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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成书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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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彝尊《文选》成书两阶段说辩

《文选》编纂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论者若忽视《文选》成书过程之考辨,则极难讲清《文选》的编者问题。

昭明《文选》的成书过程,《梁书》、《南史》无载,唐人李善与五臣为《文选》作注亦未涉及。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与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语涉刘孝绰与何逊,但并未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

最早涉及《文选》成书过程者却是《文选》成书千余年之后的清人朱彝尊(1629—1709)。朱氏《书〈玉台新咏〉后》曰

昭明《文选》初成,阅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

朱氏此论前两句与末一句,出自宋人吴 《宋本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榖所编。”(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中间两句“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出自昭明《文选序》,本与《韵补》所言毫不相干,但经朱氏贯通相联,罗致因果,则先撰资料长编,再行删选定稿即成为《文选》的成书过程。

朱氏此说,干系甚大。若此说成立,则千卷长编,必假手于人而绝非昭明一人可成。故先成长编,再行删选之《文选》成书两阶段说的面世,为《文选》成于昭明诸学士之手制造了证据 ① 。后之论《文选》编者系成于诸学士之手者无不征此为据。《文选》作为一部自周秦至齐梁,选录作品达七百余篇的选集,若真如朱氏所论先成长编,再成选集,则其非昭明一人之力可成,几乎可不加论证而成立。故《文选》的成书过程与《文选》的编者关系极大。某些研究者正是从成书过程论证《文选》的编者问题的,故论及《文选》的编者问题绝不可忽略对《文选》成书过程的考辨。笔者以为朱氏此说,疑窦不少。

第一,吴氏《韵补》曰“或云”,明告此仅为传言,可信度若何,实难判断。吴氏生当两宋之交,如吴氏尚可目睹梁代昭明所编千卷《类文》,《隋志》、两《唐志》当著录此书。今考《隋志》未著录《类文》,两《唐志》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宋志》亦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六十二卷。庾自直乃隋人,《隋书·文学·庾自直传》“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北史·文苑·庾自直传》与《隋志》所载无大异。

《北史·文苑·虞绰传》尚载庾自直任著作佐郎,并与虞世南、虞绰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两《唐志》、《宋志》著录之庾自直《类文》三百余卷,但此与《韵补》所言之《类文》千卷相距甚远,故两《唐志》、《宋志》所载庾自直《类文》与《韵补》所载《类文》当非一书。且隋人庾自直《类文》更不可为萧梁时昭明集撰《文选》之资料长编。以今传史志目录所载,《韵补》所言《类文》无考。

另,《宋本韵补》明言“本朝陶内翰榖所编”,陶榖为宋人,其编集虽不排除据前贤遗文所编之可能,但断言此书为昭明所集,似嫌武断。

第二,《文选序》所云“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道出《文选》选录作品的筛选原则为“集清英”、“略芜秽”,但《文选序》并未明言据何而“集清英”、“略芜秽”。其中,固有朱 《韵补》所言据《类文》千卷资料长编进行“集”“略”之可能,亦有据前贤时贤总集“集”“略”之可能。岂可因“集其清英,略其芜秽”而断言必据资料长编筛选?萧统选编《文选》的萧梁中期,先贤总集已大量问世,此为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筛选提供了可能。

作为朱氏说之重要补充,论者或引《文选序》如下一段,作为《文选》成书两段说之依据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余监抚余闲”数句,笔者以为未可视为萧统为编《文选》而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作品,进而将其视为《文选》撰编第一阶段的注解,只能理解为萧统酷爱文章,阅读广泛。“历观”、“泛览”,仅为概说,并非有目的之选文。唯其酷爱、欣赏文章,故痛感于“缥囊”“缃帙”中“集清英”、“略芜秽”之重要。自清代阮元集“学海堂”诸生始为《文选序》作注及章句以来,各家章句《文选序》者,如周贞亮、骆鸿凯、屈守元诸先生,无不将此段视作《文选序》中萧氏自明选编《文选》之因,从未有将其视为自明选编《文选》之资料长编者,甚当。独言此段乃萧统自明《文选》选编之第一阶段,窃以为非原文之意。

