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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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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选》次文类的编序,《文选序》明确指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序。”但是,对于“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具体内涵,《文选序》并未明言。细而析之,《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在作家层面上的“各以时代相次”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二是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三是同时以作者生年、卒年先后为序。至于《文选》次文类在作品层面上“各以时代相次”,是指同一次文类收录一位作家多篇作品的编序,本文对此暂不讨论。李善在指出曹植《公宴诗》、左思《招隐诗》、曹植《七哀诗》、潘岳《河阳县作》、何劭《杂诗》、枚乘《上书谏吴王》六篇作品编序的错误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对两位作家(如曹植与王粲、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何劭与陆机)在《文选》不同次文类中两种不同的编序提出质疑,二是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在“上书”体中的位次有误。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在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编序有误时,明确指出“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因此,李善判断的依据是《文选》次文类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但是,《文选》次文类未遵从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品远远不止此一篇,且有大量作家的排列是既不依作家生年先后又不依作家卒年先后的乱序。本文将在李善研判《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的基础之上,全面清理《文选》次文类的编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进而研讨《文选》次文类编序混乱的形成原因。

《文选》所收七百余篇作品按赋诗文三大文类编排,每大文类之中再划分为若干次文类。《文选》共有七十六种次文类。其中,“骚”为楚辞,“七”为赋体,不能计入赋、诗、文之中。其余七十四种次文类,赋分十五种,诗分二十四种 ① ,文分三十五种 ② 。《文选》有二十二种次文类每类仅收录一位作家的作品,因此,它们不存在次文类的编序问题。这二十二种次文类是,赋类的“郊祀”、“耕藉”、“论文”,诗类的“补亡”、“述德”、“百一”、“反招隐”、“临终”、“军戎”与“郊庙”,文类的“诏”、“册”、“令”、“教”、“启”、“奏记”、“难”、“对问”、“连珠”、“箴”、“墓志”与“行状”。

《文选》有三十一种次文类,所收作家无论从生年考察,或者从卒年考察,均符合时代先后的顺序。它们既可理解为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又可理解为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这些次文类对于考察《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亦无意义。其中,赋有十种次文类“京都”,“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情”。诗有八种次文类“劝励”,“献诗”,“咏史”,“游仙”,“咏怀”,“乐府”,“挽歌”,“杂歌”。文有十三种次文类“移”,“檄”,“设论”,“辞”,“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铭”,“诔”,“哀”,“吊文”。

《文选》“上书”类较为特殊。该类收录五位作家的作品李斯(?—前208) ③ ,邹刚(生卒不详),司马相如(?—前118),枚乘(?—前140)与江淹(444—505)。

“上书”类五位作家基本以生年、卒年先后排列。其中,司马相如的卒年(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晚于枚乘的卒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二十二年,置司马相如于枚乘之前,显系不计作家卒年先后的编序。但是,由于司马相如与枚乘的生年均难以确考,不便将其列入既不计生年先后又不计卒年先后的乱序。因此,“上书”类无法归入下文对研究《文选》次文类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九种次文类中。

上述五十四种次文类约占《文选》次文类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真正对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规则有价值的是只占《文选》次文类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十九种次文类。本文将这十九种次文类分为三种类型l、含有乱序的次文类(十种);2、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四种);3、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六种)。

本文研究《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特别重视分析含有乱序的次文类,因此,只要次文类中含有乱序,即使同时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或者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家组,亦一律划入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本文所论“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与“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均指不含有任何乱序的次文类。

一 含有乱序的次文类

本文所谓“乱序”,有两种涵义一是指《文选》同一次文类中两个作家既不按生年先后排列又不按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二是指《文选》同一次文类中两个作家卒年相同却未按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如果两个作家的卒年未按时代先后排列,但是这两个作家中有一个生年难以确定而无法相互比较,那么,这种排序即不符合本文所说的乱序,故不列入“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诗类的“哀伤”、“杂诗”,文类的“笺”、“论”中的某些作家组合即不符合本文所谓“乱序”。

