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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民歌与爱情文学中的两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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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痴情女子负情汉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其《国风》中的情诗虽然几经儒者附会,以服从于儒教的需要,但其中的痴情怨女和负情汉等文学形象,却因其形象的明确性而少见否定者。儒学者们的穿凿附会,大多不在形象本身,而多在诗旨上,如“托男女之事,写君臣之义”之类。

《国风》中的《卫风·氓》、《邓风·谷风》等,其男主人公就是以受人谴责的“负情汉”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而女主人公则是值得同情的痴情怨女。《氓》中女主人公以自我的口吻控诉了丈夫“二三其德”的行为,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分是士大夫的民族气节。这就是所谓“义”的内涵。这种“义”与文天祥内在的“浩然之气”融合,在“仁”的规范场中得以调和、统一。这就是舍身取义,义尽而仁至。必须指出,这时文天祥性格内场各种量的数目在激烈的震荡、运动中,从错位到回归,重新获得了平衡。这种平衡显然不是原来意义的平衡,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衡。文天祥正是通过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才逐步扬弃了自己性格中的异质,从而达到“取义成仁”意义上的升华。生命的冲突与调谐,性格的错位与回归等等,都在这个能量场的运动中表现出来,最后在大都就义,虽死犹荣,浩气长存。

从临安到镇江,是文天祥一生中光彩照人的一段经历。七百多年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从这里汲取了斗争的力量,可惜过去很少有人提及。文天祥的可贵,不是给后人留下一个神的牌位,而是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的性格演变轨迹,其可敬之处正在这里。遇。女主人公的自诉鲜明地体现了她善良而多情,勤劳而又安于贫苦的品质,同时也揭示了男主人公的面目:开始“蚩蚩”然,而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也是勤劳善良的,而男子,起初只是想借女子来对付穷苦的生活,“宴尔新婚,以我御穷”,处境一旦好转,就把勤劳善良的妻子抛开,“既生既育,比余于毒”。

这两首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叩“负情汉”是全恶的,没有丝毫值得同情的善的一面。而女子则具有善良勤劳等优秀品质,由痴情纯真而终至怨恨,不能自已,是值得同情的“痴情怨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以单纯为美,性格单一,要么全恶,要么全善的类型化现象。

诚然,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形象日渐丰满,性格也日渐复杂化,这种以性格单一为特征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与特定历史内容和文化心理相结合的类型化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随着男权的强化和礼教的逐步完善,男女情爱所受的束缚越来越多,男女地位也越来越不平等,给爱情和婚姻生活投下了层层阴影,妇女更深受其害。而惩恶扬善,自古则是我国民间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服从于谴责男子负情,同情女子痴情的思想倾向,这种“全善”与“全恶”的,类型化的“痴情女子负情汉”形象的出现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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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赣南师院学报》199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