要之,朱氏《文选》成书两阶段说未可成立。

二 南朝总集编纂多据前贤总集再编纂论

(一)南朝总集据前贤总集抄撰编纂例

《文选》卷四十七史岑《出师颂》作者史孝山下李善注曰“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胡克家《文选考异》曰“陈云‘孝山’当作‘子孝’,是也。各本皆误。”陈,即清人陈景云,陈氏据李善注作出此校。故据李善注可知汉代曾有二史岑,一位当王莽末,字子孝;一位当东汉人,字孝山。晋挚虞《文章志》,宋刘义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均将史孝山的《出师颂》误载于史子孝名下。挚虞《文章流别集》、刘义庆《集林》又将《和熹邓后颂并序》误载于史子孝名下。其实,这两篇作品的作者、时代并不难辨明。《出师颂》有“历纪十二,天命中易”之句,李善注曰“《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善注所释极是。既言“历纪十二”,必为东汉之作无疑。《和熹邓后颂并序》所颂扬的和熹邓后,为东汉和帝之后,其为东汉人亦必无疑。作为西汉王莽末的史子孝,绝不可能写出歌颂东汉和帝皇后之兄邓骘的《出师颂》与歌颂和帝皇后的《和熹邓后颂并序》。因此,诸集所载并误。

晋挚虞《文章志》、《流别集》,宋刘义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所收同误,颇值深思。若刘义庆编纂长达二百卷的《集林》( 《隋志四》 )时,先编长编,再成总集,当不会犯挚虞之误。总集类的《集林》与目录学著作《今书七志》同误,只能说明后出的总集与目录学著作当据前贤总集选编或著录而成。即挚虞误编于前,刘义庆《集林》、王俭《七志》承误于后。刘义庆、王俭编纂、著录汉魏晋作品,当皆参考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挚虞《文章流别志》误判《出师颂》为西汉史岑,《文章流别集》又误载《和熹邓后颂并序》为西汉史岑名下,刘义庆纂集《集林》,王俭撰写《今书七志》,又循挚虞之误,造成以讹沿讹之势。

刘义庆《集林》,《隋志四》著录为一百八十一卷,小注曰“梁二百卷。”可见,《集林》部帙极浩。如此部帙的总集尚不采用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两阶段编纂法,萧统《文选》,区区三十卷,不仅无法与《集林》相抗衡,且无法与梁代尚存六十卷( 《隋志四》 )的挚虞《文章流别集》相颉颃,故萧《选》编纂更无必要采用两阶段选编法。

(二)南朝选集据总集抄撰例

魏晋南北朝为总集编纂的高峰期。此期总集编纂的显著特点为数量众多,某些作家甚至一人可编纂数部总集。如谢灵运即编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 (均据《隋志四》) 。钟嵘《诗品序》称“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曾无品第。”可见谢灵运确曾大量搜集并编纂了《诗集》。

谢灵运除《赋集》、《诗集》、《回文》、《七集》之类大全集式的总集外,尚纂编《诗集钞》十卷,《诗英》九卷(小注“梁十卷”)两种诗歌选集。但是,以大谢四十余岁的生涯,完成上述众多总集的编纂,还须完成《诗集钞》之类的选集,如皆准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例,则穷大谢一生亦绝不可能完成。《诗集钞》之著录在《隋志四》中紧接于《诗集》之后,《诗英》又位次《诗集钞》之后,可见,这两种诗歌选本当为大谢据其所编《诗集》的再选本。同理,《隋志》著录的无名氏《赋集钞》一卷,当亦是大谢《赋集》的再选本。

谢氏所编《诗集钞》尚属据个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编选之例,实际上还有不少选集(包括《文选》)为选编者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选编者。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冈村繁 ② 。冈村繁认为《隋志四》在著录刘义庆《集林》之后紧接着著录了无名氏《集林钞》十一卷,另著录沈约《集钞》十卷,小注曰“梁有《集钞》四十卷,丘迟撰,亡。”另著录无名氏《集略》二十卷。揆之《隋志》体例,可推知《集林》后著录的《集林钞》诸作当为《集林》的再选本。《隋志四》尚著录南齐孔逭《文苑》一百卷,紧随其后著录无名氏《文苑钞》三十卷。揆之上例,《文苑钞》当亦为《文苑》的再选本。