“哀伤”诗中,张载的生卒不详,但据《晋书·张载传》,长沙王司马义执政时载尚为官,后见政局混乱始称病辞官,卒于家,故其最早卒于晋惠帝后期,比潘岳卒年晚若干年。《文选》“哀伤”诗将其置于潘岳之前,显然未按卒年先后编序,但因其生年无法确考,故本文在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时不将张载与潘岳的排列作为乱序论列。

“杂诗”中枣据的生年难以确考,其卒年大体在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左右,卒时约五十余岁,故其生年约在魏明帝景初三年(239)之前。张华、陆机的卒年(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晚于枣据的卒年十四年,曹摅的卒年(晋怀帝永嘉二年,308)晚于枣据的卒年十九年,何劭的卒年(晋惠帝永康二年,301)晚于枣据的卒年十二年,王的卒年(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晚于枣据的卒年二十二年,因此,将枣据置于上述五位作家之后显然是未按作家卒年先后排列,但因枣据的生年难以确考,因此,枣据与张华、陆机、曹摅、何劭、王的编序亦非本文所说的乱序。

“笺”体中繁钦的生年今已难于确考,其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比杨修的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早一年,置繁钦于杨修之后,是不论作家卒年先后的排序。但因繁钦的生年无考而与杨修无法比较,所以,繁钦与杨修仅只是卒年未按时代先后编序,尚不是本文所谓的乱序。同样,繁钦的卒年比陈琳的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晚一年,置繁钦于陈琳之前是不论卒年先后的编序,但因繁钦生年难以确考,故繁饮与陈琳的排列亦非本文所谓的乱序。

“论”体《运命论》李萧远下胡刻本李善注引刘义庆《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九山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 ④ 据此,李康为魏明帝时人,虽其卒年未详,但细绎其文,当在明帝之世。嵇康被杀是魏元帝景元四年(263),所以,今胡刻本与传世诸宋本《文选》嵇康置于李康之前是不以卒年先后编序。

骆鸿凯对于这一编序早已提出质疑“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文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当为“四”——笔者)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 ⑤ 尽管“论”体中李康与嵇康的排列不以卒年先后编序,但因李康生年不详,难以与嵇康比较,故不能列入本文的乱序之列。

本文所指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仅指赋中的“哀伤”、“音乐”,诗中的“公宴”、“游览”、“哀伤”、“赠答”、“杂诗”,文中的“笺”、“序”、“书”,共十种次文类。

(一)《文选》次文类的乱序

l、“哀伤”赋《文选》有两个“哀伤”类,一是“哀伤”赋,二是“哀伤”诗。这两种“哀伤”类都是含有乱序的次文类。本文先讨论“哀伤”赋。“哀伤”赋中陆机(26l—303)与潘岳(247—300)的编序,是既未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又未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乱序。

2、“音乐”赋《文选》“音乐”赋中潘岳(247—300)与成公绥(231—273)的编序是乱序。3、“公宴”诗“公宴”诗中,曹植(192—232)与王粲(177—217)、刘桢(?—217)、应玚(?—217)的编序,应贞(?—269)与陆机(261—303)、陆云(262—303)的编序,范晔(398—445)与谢灵运(385—433)的编序都是乱序。4、“游览”诗“游览”诗中,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433)的编序是乱序。

5、“哀伤”诗“哀伤”诗中,嵇康(224—263)与曹植(192—232)、王粲(177—217)的编序是乱序。

6、“赠答”诗“赠答”诗乱序达八组之多 司马彪(241?—305?)与张华(232—300)、司马彪(241?—305?)与何劭(236—301)、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司马彪(24l?一305?)与傅咸(239—294)、陆机(261—303)与傅咸(239—294)、潘岳(247—300)与傅咸(239—294)、潘尼(247?—311?)与傅咸(239—294)、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133)的编序均为乱序。

7、“杂诗”类乱序有两组一是陆机(261—303)与何劭(236—301),二是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433)。

