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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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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大雅》中《板》、《召旻》和《瞻卬》三诗的作者,前人多存异说。概言之,主要有四一为毛《序》之二凡伯说,二为汉申培《鲁诗故》之《瞻卬》、《召旻》为尹伯奇作说,三为清魏源《诗古微》之凡伯即共伯和说,四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民劳》与《板》同出一人之手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已详辩申氏之误,此不赘述。现在考辨后三说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

清魏源《诗古微·大雅答问下》给我们透露了四条很重要的信息一是在周厉王流彘至周宣王即位的十四年间(前841—前828)共伯和曾摄政称王,二是周桓王时聘鲁之凡伯与作《瞻卬》、《召旻》二诗之凡伯不是同一凡伯,三是周厉王时作《板》诗之凡伯与周幽王时作《瞻卬》、《召旻》二诗之凡伯不是同一凡伯,四是周厉王时作《板》诗之凡伯即共伯和。关于共伯和摄政称王之事,先秦古籍多有记载,现当代学者如郭沫若、杨树达、屈万里、晁福林等均认为共伯和就是出现于西周晚期金文材料中的“白龢父”,这一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除了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所提供的三条证据之外,笔者可再补五证两周金文“伯”多作“白”,则“白”为“伯”之本字,当其爵称;“父”即“甫”,男子之称,当其表字;“龢”为“和”之古字,《周语下》“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龢之”可证,“和”当其名。那么,“白龢父”即“伯和甫”,此一证。《卫世家》称釐(僖)侯太子余为共伯余,其弟和亦可曰共伯和。那么,伯和父即共伯和,此二证。从铭文内容看,伯和父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仆驭、百工、奴隶,并有专人管理,有如此规模藉田者非天子、诸侯及执政卿莫属,此三证。《师□簋》为周宣王元年器,则同年《师兑簋》(一)、三年《师兑簋》(二)、十一年之“师和父”与十二年《□钟》之“和父”,即《师□簋》之“白龢父”,此四证。周宣王五年《□生簋》(一)、六年《□生簋》(二)有召虎(召穆公),五年《兮甲盘》、《兮伯吉父簋》有兮伯吉父(尹吉甫),十二年《不□簋》有公伯(秦庄公子),则“白龢父”(“师和父”、“和父”)与召穆公、尹吉甫、秦庄公子公伯同为周宣王时代人,此五证。

我们将杨氏三证与此所补五证结合,足证金文资料之“白龢父”、“师和父”、“和父”即现存文献之“共伯和”。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干王位之共伯和即卫武公。据史书记载,共国是以夏商时代的共(今河南省卫辉市)为中心发展形成的一个诸侯方国,西周初年三监叛时,周公东征,封其弟康叔于卫,共亦当在此时为卫所并。

《诗·鄘风·柏舟》毛《序》“《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郑《笺》“共伯,僖侯之世子。”则《柏舟》毛《序》之“卫世子共伯”即《卫世家》“太子共伯余”。卫釐(僖)侯世子“共伯”之妻曰“共姜”,足见其食采于共邑,以采邑名而称共伯。那么,世子余早死后,次子和继兄余为世子仍封于共为采邑,故亦可曰共伯,自然同共伯余一样有共伯和之称了。

范文澜认为“卫康叔封世子中旄父为庸伯,康叔死后,庸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卫僖侯封世子余为共伯。” (《中国通史》第一册) 卫康叔子仲旄父排行第二,受封为世子称伯;那么,卫僖侯次子和继兄世子共伯余为世子并受封共邑,亦应称共伯和。果如此,则卫武公,姬其姓,和其名,共其采邑,伯其尊称,故可称其为共伯和。《楚语上》“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此称“睿圣武公”显然为共伯和卒后之美谥;卫武公佐周平戎有功而继先祖之职入周王室为司寇,可谓“克定祸乱曰武” (《逸周书·谥法解》) 之君。则共伯和称为卫武公者,卫其国,武其谥,公其爵,故生前称之曰共伯和,薨后自然称之为卫武公。