国学者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在论及《文选》的编纂时,亦以挚虞《流别集》与此后出现的其它总集为例,推论《文选》为再选本。所不同者,力之此文并未详引《隋志》著录为例,但其总括之言,当亦认为《文选》为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

这种现象并非是个别现象。即以著录上述诸作的《隋志》而言,亦非唐初史家完全据唐初宫廷藏书逐一著录,而是抄录了大量前贤的目录学著述。《隋志四》在总集乐府歌曲之属下以小注的形式著录了谢灵运《回文集》十卷,无名氏《回文诗》八卷,苏蕙《织锦回文诗》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案此《回文集》三家在梁代书目自为一类,而乃杂置之乐府歌诗类中,又不与前《五岳七星回文诗》为伍。盖当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及之也。”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852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姚氏所言极是。《隋志》将此三部回文诗著录于《乐府歌辞钞》等九部总集之后,显然错置。因《隋志》在此前曾著录过《五岳七星回文诗》,此三部回文诗未能一并著录于《五岳七星回文诗》之后,却著录于乐府诗之末,明显有误。“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正是对此现象的最好说明。《隋志四》于此小注之中,又著录《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木连理颂》二卷。姚氏《考证》曰“案此两书前已附注于《靖恭堂颂》一卷条下。此复重出,岂前所云梁有《七录》,此梁有又一《七录》欤?是亦足证注梁有者不尽《七录》一书也。盖梁有书目有以颂一类列封禅文之后者,如前所载是也。又有列于回文诗之后者,则此所载是也。诸家部居不一律,故本志抄取亦两歧。”姚氏考证颇精。《隋志四》此前已著录《靖恭堂颂》一卷,小注曰“梁有《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揆之《隋志》体例,《颂集》与《木连理颂》已经著录,此处不当重加著录,但《隋志》却于总集乐府类中再次以小注形式著录了这两本书。此条再次说明《隋志》并非逐一据唐初宫廷现藏藏书进行著录,而是抄纂前贤目录学著述汇编成书。

三 《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

梁代总集的大量涌现固然为萧统选辑《文选》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此仅为可能,而非必然。冈村繁首次提出《文选》为再选本,但其结论仅仅是据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的惯例,而未举出《文选》为再选本的内证。笔者以为《文选》系据前贤所纂总集选编成书的重要依据尚有以下四点内证。

第一,《文选》中不少作品据其注文可知已为晋人挚虞《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宋人刘义庆《集林》所选。今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 (1977年版,以下引文依此本者,仅注页码) 李善注说明如次

1.张衡《南都赋》题下注“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第83页) 据李善之注,此赋当为挚虞《流别集》所载。

2.班彪《北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 (第142页) 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

3.班昭《东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第144页) 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

4.木华《海赋》“品物类生,何有何无”句注“李尤( 当为充——笔者 )《翰林论》曰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 (第183页) 据李善注,此赋载李充《翰林论》。

5.张衡《思玄赋》题下注“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 (第213页) 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

6.应璩《百一诗》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 (第305页) 据李善注,此诗载李氏《翰林论》。

7.扬雄《剧秦美新》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意。” (第678页) 据李善注,此文载李充《翰林论》。

8.李康《运命论》作者李康下注“《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 (第730页) 据李善注,此文载刘义庆《集林》。

《文选》与《流别》、《翰林》、《集林》的雷同,可理解为《文选》选录作品时,曾参考《流别》、《翰林》、《集林》诸辨体选文之作,亦可理解为《文选》与挚虞、李充、刘义庆皆曾受时代共识的影响。但若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则可知《文选》与挚虞、李充、刘义庆的雷同实为《文选》受此前挚虞、李充、刘义庆所编总集的影响。

