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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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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有没有整体的结构?或者说,屈原写作《九章》时,有没有总体的构想、通盘的考虑?现在普遍的通行的说法是没有。此说承朱熹的认识而来,至今已传衍一千多年。《九章》排列究竟有无次序?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而在主张有的人中,亦有两种见解,占多数者认为只有自然的时间性的次序,个别人则认为可能屈原创作时有安排,但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这一分歧自王逸后开始,至今已近两千年。因而,若要再深入研究《九章》的这类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这段历史。

研究史形成了单一思路

最早对《九章》作出整体性阐释的,当推王逸。《楚辞章句·九章章句》解题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① 这段话说明了以下几点《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地点在江南之野。

《九章》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创作过程,其名为屈原所起。

《九章》的创作目的是向君王进谏,相当于诗的谏文。进谏无效,委命自沉,故其为屈原最后的作品。

《九章》在屈原为国捐躯后即流传开来,其时楚国尚未亡。王逸此说,历经千年而未见驳议,直至南宋朱熹,方提出不同意见

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②

朱熹此说,虽未明指,实际对王逸阐释的中间两点作了全面反驳。他认为《九章》的创作并不集中——“非必出于一时之言”,原为散篇,乃“后人辑之”,《九章》之名也当为后人所起;《九章》创作的目的也并非向君王进谏,乃为抒发情志——“随事感触,辄形于声”。至于王逸的第一点,后代学者则多有误解,以为朱熹反对《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而将认定《九章》作于怀、襄两世的观点归于朱熹。其实这点朱熹倒是与王逸的看法相同,他在《楚辞集注·离骚经序》中言曰“王疏屈原,屈原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而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终不见省。”这说明朱熹也认为《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 ③ 。而对于第四点,并未见朱熹提出异议,说明他同意王逸的见解。

自朱熹对《九章》提出新的解释,其后学者多遵从之。明汪瑗对《橘颂》解题曰“或曰,《九章》余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独以此篇为平日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后人收拾屈子之作得此九篇,故总题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所编者也,又安得以此篇为放逐之作乎?” ④ (《楚辞集解·九章》张京元曰“原既放,时为愤辞,先后集之,偶得九章,非有所取义也。” ⑤ 至清代,蒋骥在此基础上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昔人说《九章》,其误有二。一误执王叔师顷襄迁原江南作《九章》之说,而谓皆作于江南。一徒见原平生所作,多言沅湘,又其所自沉,亦于湘水,而执江南以为沅湘之野,故其说多牵强不相合。余谓《九章》杂作于怀、襄之世,其迁逐固不皆在江南。而往来行吟,亦非一处。 ⑥

有关《九章》整体的解释,到蒋骥处可谓告一段落,几种主要见解均已具备,以后虽仍有若干新见出现,然仅为枝节性的,并没有总体格局的改变。

关于《九章》排列的次序,历来也有不同见解。如戴震就推测《九章》排列无次序,认为考求次序并无必要 ⑦ 。然戴震之前,朱熹对《九章》的阐述其实就含有这层意思。他既摒弃了王逸有关《九章》创作目的的观点,认为是随时有感而发,并无计划性,又照搬王逸的排列,不作任何说明,无非是认为其次序已不可考,姑且从之。然而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九章》各篇至少在写作时间上应有个先后,其排列次序应当还是可考的。他们考求的原则,是将每篇内容与屈子生平相印证,确定出大致的创作时间,然后排列次序。在具体的考证方法上,各人又有所侧重。

如明汪瑗侧重于将屈子事迹与历史事件相对照,从而认为《惜诵》“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隐遁远去之志”。《涉江》“其作于遭谗人之始,未放之先欤?与《惜诵》相表里,皆一时之作”。《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东迁陈城之时。《抽思》因有“悲秋风之动容”句,可以考定作于顷襄王时,应在《哀郢》之后、东迁之秋时作。《怀沙》为屈原迁于长沙时作,“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思美人》亦作于《哀郢》之后,《惜往日》“非临绝之音”,当作于怀王十六年,其时齐、楚断交,张仪为楚相。《橘颂》“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者也”。《悲回风》“篇末‘骤谏君而不听,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足以证屈子之实未尝投水而死也明矣”,当在《怀沙》之前 (以上均见《楚辞集解·九章》)。