8、“笺”体杨修(175—219)与陈琳(156—217)的排列是乱序。

9、“序”体杜预(222—284)与皇甫谧(215—282)的排列是乱序。

10、“书”体中曹植(192—232)与吴质(178—230)的排列是乱序。

(二)《文选》次文类乱序成因

《文选》十九种次文类中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层原因是杨修、曹植、嵇康、应贞、杜预、潘岳、陆机、司马彪、潘尼、谢惠连、范晔十—位作家在《文选》次文类中的误排。

l、杨修(175—219)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一组乱序的作家。《文选》“笺”体杨修误居陈琳(156—217)之前,导致杨修与陈琳的排列出现乱序。

2、曹植(192—232)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五组乱序的重要作家。第二十卷“公宴”类中,由于曹植排在王粲(177—217)、刘桢(?一217)、应玚(?一217)之前,出现了三组乱序。第二十三卷“哀伤”诗中,曹植再居王粲之前,亦形成一组乱序。“书”体曹植误排在吴质之前,又造成一组乱序。

3、嵇康(224—263)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形成两组乱序的作家。“哀伤”诗生年、卒年均后于曹植、王粲的嵇康居曹植、王粲之前,导致嵇康与曹植、嵇康与王粲形成两组乱序。

4、应贞(?一269)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两次乱序的又一作家。《文选》“公宴”诗应贞排在陆机(26l一303)、陆云(262—303)之前,形成两组乱序。5、杜预(232—284)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一组乱序的作家。“序”体中生年、卒年均居后的杜预排列在生年、卒年均在前的皇甫谧(215—282)之前,导致“序”中杜预与皇甫谧形成一组乱序。

6、潘岳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两组乱序的作家。“音乐”赋潘岳误居成公绥(23l一273)之前形成一组乱序;“赠答”诗潘岳误居傅咸(239—294)之前又形成一组乱序。

7、陆机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四组乱序的作家。潘岳与陆机三次同时出现于《文选》同一种次文类中,其中有两次形成乱序。第十六卷“哀伤”赋中陆机居潘岳之前,第二十四卷“赠答”诗中再次出现陆前潘后的排列,产生两组乱序。第二十四卷至第二十五卷的“赠答”诗中,陆机居傅咸(239—294)之前,形成第三组乱序。第二十九卷“杂诗”中陆机居何劭(236—301)之前,形成第四组乱序。

8、司马彪(241?—305?)是导致《文选》出现三次乱序的作家。《文选》“赠答”诗司马彪误排于张华(232—300)、何劭(236—301)、傅咸(239—294)三人之前,产生三组乱序。

9、潘尼(247?—311?)与傅咸(239—294)在“赠答”诗中的误排使《文选》产生一组乱序。

10、谢惠连(407—433)是导致《文选》出现三组乱序的重要作家。谢惠连所产生的乱序全部是由于他误居谢灵运(385—433)之前所致。第二十二卷“游览”类中,谢惠连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一组乱序;第二十五卷“赠答三”中,谢惠连再次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二组乱序;第三十卷“杂诗下”,谢惠连又一次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三组乱序。

11、范晔(398—445)与谢灵运(385—433)在“公宴”诗中的错位导致《文选》次文类又增加一组乱序。

(三)《文选》次文类乱序与《文选》编序原则

《文选》十种次文类中的二十五组乱序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明显相悖,但是,含有二十五组乱序的这十种次文类的编序原则仍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十种含有乱序的次文类除去“哀伤”赋与“音乐”赋外,其余八种次文类同时存在着依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 序,“赠答”诗甚至还存在七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所以,在同时存在乱序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甚至还存在着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的次文类中,何者体现了《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何者仅只是一种表象而未体现《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必须予以澄清。

1、“赠答”诗“赠答”诗是《文选》乱序最多的次文类,达八组之高;但是,“赠答”诗同时还有八组以卒年编序的作家组和八组以生年编序的作家组。

“赠答”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八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与潘尼(247?—311?),潘岳(247—300)与潘尼(247?—311?),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4—456),谢朓(464—499)与陆厥(472—499),谢朓(464—499)与范云(451—503),陆厥(472—499)与范云(451—503),谢朓(464—499)与任昉(460—508)。

“赠答”诗以生年先后编序的八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潘岳(247—300),何劭(236—101)与傅咸(239—294),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陆机(261—303),司马彪(241?—305?)与潘岳(247—300),潘尼(247?—311?)与陆云(262—303)。

