其疵”。

《传说》及《续说》,随文解义,对《左传》所载重要史事分条发表议论,颇类于散文家的史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充分注意到了对《左传》所载人物言行的评价论述,是宋代《左传》人物评论的重要成果。如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卷首之《看左氏规模》一文中说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所谓一人之所以变迁者,今且举两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恶者,有自恶而入善者。

在这里,吕祖谦是将“一君之治乱”、“一人之变迁”与“一代之升降”、“一国之盛衰”同样看重的。在《春秋左氏传续说·纲领》一文中,吕氏更进一步说道“左氏亦是子产、叔向一等人。其记管、晏、子产、叔向事,皆连当时精神写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无缘记得如此精妙。”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吕祖谦不仅高度评价了《左传》对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春秋贤臣的着力叙写,而且也充分肯定了《左传》作者自身的人格人品。

因而,吕祖谦在《传说》及《续说》中,对《左传》所载的许多历史人物形象都有深入的分析和可取的见解。如《看左氏规模》中,详析郑庄公及其“克段”之事,对庄公、叔段、姜氏之间的是非曲直,都从道德伦理和《左传》作者的写人技巧方面作了具体论述,评价《左传》“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是“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此外,如《左氏传说》卷一论左氏叙宋华父督弑逆之恶,《邓曼谓斗伯比非众》条论邓曼之贤与斗伯比之智,卷二至卷四论春秋五霸中“桓公为盛”、“文公度量不广、未到坦然大度处”、“宋襄本不足以预五霸之列”,及论“管仲犹有三代气象”,卷四《秦伯犹用孟明》条赞秦穆公用人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卷六《晋楚战于晋师败绩》条评论楚庄王霸业,卷九《吴季札聘列国观人材》论一旦季札“自吴出,见诸国贤者,便倾盖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郑子皮授子产政》条论子皮与子产之政之功,卷十二《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条论费无极之佞等,都有可取之处。

当然,由于时代及思想认识的局限,吕祖谦在《左氏传说》及《续说》中,也发表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见解,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条,批评《左传》不见楚庄王“傲然有纂逆无君之心”之大恶、而亦以其为“贤君”,卷二十《孔文子将攻太叔仲尼对以甲兵之事未之闻》条批评“左氏于定、哀之间载孔子事甚多,其间皆传闻之失实,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圣门”等等。

《东莱左氏博议》25卷,吕祖谦自序称“为诸生课试之作也”,成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其门人张成招为之作注。全书凡168篇,论事评人,内容十分丰富,颇为后世教授生徒习作史论之文者注重。其中既有借古喻今、借题发挥之辞,也有实事求是、持平公允之论。如卷一《郑庄公叔段》条,评“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与”,已极尽对郑庄公的斥责之能事。而《周郑交质》条,评“平王欲退郑伯而不敢退,欲进虢公而不敢进,巽懦暗弱,反为虚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体矣”,其说与《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所言“郑庄公为卿士,当用则用,当废则废,何必以虚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体……则王纲解纽,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坏了”相近,又颇与客观事实相符。

稍晚于吕祖谦的程公说撰有《春秋分纪》90卷,宋理宗淳三年(1243年)由其弟程公许刊印。此书取《左传》事迹,以史家表志之例分编。凡分年表、世谱、名谱、书、附录等部分。“其世谱,则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则增以妇人名、仲尼弟子”;“名谱,则凡名著于《春秋》者分五类列焉”,对《左传》所载人物,有所传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充分肯定此书的价值说“条理分明,叙述典赡,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体例多与公说相 同”。

两宋时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上述诸种文史类著述外,还有一种以《左传》人物行事为题材的赋作,别具一格,颇值得注意。如被收入《历代赋汇》中的宋人徐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李宗道《春秋十赋》、毛友《左传类对赋》等即是。

徐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是继北宋初年吴淑《事类赋》以后又一篇以赋为学的大赋宏文,凡一百五十韵,计一万五千言。从篇幅上讲,此赋为历代赋中文字最长者,从内容上看,此赋则罗列了《春秋》经传中的重要人事典实,诚如郭维森、许结先生《中国辞赋发展史》所评,乃是一“艺术化的《春秋》学辞典”。例其赋文云

越椒有熊虎之状(定公四年),伯石是豹狼之声(昭公二十八年

郑子产善相小国(昭公四年),楚商臣能行大事(文公元年

郑庄有礼(隐公十一年)、齐襄无常(庄公八年

虢公无德而禄(闵公二年),楚围不义而强(昭公元年

邓曼妇人,知莫敖之必败(桓公十三年);然明君子,识程郑之将亡(襄公二十四年

宫之奇为人太懦(僖公三年)、阳处父立性过刚(文公五年

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形象性或艺术性,但却也表明了作者对《左传》人物的某些认识与看法。李宗道《春秋十赋》中“越椒熊虎之状,弗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云云,亦与徐晋卿赋体例近似。