明黄文焕则主要注重各篇中有关时间的诗句所提供的信息,如据《惜诵》“愿春日以为糗芳”句,定其作于始放之年前的冬天,“预计明年春日之欲行”;据《抽思》“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望孟夏之短夜”等,定其作于始放之年春后,自夏迄秋,均在流放途中;据《涉江》“旦余济乎江相”、“欸秋冬之绪风”,判断屈子在南行途中,经秋入冬,故当在《抽思》之后;因橘为冬候之物,大约在溆浦所见,故定《橘颂》作于涉江之后;又据《悲回风》“岁忽忽其若颓”句,定其作《橘颂》于当年之岁末;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句,定其作于流放九年之后;又据《怀沙》“滔滔孟夏”、“汨徂南土”句,定其为屈原投水自沉前一月所作 ⑧ 。

明王夫之则侧重于分析诗中屈原具体的思想、心理,与其生平相对照,他认为《抽思》为“原于顷襄之世迁于江南,道路忧悲,不能自释,追思不得见于君见妒于谗之始”,是追思退居汉北之事。《橘颂》“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哀郢》是“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定其作于顷襄王弃故都以迁陈时。《思美人》为“述其所为国谋之深远,前后一志,要以固本自强,报秦仇而免于败亡。忠谋章著,而顷襄不察,誓必以死,非悻悻抱愤。乃以己之用舍,系国之存亡。不忍见宗邦之沉没,故必死而无疑焉”。《怀沙》“自述其沉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所谓不畏死而勿让也。……盖绝命永诀之言也”。《惜往日》为“追述初终,感怀王始之信任,而惜功之不遂。谗人张于两世,国势将倾,故决意沉渊,而余怨不已”。《悲回风》“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言也。无所复怨于谗人,无所兴嗟于国事。既悠然以安死,抑念君而不忘” (以上均见《楚辞通释·九章》)。

清夏大霖又主要以时地结合文章之语言加以判断,认为“《九章》之《惜诵》篇,独讼谗人,不及国事,乃上官行谗,王怒见疏之始作。”“《思美人》作于汉北无疑,应是二十四年倍齐合秦,言事触怒,见放于汉北乃作。”“《抽思》篇有‘所陈耿著,岂今庸亡’之语,晚争倍齐合秦事,乃继《思美人》作。”“《涉江》、《远游》作于始迁江南之时,辞气俱壮。”“《橘颂》作于初至江南之秋,自负正多。”“六年谋与秦平,七年迎妇于秦,此谓之‘回风’,谓之‘施黄棘之枉策’,哀生惨发于行间,不欲生矣。乃相继作《惜往日》,作《哀郢》,作《招魂》,以《怀沙》终焉。” ⑨

至于清蒋骥重于地理 (《山带阁楚辞·九章》) ,刘梦鹏重于司马迁之论述等 ⑩ ,限于篇幅,不再录出。现将以上有代表性的几家对《九章》排列之顺序,列举如下

王逸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汪瑗橘颂 惜往日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思美人 悲回风 怀沙黄文焕惜诵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颂 悲回风 哀郢 惜往日 怀沙王夫之惜诵 抽思 橘颂 涉江 哀郢 思美人 怀沙 惜往日 悲回风夏大霖惜诵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颂 悲回风 惜往日 哀郢 怀沙蒋骥惜诵 抽思 思美人 哀郢 涉江 怀沙 橘颂 悲回风 惜往日

刘梦鹏哀郢 抽思 橘颂 思美人 悲回风 涉江 惜往日 惜诵 远游(以代《怀沙》

以上所以不惜篇幅,将汉至清对《九章》整体性研究之梗概理出,是在于这段研究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一、《九章》有无整体构想与如何排列次序表面看似两个问题,实际互为因果。如果屈原对《九章》确实没有整体的构想,推求《九章》各篇的次序在当前史料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就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它只能是学者凭借学术热情所进行的一种猜想;如果屈原对《九章》真有整体的构想,那么通过对文本细致深入的研究是可以求其大概的,而排列次序也是应该能够解决的。反过来,《九章》的排序问题若果真能弄清,那屈原对其是否有整体的构想也就一目了然。因而,这互为因果的两个问题只能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而前代学者恰恰一直是“分而治之”,得不出较确定的结论也就只能是一种“必然”。