除上述可考《文选》与《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之承传关系外,《文选序》曰“颂者,所以游扬功业,褒赞成功。”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成功臻而颂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文选序》言“美终则诔发”,亦源于挚虞“嘉美终而诔集”。《文选序》标举“戒出于弼匡”,则源于李充《翰林论》“戒诰施于弼匡” (《太平御览》卷五九三) 。此一鳞半爪之迹,可以说明《文选》选文之篇与分体之论皆曾受到前贤之作的影响。

第二,《文选》中尚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其别集之篇名有别,此当为《文选》据总集选入而非据作者别集选录之力证。今依其题下李善注说明如次

1.曹植《赠丁仪》题下注云“《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 (第339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篇当非从《曹植集》中直接选出,当据某总集选录。

2.曹植《又赠丁仪、王粲》题下注云“《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 (第340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当非从《曹植集》直接选出者。

3.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题下注云“《集》云《与士龙于承明亭作》。” (第347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有异,故此诗当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

4.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题下注云“《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且此上篇赠妇,下篇答,而俱云赠妇,又误也。” (第348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非自《陆机集》直接选出者甚明。

5.卢谌《赠崔温》题下注云“《集》云《与温太真、崔道儒》。” (第361页) 李善不但据《卢谌集》注明本集之题,而且注明温太真与崔道儒“何法盛《晋录》曰温峤,字太真。又曰崔悦,字道儒。”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卢谌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诗非从《卢谌集》直接选出者。

6.范云《古意赠王中书》题下注云“《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 (第372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范云集》相异,故其非从《范云集》直接选出者。

7.陆机《赴洛二首》题下注云“《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马时作,下篇云东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误也。” (第375页) 张铣注曰“后篇意乃在东宫作,盖撰者合也。” (《六臣注文选》第492页,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且误,当亦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张铣之说,意为总集编撰者将陆机此二诗合为一题。此撰者当为昭明之前的总集编纂者。

8.鲍照《还都道中作》题下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 (第383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鲍参军集》有异,故其非从《鲍参军集》直接选出者。

9.谢 《鼓吹曲》题下注云“《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 (第405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故其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

10.刘琨《扶风歌》题下注云“《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 (第408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刘琨集》相异,故其非从《刘琨集》直接选出者。

11.谢 《和徐都曹》题下注云“《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第432页) 胡克家《考异》“昧旦出新渚”句曰“案‘新’下当有‘亭’字。各本皆脱。《谢集》有。”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亦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

12.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题下注云“《陈琳集》曰琳为曹洪《与文帝笺》。” (第585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篇篇题与《陈琳集》有异,明其非从《陈琳集》直接选出者。且李善此注明确说出《陈琳集》,而非通常所云之《集》,这在《文选》李善注中较为罕见,但却更准确地说明此诗诗题与《陈琳集》所载同篇诗题相异。

以上诸作,李善注均已注明《文选》之题与《集》中之题相异,但欲明李善注之原意,必先明李善注中之“集”字何义。《隋志四》别集类小序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③ 据《隋志》所释,“集”即“别集”。故上引崇贤之注中所云之《集》均为作家别集。《文选》卷十一《芜城赋》题名下注曰“《集》云登广陵故城。”清胡克家《考异》曰“《集》者,《鲍明远集》。”胡氏《考异》之言,可为佐证,说明善注所用之“集”,确指作家别集而言。

《文选》选篇之名与《集》( 别集——笔者 )有别,正说明《文选》编纂非从作家别集中直接筛选者。选本之选,不据作家别集而选,其选录途径唯有据现存总集再选之一途。由于李善作注之时,尚可见到汉魏晋南北朝作家别集,且李善为《文选》作注极为慎重,凡有别集存世者李善均将《文选》所选与诸家别集一一核对,故其注《文选》诸作之篇题有误或与作家别集有异当极可靠。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判断《文选》是据总集进行再选编之选本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内证史料。如《文选》卷二十四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注云“《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首,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 (第353页) 今案善注言是,诗题有误。李善此注,虽未能说明《文选》据何而选,但此条的存在说明李善注《文选》时的确将《文选》所选诸作与入选作家的别集一一核对,唯其如此,方能发现《文选》与《陆机集》诗题同误。