三、专门之学元明清《左传》人物评论的继续与繁荣

元明清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以清人的成就为突出,而一批《左传》人物评论专门著述的出现又是其重要特点。

元人如吴澄《春秋纂言》十二卷,“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其中即有《人纪》一篇。

明人陈懿典(字孟常)《读左漫笔》一卷,为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27条,皆就《左传》中有关人物、事迹发表议论。试举其例如《箕之战》条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首),面如生。陈孟常曰“不但尔日,千古怒气尚如生也”。

《齐晋案之战》条此段叙事,典赡委宛,而词令俱胜。事多与汉事相类。邵克、张侯之血战,汉高‘虏中吾指’之喻祖之;逢丑父之脱齐侯,纪信之诳楚祖之;宾媚人萧同叔子之对,‘吾翁、若翁’之对祖之。师归而诸将让功,可见春秋人物犹有三代遗意。

《屠蒯》条谈言微中,是滑稽而讽谏者,大胜后世东方大夫之流。其存智氏于言外,胜优孟之于孙叔敖多矣。

陈懿典或就某一事而品评人物,或径直就某一人物发表见解,往往也颇中肯。

还有明末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的《史怀》一书。《史怀》20卷,有选择地评论了《左传》等八部古代史书,其中评《左传》部分,内容颇多涉及对《左传》人物的评论。例如,《左传》庄公四年记载,楚武王伐随,其夫人邓曼曰“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在这里,邓曼是将军队的安危、国家的祸福,摆在自己丈夫的生命之上的,故《史怀》就称赞说“此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说,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识也!”其他如称郑商人弦高用自己的财物犒秦师以救国家之难是“天生妙人、天定妙著”;评邾文公在“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条件下迁都是“知命”;评晋平公能用楚囚钟仪使归求成为“非独妙于观人,亦巧用于人”;评秦穆公用孟明视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如说“春秋诸霸佐皆不及管仲,而齐桓本质较之晋文、楚庄、秦穆最劣,独以能用管仲胜之耳”等等,都可见出钟惺对人才重要性和《左传》人物的认识水平。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著录明刘节撰《春秋列传》与姚咨《春秋名臣传》亦应予注意。《春秋列传》5卷,取《左传》、《国语》所载列国诸臣,类次行事,各为之传。始于蔡公谋父,终于蔡朝吴,凡202人;《春秋名臣传》13卷,始于周之辛伯,迄于虞之宫之奇,凡148人,传末各附以小赞,大旨与宋代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相出入。

清代的《左传》人物评论,著述丰富,成绩斐然。以下试分三个阶段概而论之。

清初至乾隆以前的清前期,主要有马《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左传姓名考》,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冯李骅《春秋左绣》等重要著述。

清初著名史学家马(字宛斯)的《左传事纬》12卷,是在宋代叶清尘随事类编的《春秋纂类》、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等《左传》纪事本末体基础上后出转精者。《左传事纬》易原书编年体例为叙事,以事为纲,将《左传》所载内容类分为“郑庄小霸”、“楚武始强”、“齐桓霸业”至“越勾践灭吴”等13题及“郑叔段之乱”等108篇,每篇之后又置一篇评论,对所载主要人、事予以论断、分析。故读此书能使读者对春秋年间重要史事之本末一览即解,能掌握《左传》人物的重要事迹与性格发展过程,并能了解马辅本人对《左传》人物事迹的见解。此外,书中附载有马氏自撰《左丘明小传》、《左传图表》、《名氏谱》、《左传字奇》等,亦是研治《左传》者可参考的有用资料。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53卷,《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提要认为“此书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但此书与章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序不同,而“以国为记”,凡分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列国等卷,颇便于掌握列国人物、事件的发展演变之迹。

顾栋高用四十年精力著成的《春秋大事表》50卷,是清代前期《春秋》经传研究最有分量的著作之一。该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内容涉及世族世系、政治外交、军事史实、人物等,凡131篇。在专门的材料归纳之后,又加以评论。其中如《卿大夫世系表》、《楚令尹表》、《宋执政表》、《郑执政表》、《乱贼表》、《人物表》、《列女表》等,均是《左传》人物研究的成果。如其《人物表》之叙论云