二、除了前一个单一思路,在具体考定《九章》的排列次序时,前代学者几乎全以单篇内容与屈子生平、历史地理等相印证,这种方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史料有限,屈子生平事迹很多地方是不清楚的,以这些不确定的事迹作考据的基础,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加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侧重面,不同的侧重面将引出不同的次序,不同的次序则显示各篇不同的关系,所以各人考定的排序便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从以上所列即可见一斑),根本找不出共同点。而想将各个侧面综合起来的努力则是枉费精力,它只会使研究陷于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一团混乱之中。

三、但这决不是说前人对《九章》整体性研究无所作为、毫无贡献。如朱熹就打破了自王逸以来千年的固定思维模式,开辟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推进了《九章》甚至整个楚辞研究的发展。后人在此基础上得出《九章》并非全作于顷襄王时,并非全作于江南等观点,也完全是正确的,足资后人借鉴。但另一方面,由于后代学者几乎全沿着朱熹的研究思路探索,这就又形成了新的模式。而朱说中原就有不准确、不可靠之处(如“后人辑之,得其九章”等),后代学者再加以放大,便形成新的谬误。刘梦鹏索性将《九章》中的《怀沙》抽出,而以《远游》代之,即是一极端之例。但更换亦有更换的理由——既是后人辑之,你可以这样辑,我那样辑又有何不可?何况司马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还将《怀沙》单提——“乃作《怀沙》之赋” 11 。

四、这一研究思路发展至清末已走到极端,可以说走进了死胡同,现代学者郑振铎、游国恩、郭沫若、陆侃如诸先生,对《九章》各篇都有自己的排列,思路与上述大略相同,说明近百年来《九章》的整体性研究仍未脱出此窠臼,故难有真正切实的新见解,更不用说突破了。

现在,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思路对朱熹的结论,我们可以宗其精神,而不必囿其成说;对王逸的阐释,我们只能扬弃,而不能抛弃。既然单一研究、单篇对应的路子走不通,我们就不妨将两个问题综合起来,将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到文本自身、放到内证、放至整体上来。其实前人也早有类似论述“总之,求楚辞于注家,不若求之于史传;求之于史传,不若求之于本辞。” 12 这当然不是要弃以往注本和史传于不顾,而是提醒研究者要将重点与主要精力放到文本上来。相比于以往单篇的研究,我们更应当注重考察《九章》各篇间的关系,看看它们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联系?

语言形式所提供的信息

《九章》有着较统一的语言风格,这点前人早有论述。朱熹曰“今考其词,大多直致而无润色。”明焦竑反驳曰“读其词,当悲其志,亦何必问工不工耶?” 13 ——这反而从另一角度承认了朱熹的意见。不过,赞同也好,反对也好,“叹其质直”却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尽管“叹”的内涵往往不同。《九章》的创作历经怀、襄二世,时间跨度逾三十年,却保持着大致相同的语言风格,这便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屈原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创作计划?不过,也可以有这样的解释《九章》出于同一诗人之手,抒发情志相似,结构手法相近,具有大致相同的语言风格便本是很自然的事,未必需要什么总体计划。因而,单凭对语言风格的直觉并不能提供确切的信息,必须作深入一层的分析。首先,看《九章》的遣词。