那么,卫世子共伯和继位为卫君后何以仍称其为共伯和呢?因为,周人徙封异地时原封之国或邑名不变,新封之国或邑仍沿称原名,此乃其封土授民之通则。如康叔始封于畿内之国康(在今河南省禹县、临汝县之间)时已有“康叔”之称,而其徙封于卫后仍称卫康叔,“康”之称不废。故卫釐(僖)侯次子和继其兄余为世子而袭封其采邑后仍称共伯,继卫君后仍沿用共伯之称。那么,卫武公之兄余曰“共伯余”,而卫武公名和,正合“共伯和”之称。

笔者此说亦有金文为证,周幽王元年二月器《禹鼎》、《南宫柳鼎》、《敔簋》之“武公”即卫武公,且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器《□钟》记井(邢)人为和父作钟,周幽王元年二月器《禹鼎》记井(邢)属卫,则“白龢父”(“师和父”、“和父”)即卫武公,亦即共伯和。

我们在商代卜辞中发现,在天邑商西部水(即沁水)东侧有凡地,为商王狩猎之所。凡地距天邑商西部之榆(今地不详)、家(今地不详)、宁(即泞,地在今河南省修武县之沁水流域)、雍(地在今河南省修武县西、沁阳县东)、楚(即楚丘,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诸地不远,均属于天邑商之地(即所谓商王畿之地)。此天邑商西部之凡地即文献所载周凡国之地,则周公旦东征后将其地分封于其子凡伯为诸侯国。

据史地资料可知,凡城在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二十里。又据隐七年《经》、《传》可知,戎

实执凡伯且胁迫他与之同归,此后(前716), 《春秋》及三《传》凡伯均不再见;盖此时凡国始灭,成为卫国之凡邑。

由此可见,共、凡本为二国,共国比凡国灭亡至少要早九十七年;共、凡后为卫之二别邑,两城相距二十里。我们由此进一步推论,共伯与凡伯应为二人;那么,周厉王流彘之后、周宣王即位之前十四年中摄政称王的共伯和,自然就不是作《板》诗的凡伯了。魏源《板》诗作者凡伯即共伯和的说法不能成立。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在分析《板》诗时,从《板》与《民劳》两诗“戒王”和“警王”之主旨与“用大谏”之创作动机相似入手,认为两诗当为与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地位、才情相似者一人所作,由此否定了毛《序》关于召穆公之《民劳》和凡伯之《板》的著作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因为诗旨相类的诗篇未必是一人手笔、而一人手笔未必是诗旨相类的诗篇。其次是《民劳》与《板》两诗的艺术风格不同。这两诗均具有西周衰微之世凄苦忧愁的时代风格特征,但具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很大。《民劳》全篇重章叠唱,以“无纵诡随”为一篇之主,章法于整齐中见变化,渲染出一派“国将乱矣”的严峻气氛;《板》在艺术上则显得更为成熟,尤以比喻见长,如诗之六章,为了形容“天之牖民”,连用“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六个明喻,取喻奇特,喻意贴切,喻体虚实相间,将本体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

诚然,就一个时代而言,作家作品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就具体作家而言,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但是,从周宣王以降至两周之际所涌现出的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卫武公、家父和凡伯等诗人中,还没有哪一位作者能达到作品风格多样化的地步,更不要说像方氏所说的“借重”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之“名”者了。因此方玉润《民劳》与《板》两诗出自一人之手说是不可信的,而毛《序》所谓《民劳》为召穆公所作、《板》为凡伯所作的说法是可信的。

那么,作《板》的凡伯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毛《序》确指为厉王之时。《诗·小雅·节南山》孔《疏》申之曰“《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则不得下及幽王时矣。”孔氏这一推论是以《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为前提的。然毛《序》、孔《疏》及其他从毛《诗》说者,均未提出《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的确证。至《后汉书·李杜列传》李固引《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而云“刺周王变祖法度”,与毛《序》“刺厉王”异,由此可见其不以《板》诗为周厉王时所作。据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释》引常璩《华阳国志》“固父命师事鲁恭,习鲁诗”,李固《对策》文所言“刺周王”当引《鲁诗序》。

