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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的“求全”与“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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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而它正出自中国春秋晚期的杰出军事学家孙子之口。孙子之所以在军事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被尊奉为“兵圣”、“百世兵家之祖”,除了他曾经辅佐阖庐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立下赫赫战功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撰著了一部近六千言的不朽兵学巨著——《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最优秀代表,《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和哲学的层面,观察、分析战争现象,探讨和揭示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法,奠定了中国兵学的坚实基础,规范了中国兵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兵学的价值精神。唐太宗李世民所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李问对》卷上),可谓是深中肯綮,恰如其分。

  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固然博大精深,胜义迭呈,但最让人为之折服的,乃是他在论述具体军事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论。它洋溢着朴素辩证的思维理性,为人们正确认识、高明解决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提供指导,也为人们从事其他社会领域的活动带来启迪。其中,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集中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老子学说的核心“道”以及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最合算的博弈。为此,孙子推导出用兵的最上乘境界:“上兵谋伐”“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堪称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子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如果拘泥于“全胜”,而忘记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般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以至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招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于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却一直磨励着“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即有舍才有得,得与失是辩证统一的,因而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绝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绝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是充满深邃的哲理的,其“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正与老子的名言“多则惑,少则明”所体现的精神旨趣相吻合。

  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不无启迪意义。“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帜,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美妙图景,“取偏”才是现实,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践行、可以落实的选择。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艺术和人生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以求获得最后成功。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