与屈原的其它诗篇相比,《九章》的遣词呈现出某种倾向性。如屈骚中使用“志”字共二十四处(《远游》存疑,一处不计) 14 ,《离骚》仅两处,其余全在《九章》中,即《惜诵》五处,《抽思》二处,《怀沙》四处,《思美人》三处,《惜往日》一处,《橘颂》二处,《悲回风》五处(此处仍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顺序排列)。除《离骚》外,《九歌》、《天问》等篇均有涉及志向的内容,可屈原都不用“志”字。而《九章》除《涉江》、《哀郢》外,又全都有“志”字,大多还反复使用。再如屈骚中使用“信”字有二十二处,《离骚》五处,《九歌·湘君》一处,其余均在《九章》中《惜诵》三处,《涉江》一处,《哀郢》二处,《抽思》二处,《思美人》一处,《惜往日》六处,《悲回风》一处,与“志”字的使用情况基本一致。

除表现志向、品格一类的词外,这种相对集中还表现于情感、心绪方面。《九章》中“情”字出现有二十二处(《远游》一处不计),《离骚》六处,《天问》一处,《九章》十五处,除《涉江》、《哀郢》、《橘颂》,其余六篇都有。“哀”字十五处(《远游》一处不计),《离骚》四处,《招魂》一处,其余十处分布于《涉江》、《哀郢》、《怀沙》、《悲回风》中。其它如“伤”、“悲”的使用情况,与此大同小异。而屈骚中有些特定的重要的名词,如“女”,在《离骚》、《天问》、《九歌》、《招魂》中均得以出现,《九章》中却一字未有。

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假若说“志”、“信”等字眼在《九章》中高频率出现有着某种偶然性,那“情”、“哀”、“伤”、“悲”等却是屈骚各篇都应该使用的情感类字眼,为何在《九章》中用量如此之大而在其它各篇(除《离骚》外)中或者极少或者根本就看不到呢?由上述统计可以看出《离骚》与《九章》的密切关系,这点后面结语部分还将论及,但为何“女”这个重要名词,《离骚》中出现八次,《九歌》中出现九次,《天问》中出现七次,就连《招魂》中也出现了三次,而《九章》中偏偏一次也不出现,凡需用“女”字的地方都以别的字代替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个——屈原对《九章》有着修辞上的统一考虑。

其次,再看《九章》的用语。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惜诵》中发唱惊挺的首二句,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抒情”的概念,指出“发愤”与创作的关系,透射出屈子对诗歌独特的认识。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两千多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诗穷后工”说,蒲松龄“寄托孤愤”说等,都是对此杰出的继承。尤其是“发喷以抒情”,它并非灵感火花偶然迸射出来的佳句,而是长期思索所得的结晶,因为《九章》中,类似的用语多次出现

申旦以舒中情兮。 (《思美人》)

焉舒情以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 (《惜往日》)

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 (《怀沙》)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抽思》

“舒中情”、“舒情”、“陈情”、“舒忧娱哀”、“结微情以陈词”,表达的意思和程度略有差别,然基本内容与思想则是相近的,足见屈原对“发愤以抒情”之重视——一经于《惜诵》中确立这一思想,便让其在《九章》各篇中屡屡再现。有意思的是《九章》以外的屈诗中类似的词语却一个也没有。难道屈原于那些诗中不需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用这些词语及方式抒发痛苦、忧伤、愤懑、焦虑等等感情?合理的解释也只有一个——屈原有意识地把它们集中于《九章》中,有意识地避免它们在别的诗中出现。

第三,还可以看看《九章》的篇章形式,例如每篇的句数特征。屈骚每首诗的句数,就单篇而言并无一定。如《离骚》373句,《天问》188句 15 ,《卜居》53句,《渔父》38句。但若是组诗,情形就不一样了,《九歌》开头一首——《东皇太一》为15句,末尾一首——《礼魂》为5句,中间除《山鬼》外句数全是偶数,如《云中君》14句,《湘君》38句,《湘夫人》40句,《大司命》28句,等等。但闻一多先生根据《山鬼》用韵的规律,认为在“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三句中,第二句和第三句中间脱了一句 16 。今考其句数规律,足证闻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山鬼》应为28句(现为27句)。首尾句数为奇数,中间全部为偶数,整个组诗句数为偶数,充分显示出动态平衡的美,这当然是屈原的精心安排。再看《九章》,《惜诵》88句,《涉江》60句,《哀郢》66句,《抽思》86句,《怀沙》80句,《思美人》66句,《惜往日》76句,《橘颂》36句,《悲回风》108句全部偶数,无一篇例外,屈子的艺术用心一目了然。将这点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是《涉江》的前一段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披明月兮珮宝璐。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请注意第五句,这是一个艺术创意极高明的过渡句,它意思属上部,而押韵却属下部,它使诗意豁然贯通,文势跌宕起伏,但由此也形成了不可少的三句组。为与之对称,隔几句后诗中又出现了一个三句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这使前段也使全诗句数终为偶数——屈原巧妙地求得了艺术的平衡与和谐。