关于《板》诗的作者,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得更为明确

凡伯作《板》诗在厉王末,历共和摄政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伯服,九年王室始骚,中间相居六十余年。此诗之作在幽王时,计凡伯当为八九十岁间人矣。老臣见国事之非,日甚一日,不避祸怨愤激而言。故《序》于此诗(指《瞻卬》)及《召旻》皆以为刺大坏也。

何氏《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之论,可谓破的之语;与何楷不同者是,笔者认为这三首诗均为周幽王时同一凡伯所作。

首先,《板》诗所表现的时代风格具有西周末期的特点。《板》诗之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五章曰“天之方,无为夸毗。”郑《笺》“天,斥王也。”事实上,“天”非指王而是指上天,这是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本诗中“天”与“昊天”共出现了九次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四章曰“天之方虞,无然谑谑。”五章曰“天之方,无为夸毗。”六章曰“天之牖民,如埙如篪。”末章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诗人运用呼告修辞手法,以怨天起笔——怨上天降下灾难、动荡不安、施行暴虐;以忧人收笔——谏周幽王敬畏上天、勿嬉戏享乐而触怒上天。这种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 期创作的其他诗歌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如家父《诗·小雅·节南山》之二章“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五章“昊天不佣,降此鞠。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六章“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九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呼告修辞手法的运用,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忧人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代风格的重要特征。诗人怨上天正在降下灾难和动乱,忧上天正在施行暴虐而对人发怒,都是为了实写即将亡国之象张本。

其次,诗人所忧虑的宗族形态变化反映了周幽王时代的特点。《板》诗之七章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诗之前四句,将价人(士大夫)比作篱笆,大师(执政卿)比作围墙,大邦(诸侯方国)比作屏风,大宗(周王室宗族)比作栋梁,此四者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大厦,周王所恃以安。可见,这是对西周宗族政治格局中大宗统小宗、小宗服大宗这种上下相从的宗族统治网络的形象比喻,也是从正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

我们还可以从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佐证《十月之交》所说的周王室皇父卿士“以居徂向”,《郑语》所载周王室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作东迁打算,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围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所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鲁世家》所载周幽王末期“诸侯畔周”,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屏风。《板》诗之后四句是对宗子在西周宗族政治中主导地位的形象比喻,也是从反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宗子即宗主,他是宗族的统治者,也是宗邑(城)的象征,所谓“宗邑无主,则民不威”即是。宗主的传继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进行的,这是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怀德维宁”言周王以德行威服天下之安宁,“宗子维城”言王位继承人就是王室的象征。周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就是“俾城坏”,终究会使周幽王“独斯畏”。而周厉王太子静假为暴动的国人诛杀,可称为“祸及宗子”,但并非周厉王所为,诗人何以谏王“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呢?第三,诗人所描写的国之将亡的趋势,与幽王时的史事相合。诗之四章曰“多将,不可救药。”《韩诗外传》卷三“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诗》曰‘多将,不可救药。’终亦必亡而已矣。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况人主乎?”此释病人不用贤医而误病,终致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以此作喻,说明周王不用贤臣而误国,终致国将不国,一定会使宗周覆灭。

国之将亡是指周厉王抑或周幽王?我们可从对《诗·大雅》中《桑柔》与《板》的比较中去探求。周宣王时芮良夫所作的《桑柔》之五章中有“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两句,凡伯所作的《板》之四章中有“多将,不可救药”两句,两诗虽均以火(“热”与“”均指火势炽热)作喻体,但其本体迥异《桑柔》喻“国步斯频”,即国运不济,与国人暴动、周厉王流彘及共伯和干王位史实相合;而《板》喻国之将亡,与周幽王骊山之祸、宗周覆灭史实相合。

我们通过对《板》诗文本所表现的时代风格、诗人所忧虑的宗族形态变化和所描写的国之将亡趋势的分析,透视出诗歌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得出《板》诗为周幽王末期凡伯所作的结论,基本上是合乎事理逻辑的。因此,可以肯定,《板》与《召旻》、《瞻卬》三诗的作者同为周幽王时代的凡伯。

2001年1月1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