“赠答”诗含有的八组乱序实际上是由司马彪、陆机、潘岳、潘尼、谢惠连五位作家的位次造成的。除谢惠连为刘宋作家外,其余皆为魏晋作家。

“赠答”诗以生年先后编序的七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l?一305?)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傅咸(239—294)、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陆机(261—303)、潘尼(247?—311?)与陆云(262—303),他们全都是魏晋作家。

“赠答”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家与乱序组作家和以生年编序的作家明显不同,除了西晋的张华与潘岳、陆机与潘尼、潘岳与潘尼三组作家外,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1—456),谢朓(464—499)与陆厥(472—499),谢朓(464—499)与范云(451—503),陆厥(472—499)与范云(45l一503),谢朓(464—499)与任昉(460—508),全都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作家。谢灵运比颜延之生年仅晚一年,但是,谢灵运的卒年比颜延之的卒年早二十三年,所以,在以卒年编序时谢灵运必排在颜延之之前。谢朓与陆厥二人卒年相同,但谢朓的生年早于陆厥的生年八年,因此,谢朓排前,陆厥置后。这就揭示出《文选》“赠答”诗不仅以入选作家的卒年编序,而且在卒年相同时,再以入选作家的生年先后编序。早生晚卒的范云排在晚生早卒的谢朓之后,早生晚卒的任昉排在晚生早卒的谢朓之后,这种精细的编序最能说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并非虚言。《文选》“赠答”诗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至于以卒年先后编排的“赠答”诗何以出现八组乱序与七组以生年编序的作家组,则应再做具体分析。

2、“公宴”诗“公宴”诗的乱序组仅次于“赠答”诗,达六组之多。但是,这六组乱序实际上是由曹植、应贞与范晔三位作家位次的失当造成的。一是曹植错居王粲、刘桢、应玚之前,导致二组乱序;二是应贞误居陆机、陆云之前,导致两组乱序;三是范晔错居谢灵运之前,导致一组乱序。

“公宴”诗中尚有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4—456)、丘迟(464—508)与沈约(441—513)两组依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比较“公宴”诗的乱序组作家和以卒年编序的作家,可知产生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刘桢、应是建安作家,应贞、陆机、陆云是西晋作家,惟范晔与谢灵运是南朝刘宋作家。以卒年编序的谢灵运与颜延之属于“元嘉三大家”,丘迟与沈约分别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与天监十二年(513),他们是萧梁作家。谢灵运、颜延之、丘迟、沈约四位南朝作家在“公宴”诗中以卒年先后编序,说明《文选》“公宴”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至于“公宴”诗中乱序组作家产生的原因同样需要具体分析。

3、“游览”诗“游览”诗仅存有谢惠连与谢灵运一组乱序,但是,该次文类同时存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三组作家,即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这表明《文选》“游览”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这不仅是因为“游览”诗仅有一组乱序,却有三组以卒年编序的作家组;而 且更重要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继“公宴”诗之后在“游览”诗中再次以卒年先后排列,齐梁大家谢朓、江淹、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4、“哀伤”诗“哀伤”诗有三组乱序,但导致乱序的原因却是嵇康与曹植二人的错位。嵇康生年、卒年均在曹植、王粲之后却误排在曹植、王粲之前形成两组乱序,曹植排在王粲之前形成“哀伤”诗的第三组乱序。

“哀伤”诗存在三组乱序的同时亦存在着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哀伤”诗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嵇康全部是魏晋作家,四位以卒年先后排列的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全都是宋齐梁作家。谢朓的卒年(499)距梁代开国仅有三年,任昉是卒于梁代初年,且深为萧统敬仰。比较乱序组作家与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宋齐梁作家的排列说明《文选》“哀伤”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因为宋齐梁作家的生卒年更容易为《文选》的编纂者所熟知,在《文选》次文类排列时亦更容易编排准确。至于《文选》“哀伤”类乱序组的魏晋作家缘何产生,则应再做具体分析。

5、“杂诗”“杂诗”的两组乱序是由陆机与谢惠连两人所致。陆机(262—303)误居何劭(236—301)之前,产生一组乱序;谢惠连(407—433)误居谢灵运(385—433)之前,产生第二组乱序。