综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屈原对《九章》有着整体构想,对各篇结构形式作过统一调适,对诗中文句亲手进行过整理。如果说这还只是显示了一些信息,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话,那么下面对诗题的研究将为我提供更确切、更有力的证据。

诗题组合排列所呈现的规律

《九章》每首均有诗题,根据诗题词语之特点,可以将其分成四组。

第一组《橘颂》、《惜诵》。《橘颂》题意较明,历来争议不大。《惜诵》则较难理解,歧义纷出。即以“诵”为例,有释为“论也”的 (王逸《楚辞章句》) ,有释为“言也”的 (朱熹《楚辞集注》) ,有释为“诵读古训以致谏也”的 (王夫之《楚辞通释》) ,有释为一“公言之也”的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有释为“育言之也”的 (戴震《屈原赋注》) ……各种说法统计起来,有几十种之多。而不论哪种解释,“诵”均与言有关系。且“诵”与“颂”古同音,本可互用,“歌颂”亦作“歌诵”。加之,开首两句屈原采用了交错相对手法,“惜诵”对“抒情”,“致愍”对“发愤”,“惜诵”应与下句“抒情”对应起来统一理解,应理解为不愿多言、不愿多歌功颂德之意。那么,《橘颂》、《惜诵》就都与“颂”有关。

第二组《抽思》、《思美人》。同有“思”字,二诗也均在表达一种思绪。

第三组《哀郢》、《悲回风》。“哀”与“悲”语词亦属同类,情感色彩均非常强烈。第四组《怀沙》、《惜往日》。“怀”与“惜”所表达情绪亦十分接近,就诗中语境分析,“惜”比“怀”程度更重一些。

《九章》中,唯一采用中性情感诗题的是《涉江》,而既为中性诗题,理应摆于中间位置,我们将其放于一二组与三四组的中间。现在,假设不知诗人为谁,也不知其生平,仅据这四组诗题所体现出的情感发展线脉,亦可得到如下排列《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惜往日》。这种排列一出,诗人的心路发展变化历程就清晰在目先是意气昂扬地歌颂,后则不愿多言、多诵;接后思绪纷乱,并思念某人;再后经历一段迁徙,情感逐渐变得伤感哀痛,进而变得悲哀;最后只剩下怀念,痛惜往日,一切绝望。

《九章》各篇诗题是谁所取?当然是屈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明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乃作《怀沙》之赋”,并录《怀沙》全文。既然《离骚》、《天问》、《招魂》诗名为屈原自己所取,那《哀郢》、《怀沙》之名为屈原所取也当无异议。由此推之,《九章》其余各篇之名也当为屈原所取。司马迁著《史记》于前,刘向辑《楚辞》于后,刘向辑屈原作品成书时,《九章》各篇篇名当已存在,并且,至今尚未有《九章》任何一篇为后人所取名的记载。既然诗题为屈原所取,屈子创作态度又极其严肃,对《九章》各篇诗题定然推敲再三,以上诗题的组合、排列就无法用偶然、巧合来解释。何况这组合、排列又如此符合屈子的生平事迹和心路发展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屈原自己精心安排的结果,是整体构思所致。况且,《九章》诗题还呈现出另一特殊而有趣的规律。