第三,《文选》中某些作品在原作家别集中本有序文,但是,《文选》收录此类作品时反未收原序。

1.《文选》卷二十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题下善注曰“《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 (第294页) 据李善此注,谢瞻此诗原有《序》,而《文选》却未收。征之《文选》体例,不收《序》文为破例。当是选编者据某些总集选编所致,若均据作家别集选编,当不致若此。

2.《文选》卷二十一应璩《百一诗》题下善注曰“据《百一诗序》,‘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 (第399页) 可见,应璩《百一诗》原有诗序,而《文选》却未收。善注当据应璩本集补注。

3.《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题下善注“集曰于圈城作。又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亦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第340页) 此为著名的《赠白马王彪序》。但《文选》失收,善注补充之。今案善注所补,说明此诗本有诗序。《文选》录子建此后期代表诗作却遗其序,令人费解,此必昭明未据《曹植集》选录所致。

4.《文选》卷三十江淹《杂题诗三十首》题下李善注“《杂题诗序》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 (第444页) 江淹此诗原有序,李善注本《文选》却未收此序。《六臣注文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8页) 详载此序,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卷四《杂题三十首》亦详载此序“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为(六臣本作“谓”,是)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与《六臣注文选》与《江文通集》相较,善注仅为此诗序的摘引。但江淹此诗别集中本有诗序,却从李善之注、五臣之注与今传《江文通集》三方面得到验证。萧统《文选》选录江淹这一诗歌代表作却遗其原序,殊乖体例,当亦自他人总集中选出而非自江淹别集直接选录所致。

5.《文选》卷三十九任昉《奉答 敕 示七夕诗启》诗题下李善注“《任昉集》,诏曰聊为《七夕诗》五韵,殊未近咏歌,卿虽讷于言,辩于才,可即制付使者。” (第555页) 今案《文选》此诗如据《任昉集》所选当亦同选此序,今此诗序载《任昉集》而不载《文选》,李善作注时将此序补注于诗题之下,故此诗当非据《任昉集》所选者。

6.《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题下注“善曰《射雉赋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肆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 (第178页) 据善注,此赋原有序,但《文选》失收。与上引诸例不同者,在于此例善注并未明言《射雉赋序》出自《潘岳集》。但是,《文选》既失收原序,当非从《潘岳集》直接采录者。善注引此序,笔者意为当出自《潘岳集》。

7.《文选》卷十九束皙《补亡诗》题下注“《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 (第272页) 束皙此诗序,《文选》失收,善注补其序于注文中。但是,善注亦未明其注原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束皙集》中。

8.《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祖德诗》题下善注“灵运《述祖德诗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第273页) 同束皙《补亡诗序》,谢灵运《述祖德诗序》《文选》亦失收,李善作注时补于注文之中,亦未说明此诗序出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谢灵运集》。

9.《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曰“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 (第280页) 李善所注潘岳《关中诗表》,未详出处,但昭明未将其选录,善注当据《潘岳集》补充。

10.《文选》卷四十五陶渊明《归去来》注曰“《序》曰余家贫,又惮远役,彭泽县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 (第636页) 今案据善注,此赋本有序,《文选》失收,殊乖体例。善注并未将此序补为全帙,但此赋有序,当是事实。可见,陶渊明这篇名作亦非《文选》自陶集中直接筛选者。

另,《文选》中尚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如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善注曰“然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 (第139页) 李善将此作与《任昉集》同作核对后,发现二者文字详略较大。崇贤以为此乃稿本与定本之异。笔者以为,不管李善判断如何,但他肯定了《文选》收录的任昉此表与《任昉集》中所载的此表文字详略不同,这就足以说明《文选》选录此表时并非是从《任昉集》中直接选出者。

第四,按《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之言,《文选》中作品排列顺序当依作者卒年为序。但是,今本《文选》编次中尚有少数作品顺序误倒。

1.曹植《公诗》善注曰“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 (第283页) 今案王粲(177—217) ④ ,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

2.左思《招隐诗》注曰“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09页) 今案陆机(261—303),左思(252—306),二者相较,此诗位次有失,善注言是。