“杂诗”同时也存在着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

“杂诗”中产生乱序的陆机与何劭是晋代作家,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嵇康、傅玄是魏晋作家,谢朓与沈约是齐梁作家。其中,谢朓卒于南齐末年,沈约跨宋、齐、梁三朝而卒于梁初。他们的生卒年最为《文选》的编纂者熟知,因此,他们二人的编序说明《文选》“杂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6、“笺”“笺”体有杨修(175—219)与陈琳(156—217)一组乱序,同时也有谢朓与任昉(460—508)一组以卒年排列的编序。杨修与陈琳是建安作家,谢朓与任昉是齐梁作家,因此,谢朓与任防是《文选》的编纂者更为熟悉的作家,他们的编序说明《文选》“笺”体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7、“序”“序”体有杜预与皇甫谧一组乱序,但亦有王融(467—493)与任昉(460—508)一组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王融卒于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距萧衍开国的天监元年(502)仅有八年;任昉卒于梁武帝开国之初的天监七年(508),他们都是距《文选》编纂时代最近的作家。《文选》“序”体王融与任昉以卒年先后排列,说明“序”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8、“书”“书”体既有曹植(192—232)与吴质(178—230)一组乱序,但同时亦有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三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丘迟与刘峻均为梁代作家,他们与萧统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排列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上述八种出现乱序但又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四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四组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谢灵运(385—433)均居颜延之(384—456)之前,形成典型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这说明刘宋作家已存在着较为精确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第二,谢朓在上述八种次文类中共出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即“哀伤”诗谢朓与任昉,“赠答”诗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杂诗”谢朓与沈约,“笺”体谢朓(464—499)与任昉。其中,谢朓与任昉、范云、沈约的排列都是晚生早卒的谢朓在前,早生晚卒的任昉、范云、沈约居后,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原则极为清晰。谢朓与陆厥是卒年相同进而以生年编序。所以,凡谢朓出现于《文选》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都以卒年先后编序。

在未出现乱序的“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中,如“祖饯”诗谢朓与沈约,“游览”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沈约,“行旅”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谢朓与沈约,也都以卒年先后编序。“游览”、“行旅”诗的情况与此完全相类。谢朓与齐梁作家陆厥、范云、江淹、沈约、任昉、丘迟的排列最为典型地表明《文选》“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原则。

第三,曹丕、曹植虽然导致了某些次文类的乱序,但是,并非收录曹植、曹丕的次文类皆因曹丕、曹植形成乱序。“书”体曹丕与吴质、曹植与 应璩(190—252)都以卒年先后编序。而且,这两个卒年编序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两例中,曹植都是晚生早卒而排在早生晚卒的作家吴质、应璩之后,这更能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第四,《文选》十种次文类中的二十五组乱序均存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谢朓、陆厥、孔稚珪、范云、江淹、虞羲、丘迟、任昉、沈约、刘峻、徐悱、陆倕等十五人,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 二 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

《文选》中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两种类型一是纯粹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仅有“招隐”诗一类),一是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含“行旅”、“表”、“论”三类)。

(一)“招隐”诗只收载左思与陆机两位诗人,他们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为序。

(二)“行旅”诗潘尼与陆机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三)“表”类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四)“论”类韦昭与嵇康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招隐”诗仅收载两位诗人,由于左思(252?—306?)误居陆机(261—303)之前,形成了《文选》中惟一纯粹以生年编序的次文类。但是,这种纯粹以生年先后编序是因为“招隐”诗仅收录左思与陆机两人之作且此二人以生年先后编序所致。