《九章》诗篇的取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叙事抒情之主旨,于诗句外另撰一题,如《橘颂》、《抽思》、《涉江》、《哀郢》、《怀沙》;另一种则是以该篇首句首词录上,如《惜诵》首句为“惜诵以致愍兮”;《思美人》首句为“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悲回风》首句为“悲回风之摇蕙兮”;《惜往日》首句为“惜往日之曾信兮”。这后一种显然是继承了《诗经》的取名法,但在此基础上又有创造性的发展。《诗经》此类诗之首句首词多未紧扣主题,如《螽斯》、《羔羊》等,而《九章》此类诗题则必扣主题,有的还有象征意味(如《悲回风》)。首句为全诗之主线,首词又为首句之准的,谋篇布局如此巧妙而严谨,这当然显示了屈子独到的艺术匠心。而凡不以首句首词作诗题者,首句必无此特点。《橘颂》首句为“后皇嘉树”,《抽思》首句为“心郁郁之忧思兮”,《涉江》首句为“余幼好此奇服兮”,《哀郢》首句为“皇天之不纯命兮”,《怀沙》首句为“滔滔孟夏兮”,若以其首词为诗题,都无意味,有的还不成话。要么就用首句首词作诗题,要么诗中的成词诗题一个也不用,这也充分证明了屈原对《九章》诗题有着整体性的考虑。

这里唯一可能有争论的,是《抽思》。《抽思》的取名,应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少歌曰”之后有“与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这虽非首句,却也是诗中句子,“抽思”毕竟为成词。不过《楚辞集注》的“思”字是误录,因王逸《楚辞章句·九章》此句为“与美人抽怨兮”,并于该句下注曰“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拔恨”正是解释“抽怨”,足证王逸本无误。可能后人因诗题为《抽思》,以为是从此引出,又不了解前述规律,擅将此句“抽怨”之“怨”改为“思”,以致造成新的错误。那么,屈原为诗取名为何要采用两种形式?两种形式诗题的排列有没有什么规律?以前研究者均未言及。这肯定不是学者们不注意——如此明显的区别怎么可能不注意?而估计是无法回答。笔者开始研究屈骚时,此问题即存于心中,但久久不敢动探索之念。及至多年后,对屈骚艺术和楚辞学史有了一定的研究,断定前述之单篇对应的释解思路已进入死胡同,方下决心从文本角度着手破译。依笔者对屈子创作态度和心理的了解,知其决不会将一、二类诗题各自重叠摆在一起,而是会将两类诗题错开排列,以形成错落之美。上举王逸等人的排列,就都犯了这个忌讳,不合屈子的创作心理。那么,究竟应如何错开排列呢?观察前面按诗题词语所组合排列的顺序,会发现规律就存乎其中每一组的前一篇为第一种取名——于诗句外另撰一题,后一篇为第二种取名——以首句首词为题,无一例外。并且,第一组以《惜诵》结,第四组亦以《惜往日》结,以“惜”首尾相呼应,使整个《九章》诗题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如此错落有致、严整不乱又完全与第一种规律的组合排列吻合同位,这更是无法用碰巧、偶合来强释之,只能视为屈原精心地整体构撰的体现。至此,本段开头的两个棘手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篇中与结尾所展现的心路历程

现在,我们暂时抛开诗题组合,再从情志抒发表现的角度对各篇次序作一个排列。《橘颂》之主旨在于表达诗人崇高的理想和热爱本土、热爱本民族的坚贞不移的志向,诗中的象征形象和意味——“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显然为早年未被疏、被放时所作。《惜诵》未述及放逐后的任何事情,抒发的是为君王所误解、政治理想破灭之愤懑心境“欲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表现出继续留任朝廷还是隐居山林的矛盾心态,自然是初被疏时的情绪。《抽思》则表现了诗人试图从纠缠一团的万端思绪中理出头绪的心境,对君王的疏斥有解释而无愤慨,有忧愁而无痛恨,“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独处此异域”,说明此篇为被疏于汉北时作。《思美人》是《九章》中唯一略微表现出轻松愉快心情的诗篇“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娱乐兮,遵江夏以娱忧。”诗中“美人”指谁?屈原为何独于此时有好心境?笔者认为,“美人”是一词双指,既是怀王也是顷襄王,屈原于此时对君王又寄有希望 17 。这当然也是作于汉北。《涉江》则不一样了,诗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明知自己后半生境遇悲惨,而坚持高洁情志决不动摇!这是屈原由汉北被放至江南的作品,它是屈原生平、境遇、心情重要转折的表现,在《九章》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当然应排列于《九章》的中心,而中性情感的诗题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哀郢》是《九章》中争论很大的一篇,好在各种争论对本文影响不大,因不论何种见解,均认为此篇是被放江南后作,并且大多认为作于《涉江》之后。《悲回风》为我国古诗中最早的悲秋之作,其衰飒的心境比《哀郢》更进一层,近乎绝望的心情已开始透出,故应排于《哀郢》之后。最后一篇,当数《惜往日》了,那种彻底绝望、死志已决的木然心态,那种对君王的痛斥及辞世的具体行动——“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当是绝笔诗无疑。