昔班孟坚纂《汉书》,列表十,其终曰《古今人表》。余读之殊苦其不伦……以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号为极盛。无论孔子大圣,垂法万世,即如柳下惠之和圣,季札、蘧伯玉之大贤,亦古今罕俪。而谗佞、乱贼之徒,后之殊形诡状者,亦莫不毕见于春秋之世。无他,国异政则贤否绝殊,世变亟则奸邪辈出也。谨就其中,区其类为十有三曰贤圣、曰纯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独行、曰文学、曰辞令、曰佞臣、曰谗臣、曰贼臣、曰乱臣、曰侠勇,而以方伎终焉。 从这则叙论文字中,我们即可了解到顾栋高之所以为此《人物表》以及他将二百四十年中人物区分为十三类而各列其中之用意。这其实正是史家的一种历史人物评论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顾氏此著亦有高度评价说“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程)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辩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1卷,为补自宋以来湮没不见的晋杜预《春秋释例》中“世族谱”一篇而作,而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世系表》二卷,互有详略,可以相辅而行。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四”该书提要曰“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参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春秋左绣》30卷,《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又作《左绣》,为清康熙间学者冯李骅、陆浩同编。卷首有朱轼写于康熙五十九年的《左绣序》称“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困离奇之概云耳”。《春秋左绣》一书,正是从“文章”而不是从“经传”的角度来论《左传》之文及《左传》之人物的。

该书首载《读左卮言》及《鲁十二公说》、《周十四王说》等专文。《读左卮言》,是冯李骅“专以文论”《左传》文章、文学成就特色的长篇专论,内容既是丰富,文字亦为华美。作者于其“格调”、“笔法”、“篇法”、“作意”、“叙法”等一一论之,指出了《左传》“极工于叙战”、“好奇”、“极长于诗”等许多特点,还高度评述其描写人物的杰出成就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读其文,连其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鲁十二公说》与《周十四王说》,是两篇评价春秋时期鲁国君主与周室天子的人物论。如评鲁十二公云“隐有让国之贤”,“桓有弑兄之恶”;评周十四王云“平王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训”,“桓王助沃逐翼,全懵裂冠之戒”,“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灵王生而有髭,虚有其表,景王多言,举典徒托空言”,如此等等,虽文字简括,却以事论人,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回味春秋时周天子及当时诸侯一类人物的性格行事。

以乾隆、嘉庆八十余年为标志的清代中期,关于《左传》人物评论研究的文著很多,这里仅就所见范乙青《春秋左传释人》与赵青黎《读左管窥》予以论述。《春秋左传释人》12卷,卷首乾隆五十三年范乙青《自序》云

子舆氏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欲论事者,首贵知人。人之始未详,即 欲论事,而其道无由也……孰谓读《左氏传》者,不当作如是观?……自王朝、列国卿士大夫,暨戎狄蛮夷,共得人一千九百有奇。支分派别,编为六卷;复考订王朝、诸侯世次四卷,又辑王后、诸侯夫人下逮臣妇为一卷,传中称引之古人为一卷,名之曰《春秋左传释人》。举二百四十二年之人,逐一覆定……从事《左氏春秋》者,流览乎此,传中之人无一不悉其本末,夫而后因人以论事,即事以征义,默会乎左公之微言,以折衷《春秋》之大旨,庶乎立言有本,不至流为空疏、浮滑之谈。

在此序中,范氏不仅概述了此书的内容、体例,还说明了之所以要撰此“释人”之书的用意缘由,提出了“欲论事者首贵知人”、“因人以论事”的读史治史观,充分表现了对《左传》人物的重视。此书以“释人”为主旨,全书在先列“世系图”、“年表”之后,分卷依次释“王朝世次”(周平王以下十四王)、“诸侯世次”、“小国世次”、“王朝臣考”、“诸侯臣考”、“小国臣考”、“戎狄臣考”及“妇人考”、“古人考”、“同名考”,共得一千九百余人。全书体例严密,排列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俨然成为一道《左传》的人物长廊。对于列入书中的人物,自周王、诸侯、大夫乃至妇女等,大都撰有一段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简介其姓名、出身、履历及行事功过,其中亦不乏中肯的见解。其例如评晋悼公

晋悼公名周,襄公曾孙,出在周。成十八年,栾书等迎而立之,年十四岁。即位之初,用人行政,国运一新。是年韩厥为政。襄元年,为宋围彭城,取其叛臣五人以归。四年,听魏绛之言和戎。七年韩厥请老,知为政。十年、十一年,合诸侯,三驾伐郑服楚不敢争,霸业复振。君明臣忠,下和上让,其气象规模,视文公尤为正大。十三年,荀偃为政,废新军。十四年,会诸侯伐秦。十五年卒。在位十五年。今黜宋襄公,进为五霸之终。(卷二·晋世次

在这篇仅一百六十余字的文字里,简介了晋悼公的名氏出身及用人行政、复振晋国霸业的主要事迹,给晋悼公以高度评价,使之列为“五霸”之数。这与他在该书卷首《凡例》中论五霸,桓公为盛,晋文、秦穆、楚庄尚属振拔有为之主,而宋襄公“以贪鄙之才,行暴虐之政”,不当列五霸之伍的认识是一致的。