“行旅”诗中潘尼与陆机形成一组以生年先后的排列。但是,在“行旅”诗十一位作家中这也仅只是一组特例。因为该次文类同时存在着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上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除潘岳与潘尼外,余皆为齐梁作家,他们距离《文选》的编纂时间更近,更能体现《文选》次文类编纂的编序原则。因此,“行旅”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表”体收录十三位作家,惟诸葛亮与曹植的编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其余绝大多数作家是以生年、卒年先后排列。因此,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仅只是个特例,多数作家并非以生年编序。所以,“表”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论”体所收十一位作家多以生年、卒年先后编序,惟嵇康(224—263)与韦昭(201—273)的排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所以,“论”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在《文选》七十六种次文类仅占“招隐”、“行旅”、“表”、“论”四类,此四种次文类亦仅有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嵇康与韦昭四组作家属于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上属四组八位作家全部是魏晋作家。第二,“行旅”诗仅有晋代作家潘尼与陆机一组以生年先后的编序,但该类同时存有五组以卒年先后的编序,其中,齐梁作家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三 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本节讨论的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是指《文选》次文类中只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杂诗”、“笺”、“序”、“书”等八种次文类,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行旅”诗,均同时含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但它们皆不在本节所论的范围之中。

(一)“祖饯”诗谢朓与沈约,(二)“杂拟”诗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三)“文”类王融与任昉,(四)“弹事”类任昉与沈约,(五)“碑文”类王俭与沈约,(六)“祭文”类谢惠连与颜延之。

上述六种次文类中的八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均为宋齐梁三朝作家,其作肯定不可能被挚虞《流别》与李充《翰林》收录 ⑥ ,是否为刘义庆(403—444)《集林》收录,无考。即使将刘宋作家刘铄(431—453)、袁淑(408—453)、王僧达 (423—458)这三位作家排除在外,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范云、江淹、任昉、沈约六人当是《文选》编纂者自行收录的作家,因此,他们六人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更能体现《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原则是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

四 《文选》次文类编序与《文选》成书

《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哀伤”赋等十种次文类中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二是“招隐”、“行旅”、“表”、“论”四种次文类中存在的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乱序和以生年编序的作家作品均有可能为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所收录。

依李善为张衡《南都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木华《海赋》、张衡《思玄赋》、应璩《百一诗》、李康《运命论》七篇作品作注时所引文献观之,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均曾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据的前贤总集 ⑦ 。

挚虞(?—311)编纂《文章流别集》的具体时间无考,但是,挚虞饿死于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石勒攻破洛阳之后的大饥之年,《文章流别集》编订的时间下限当在此年。其实,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挚虞从惠帝被劫持到长安时,天下已开始大乱。挚虞身处乱中,已不可能编纂《文章流别集》,所以,《文章流别集》的编纂下限尚可提前至此年。《文章流别集》一书今虽无存,但是,从其编纂年代看,建安、正始、西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时期的作品当有可能入选。

李充编纂《翰林论》的具体时间亦不可考。但是,李充于穆帝升平(357—361)年间卒于官。因此,李充《翰林论》所收载的作家可推至此前,《翰林》中所收诸家当有建安、正始、两晋的作者。

刘义庆二百卷的《集林》比挚虞六十卷的《文章流别集》与李充四十五卷的《翰林论》 ⑧ 部帙大得多,与《流别》、《翰林》相比,《集林》当是一部总集。刘义庆(403—444)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虽然元嘉十九年(442)秋刘义庆已因病固求入都,但是,《集林》编成的下限当定在元嘉二十一年较为稳妥。因此,魏晋作家完全有可能为《集林》收录。