最后,我们还可将《九章》每篇结尾放至一起观察。我们知道,屈原以抒情为主旨的作品中(《九歌》、《招魂》不属此类),结尾总是表明心迹之处,《九章》自然不例外。将结尾按屈原心理发展的历程串连组合起来,也可以得到排列的次序。

《橘颂》(以下均为结尾)“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自己将向颛顼之师伯夷学习,建立一番功业 18 ,正是满怀壮志之时。《惜诵》“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表明心迹后考虑隐居避祸,对政治理想的实现已丧失信心。《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只能作诗聊以抒情自慰,忧愁痛苦已无处申说。《思美人》“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新王上台燃起新的希望,又想如殷贤大夫彭咸那样建功立业 19 。

《涉江》“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黑白颠倒、阴阳错位的社会,对朝政再不抱任何希望,恍恍惚惚准备被继续放逐前行。《哀郢》“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感到可能永远回不了故乡、回不了郢都了,死亡心理已开始显现。《悲回风》“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20 :追随前贤,辞世自决的方法已考虑好,但又认为没什么作用,是否行动,尚在犹豫之中。《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死意已决,只等待行动的时机了。《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赴汨罗自沉前的最后留言。

将《九章》篇中情感抒发和每篇结尾串连起来后,屈原心理发展的线索是非常清晰的满怀壮志→理想破灭→愁绪万端→重寄希望→希望破灭→绝望而有死意→辞世方法选就→死意已决→投水自沉 21 。这与按诗题词语组合排列的次序完全一致,也与前按语言形式所得出的结论相呼应,至此,对《九章》整体性和排列的次序的研究基本完成。

结 语

现在,将前面散得的结论集中复述如下

《九章》决非没有照应的单篇散作,决非后人所辑,它只是以单篇形式完成的时间跨度逾三十年的特殊组诗。屈原对九篇诗歌有着大致的规划和整体的构想,对各篇结构形式作过统一调适,对修辞方式有着全面的考虑,对诗中文句亲手进行过整理。对《九章》诗题,屈原巧妙地将两类诗名错综安排,且与按词语组合的排列相吻合,也与其心路历程完全一致,它昭示《九章》各篇的排序为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惜往日。

此排列与后人所有的排列均不同,它说明屈原在世时,《九章》的修改、组合已经完成。顺便说一句,自南宋魏了翁对《悲回风》提出疑问以来,怀疑《九章》某篇(如《思美人》、《涉江》、《悲回风》、《怀沙》等)为伪作者,代不乏人。如今《九章》的整体性和排列次序又一次证明了这些见解的错误,因为抽掉其中任何一篇,都必将破坏它的有机组成和艺术完整性。