3.曹植《七哀诗》注曰“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29页) 今案王粲(177—217),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4.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注云“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 (第373页) 今案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二者相较,潘作当居陆作前,故此诗位次不误。而《选》赋哀伤类陆机《叹逝赋》位次潘岳《怀旧赋》、《寡妇赋》之前,《选》诗赠答(二)陆机诗十二首皆位次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前,误。

5.何劭《杂诗》注云“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 (第419页) 今案善注指出何劭、陆机二诗在赠答(二)与杂诗(上)中位次有误。何劭(236—302),陆机(261—303),故何劭当列陆机之前。杂诗类,何居陆后,误;赠答类,何居陆前,是。

6.枚乘《上书谏吴王》善注云“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第551页) 今案枚乘(?—前140),司马相如(?—前118),枚乘之作当居司马相如之作前,《文选》卷三十九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却置于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之前,误。善注所言是。

7.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清人何焯曰“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 ⑤ 曰“案朱浮、彭宠为东汉建武时人,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此昭明误也。宜移此篇于《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今案《文选》卷四十一孔融《论盛孝章书》置于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前。朱浮生卒虽不详,但光武帝时曾任幽州牧。孔融为东汉末年人,与东汉初年朱浮相较,其作当置后。故何焯、刘盼遂所言皆甚当。

8.李康《运命论》。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曰“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除上述为李善注与近人刘盼遂先生所明言的诸作次序外,建安作家王粲、曹植,在诗类二级目录公、咏史、哀伤、杂诗(上)的位次本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同样,太康作家潘岳、陆机在诗类二级目录赠答(二)、行旅(上)的位次亦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笔者再举影印本《六臣注文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例。《文选》诗类赠答(二),张华《答何劭》诗二首列于何劭《赠张华》之前。五臣注刘良曰“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 (同上,第449页) 今案张华(232—300),何劭(232—302),按卒年列序,华当居劭前,《文选》赠答(二)所列不误,但刘良关于赠答之诗赠诗在前之言相当有理。特别是刘良“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也”之语道出了唐人对《文选》中少数作品次序淆乱的看法。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为唐玄宗开元时人,其说为唐人之说,故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五臣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对待,故历来研究者从未注意过五臣注,即使读五臣注,亦不注意历来为人鄙视的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刘良此说极是。《文选》出现作品次序颠倒的特殊现象,当是《文选》成书时“依前贤所编”总集抄录且“不复追改”所致。

上举诸作未能依“时代相次”一事,研究者亦曾注意到,但往往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文选》并非由一人编纂所致。笔者以为《文选》部分作品未能以“时代相次”,恰恰是因为《文选》作为再选本,自其他总集中选录成书时,由于疏漏,连同他本所选诸作之顺序亦一并录入,无意中保留了其他总集在以“时代相次”这一问题上的疵漏,因此造成今本《文选》少数作品编次与《文选序》所言相左,在诗赋等二级目录中有关作家位次不能如一的现象。

四 《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名作论

《文选》为萧统据魏晋南北朝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之本,前已详论之,但据前贤总集再选编的工作量若何尚属疑问。若此类再选编所选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诸作,则其工作量当甚小。曹道衡先生《〈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以大量实例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之名作。以《选》赋为例,笔者所能补充者,仅有二则。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十五杨泉《五湖赋序》“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杨泉是三国末至晋初人,可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至三国、西晋时已为名作。《北史·高允传》曰“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高允为北魏太武、文成时人,相当于南朝刘宋时期,其模仿《二京赋》作《代都赋》以讽谏,说明《二京赋》亦为北魏文士所重。

结 论

《文选》非朱彝尊所说先编长编再选编成书,而是据前贤总集再选编成书之再选本。《文选》所收诸作,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之作。故《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量并非很大,以萧统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的辅助性工作,即可较为迅速地完成。但是,由于《文选》所收多为已有定评的名作,故其成书虽易,其价值却因大量选录周秦至齐梁之名作而流播千载。

注释

①《文选》成书与梁代学士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兹不详述。

②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所受到的评价》,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集(1986);又载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③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1页。

④本文作家生卒年,均据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⑤《国学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