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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散文艺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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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薄弱一些。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

   A、文体特性——洋洋五千言,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B、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宇宙人生的永恒性关照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著《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C、写作艺术——无心为文,自然成采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关于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普遍认为《老子》在比喻和排比的运用上独具特色。汤漳平认为: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从而“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他的哲理”。陆永品亦认为,《老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形象来阐发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章沧授对《老子》的语言修辞手法作了更为全面具体的研究,认为《老子》在句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他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各种句式,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文章重点分析了排比和对偶两种句式:《老子》中的排比句数量多,格式齐备,形式灵活,运用巧妙,“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老子》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对偶句以整齐的句式有机地错置在各章中,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启迪无穷。”章文对《老子》用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运用明喻、博喻、隐喻来说明事理,并且不拘一格,形式灵活,风格多变,有其独到之处,“有时如江河尽泻,一气贯通,有时又像逆流回旋,顿挫抑扬;有时若短兵相接,锋芒毕露,有时又含蓄不露,回味无穷。蔡靖泉从散文艺术的角度对《老子》的语言表达技巧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它的句式往往随言理抒情的需要而自由组成,“一章之内是三言五言不定、七言八言相杂,较之当时已经形成参差错落风貌的楚辞更加散文化了”,“明显地表现出散文的特征”,因为“长短不一的句式交错出现在作品中,其形式便有参差变化之妙,其语气也有起伏顿挫之感,自然亦能够更加自由而充分地抒情,更加明晰而透彻地说理”;《老子》中比喻不仅仅是一般的“举他物以明之”的修辞手法,而是“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以构成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想象表现为联类无穷的思维运动,使比喻具有联想功能,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抒情色彩。

  《老子》句式整齐,不仅用排比而且多用韵语以齐其句、密其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显得十分突出。对于《老子》用韵,自宋代起,不少学者通过与《易》、《诗经》、《楚辞》音韵的比较,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及范围包括韵例、韵部、韵谱等,属于音韵学的范畴,关涉散文艺术者无多。朱谦之《老子校释》,每章后有“音韵”一目,罗列众说,间出已见,多有对其艺术效果的抉发,朱氏认为,若不知其用韵,则“不但不达五千言铿锵之妙,且不足以语诸子之文矣。”因此,论及《老子》艺术的论著,鲜有不及其音韵之美者。汤漳平认为,《老子》不但文体兼有《诗》、《骚》的特点,其用韵亦是融合了二者而成,“语音节奏和谐,合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章沧授认为,《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押韵,“押韵不仅多而密,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变换灵活。有一句或数句一转韵的,有一章一韵到底或一章数韵的,还有句中、句首、首尾、双声、叠韵等韵例。这些韵句‘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可歌可诵,金声玉振,韵味悠长”,加之《老子》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造成了音节的抑扬顿挫,缓疾协律,“既有形式参差之美,又有明快雄健的节奏美,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牧石,原名石霜舫,历史文化学者,自由作家。有作品100余万字。湖北天门市人。

原载:作者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