应该说明,这种整体构想与“非必出于一时一地之言”并不矛盾。《九章》几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后半生的情感变化历程,清晰地勾勒了他心理发展的轨迹,不可能是集中于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且,每一篇都那样真切地抒发出了他或踌躇、或焦灼、或痛苦、或绝望等等思想感情,确乎应是“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因此,屈原这种整体性的构想,贯穿了他的大半生。从诗体、每句字数的变化分析,大约屈原创作《橘颂》时还未有明确的意向,至《惜诵》时开始有了通盘的考虑。而《离骚》应作于《惜诵》之后,前述语言形式上它与《九章》的密切关系,显示二者大约属于同一体系,也可以说《离骚》是《九章》之纲,《离骚》收笔之际也就是《九章》整体构想形成之时。及至《抽思》写就,统一计划已经形成——那后面的“少歌曰”、“倡曰”、“乱曰”显然留下了诗人摸索、试验的痕迹。从此,每当情感如潮冲荡心扉不吐不快之时,屈原必将其作视为整体构思中的一环,也必将印照前作而通盘考虑,因而《九章》就得以以整体的风貌、统一的风格呈现于读者面前。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整体性构思,不仅空前,亦是绝后,它正显现了伟大诗人的大手笔、大气魄!

诗人辞世前(五月五日是早已从容选择好了的),在确定好《惜往日》的诗题后,亲手整理好了全部诗稿和篇名,实际将其排列的密码留给了后人,这也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个信息。至于《九章》之名是否为屈原所取,现在尚不敢断定,但亦不敢否定。因西汉刘向的《九叹·忧苦》有“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之句 22 ,很可能在他之前《九章》之名已经存在。

随着岁月流逝,《九章》篇次淆乱。王逸知其为屈原整体构思所得,却疑其绵长的时间跨度,将其归于谏诗并全部归于被放逐江南后作,明显与文本的精神和情感内容不符。朱熹纠正王说,却同样疑其时间跨度,将其归于后人所辑。二人结论虽相反,而对时间跨度之怀疑却是一致的。后人沿着朱熹的观点继续研究,囿于单篇散作无序之见,形成单一思路,越来越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终致《九章》研究进入死胡同。今天我们反思这段历史,回到从《九章》的整体性、从各篇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索的思路上来,发现了屈原原创意及《九章》排列次序的信息,庶几能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这正如南朝大批评家刘勰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23

①《楚辞章句》,清同治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本。

②朱熹《楚辞集注·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这点金开诚先生已在《屈原集校注·九章》中指出。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楚辞集解·九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同。

⑤《删注楚辞·九章》,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

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下,1933年来薰阁影印清雍正五年原刊本。

⑦见《屈原赋注·九章》,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

⑧以上均见《楚辞听直·九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⑨以上均见《屈骚心印·九章》,清乾隆九年(1744)一本堂刊本。

⑩见《屈子章句·哀郢九章》,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藜青堂刻本。

11《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长沙务本堂刻本。

13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

14屈骚二十五篇,笔者与通行的看法一致,即《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卜居》、《渔父》、《招魂》,《远游》一篇存疑,不过笔者较同意《远游》非屈原所作的观点。

15不同学者对《天问》往往有不同的分句法,此处是按林庚先生《天问论笺》的分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若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 》之分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则为374句,同样为偶数。《卜居》的情况亦类似。

16见《楚辞校补》,辑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古典新义》(三联书店1982年版)。但闻先生认为《礼魂》中也缺了一句,则显然未注意到《九歌》的句数特点,因这里还有一个动态平衡的形式美的问题。有兴趣者可参阅拙著《屈骚艺术新研·结构语言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可参见拙著《诗祖涅 ·情深汉北》,三联书店1996年版。

18自王逸以来注家,多将此伯夷注为殷末孤竹国君长子、不食周粟之伯夷,但似与此处诗意不合。

19笔者认为,《思美人》后半部是寄希望于新上台的顷襄王,可参见拙著《诗祖涅 ·情深汉北》,第112—114页。彭咸,自王逸以来注家,多将其注为投水而死,此注无据。且屈骚中七次提到彭咸,无一处与水死有直接联系。金开诚先生《屈原集校注·离骚》第36—39页所论较详,可参。

20这最后二句已出现于《哀郢》中,此处似为窜入。

21按笔者于《诗祖涅槃》中,已根据《九章》情感抒发特点与屈原的心理发展线索,推测出以上排列,穿插表述于生平介绍中。但当时尚不敢断定屈原对《九章》有整体的构想与整理。

22见王逸《楚辞章句·九叹》。

23《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003年12月19日

[作者简介]

毛庆,1945年生。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屈骚艺术新研》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