又如卷8《卷世次》论子产,在近二百字的篇幅中,系统而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子产的身世与内政外交之功绩,评价其“生平事大睦邻,敬君爱民,用人行政,美不胜书,列邦贤人如季札、叔向、晏婴,无不倾倒”,赞之为“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中一人而已”。其他如卷11将从晋文公重耳之亡中诸女性季隗、姜氏、怀赢等均纳入评论范围,且赞齐女姜氏“与子犯谋醉文公而遣之真可谓女中之雄”,表明了对妇女及一般人物的注重。

《读左管窥》为乾隆时学者赵青黎晚年所著。该书共51篇,其中以论《左传》人物为题者,即有《鲁隐公论》、《桓公论》、《五霸论》、《僖公论》、《鲁三家论》、《孟献子论》、《至论》、《子产论》、《晏婴论》、《定公论》等三十余篇,占全书五分之三强。赵青黎在评论《左传》人物之时,常持传统道德伦理与尊周室正统观念。如斥初图霸业的郑庄公为“奸人之雄”,直呼“郑寤生敢于无王”,“不诚为万世之罪魁也与”等等,显然可见出其思想认识的守旧、陈腐。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往往有较为通达、开明之处,其中尤以对郑子产推行政治改革措施的肯定最有代表性。如对子产铸刑鼎以成文法治国的行为,古时学者多持批评意见,赵青黎《子产论》则既称赞子产是“春秋第一流人,其美不胜述”,而且也充分肯定他“铸刑书”乃至“作兵赋”、“不毁乡校”的行为,是“将以儆夫族大宠多者也”,而非以“威民”,并指出叔向贻书子产责其铸刑书之过是“不知子产实甚”。

道光以后的清代后期及至晚清近代,对《左传》人物进行研究评论的专门文著并不多见。但近人吴生《左传微》等书仍值得注意。吴生系清末著名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左传微》为吴氏与其同学刘宗尧(培极)所合著。是书划分章卷,以马《左传事纬》为蓝本而稍为之更定。马氏“以事为主”,此书“以文为主”,要在发明《左传》“微言”。全书共分为12卷、108篇,虽“以文为主”,但实际上却多是以人物行事命题,如“郑共叔为之乱”、“齐桓之霸”、“晋惠之入”、“晋文之霸”、“郑穆公之立”、“楚商臣之变”、“楚庄之霸”、“宋子罕之贤”、“吴季札让国”、“子产相郑”、“楚灵之难”、“晋祁氏羊舌氏之亡”、“孔子用鲁”、“勾践灭吴”等等,显然是“以事类人”的。这一点,从吴生在各篇名之下的题注中更可见出,试 举其例如

《郑共叔段之乱》此篇以诛庄公不孝为主;《晋文之入国》此篇讥晋文之无大志;《秦晋之争》此篇以穆公之霸,能用孟明为主,烛武、弦高、先轸,皆映带生色处;《子产相郑》以“古之遗爱”为主。

吴氏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往往能“因人以论事”,着重分析《左传》作者对史事之主体——人物的言行品性及性格特点。

在卷首所录的吴氏《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中,更深入论述了《左传》叙事写人之成就与艺术特点。如云

《左氏》之意易测耳,凡其所推崇褒大者,皆必有所不足,其所肆情诋毁者,必有所深惜者也。一言以蔽之曰“正言若反而已矣”。

是故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之盛,而《左氏》皆有微词;至于宋襄,顾独若有所推重者……以此推之,则知所尝诋毁如子玉、先□、贾季、卸至诸人,皆其所甚惜者也。其所褒美,如郑庄、宣孟之徒,皆其所深诃痛斥而极之于不堪者也。 由此可知,吴生论《左传》,的确是以探索《左传》作者借历史事件叙写人物形象之用意为主。故此其《左传微》一书批注,往往以分析书中人物品性为多。这是研究《左传》文学成就者尤其应予注意的。

另据陈垣、王重民等编著《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65年本),清代学人论《左传》人物的文章,尚有俞樾《左氏春秋传以成败论人说》、钱兆鹏《鲁隐公论》、龙启瑞《隐公论》、张履祥《文姜说》、钱保塘《孔父称名辨》、张宗泰《臧文仲考》、李绂《楚商臣论》、王士禛《宋公子鲍论》等。

属于传统的文史研究范畴的中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成绩是明显的。同时,其理论的缺乏和专门系统的成果不够,也是明显的事实。然而,古代的《左传》研究者们,毕竟提出并实际进行了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颇为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它当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与整理。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