导致《文选》十种次文类出现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曹植、杨修、嵇康、应贞、杜预、潘岳、陆机、司马彪、潘尼、谢惠连、范晔等十一人中,谢惠连与范晔是刘宋作家,其余均为魏晋作家。由于《文选》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因此,《文选》所录的魏晋作家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导致《文选》次文类产生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时代最晚的是刘宋的范晔、谢灵运、谢惠连三人。谢灵运(385—433)与谢惠连(407—433)卒于刘义庆(403—444)之前,其作完全有可能为皇皇二百卷的《集林》收录。范晔(398—445)入选《文选》的作品除《乐游应诏诗》外,余皆为《后汉书》的传论。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以谋反罪被诛,卒时《后汉书》十志尚未写完,因此,全书不可能在其生前流传,收入《文选》中的五篇《后汉书》传论当是在其死后伴随着《后汉书》的流传始得流布。刘义庆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第二年范晔始被诛,因此,《集林》不可能收录范晔《后汉书》的诸传论。但是,由范晔造成的乱序并非范晔颇为自负的诸传论,而是收入《文选》“公宴”诗中的《乐游应诏诗》。这首诗虽然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绝非其被杀时所作。因此,此诗仍有可能为《集林》收录。相反,《流别》、《翰林》、《集林》不可能收录的范晔《后汉书》诸传论在“论”体中的排序只能由《文选》编纂者自己完成而不可能假手其他总集。但是,正是这些不可能假手于其他总集的诸传论在“论”体(“史论”与“史述赞”)中的排序均严格遵守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体例,倒是《集林》有可能收录的《乐游应诏诗》出现了乱序。虽然笔者尚无实据证明该诗的乱序应由《集林》负责,但是,范晔之作在《文选》“公宴”诗与“论”体的不同编序使笔者难消此疑。因此,《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三部总集实有可能将造成《文选》次文类的二十五个乱序组的十一位作家的相关作品囊括无余。因此,有可能是《流别》、《翰林》、《集林》的误排延续到了《文选》之中。 《文选》次文类以生年编序的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韦昭与嵇康四组作家,全部为魏晋作家;因此,他们亦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流别》、《翰林》与《集林》不可能收录的齐梁作家,绝无乱序,亦绝无以生年先后编序的作家组,而真正体现《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的恰恰是未被《流别》、《翰林》、《集林》收录的齐梁作家。

《文选》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分布最广,有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同时在含有乱序组的次文类与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中亦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

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祖饯”诗中的谢朓与沈约,“杂拟”诗中的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文”体的王融与任昉,“弹事”体的任昉与沈约,“碑文”体的王俭与沈约,“祭文”体的谢惠连与颜延之。这些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全部是宋齐梁三朝的作家。

《文选》次文类乱序组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公宴”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沈约与丘迟,“游览”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哀伤”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赠答”诗中的陆机与潘尼、潘岳与潘尼、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谢朓与任昉、陆厥与范云、陆厥与任昉,“杂诗”中的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笺”体的谢朓与任昉,“序”体的王融与任昉,“书”体的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四种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行旅”诗中的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表”类中的曹植与羊祜。

综上所述,无论是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次文类,还是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形成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作家与少数魏晋作家。与之相反,形成乱序与形成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除“公宴”诗中的范晔与谢灵运及谢惠连与谢灵运外,全部是魏晋作家。

齐梁作家属于距《文选》成书年代最近的作家,《文选》编纂者对他们的生卒情况了解得最为清楚。齐梁作家又是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刘义庆《集林》不可能收录的作家,他们的编序应当是《文选》的编纂者亲自厘定的。齐梁作家一律采用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说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

笔者赞成力之所说,《文选序》为《文选》杀青后所作。其中,“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云云,的确表达了萧统编纂《文选》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在这样一种极为轻松愉快的心情下编纂《文选》,当然谈不上迫于客观形势而草草收场。虽然,心情愉快轻松未必编纂《文选》时一定非常认真仔细。但是,将《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完全归咎于萧统所为未必尽当。《文选》既然是依《文章流别集》、《翰林论》与《集林》二次选编的总集,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当与萧统编纂《文选》时仅仅依据前贤总集而缺乏认真梳理的大意疏忽有关。

《文选》研究者对《文选》次文类中编序混乱的原因除了将其归结为成书匆忙外,还将其归结为成于众手。前者与《文选》成书时间、成书过程有关,后者又与“昭明太子十学士”有关。

《文选》成书与“昭明太子十学士”并无太大关系。《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确有成书匆忙之嫌,但是,这种匆忙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一是《文选》依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时由前贤总集所造成的,二是萧统编纂《文选》时造成的,三是前贤总集与萧统编纂《文选》共同造成的。笔者认为,《文选》十种次文类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及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并非仅有萧统编纂《文选》成书匆忙这一种原因,而是由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这双重因素造成的。

如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所形成的五组乱序,是由《文选》编纂同时采用了以作家卒年 先后和以作家尊卑贵贱先后两种编序的总集造成的。因为,在以作家卒年先后编纂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后;在以作家地位尊卑排序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前。《文选》编纂时同时依据了这两种排序的总集又未能进行整齐划一,导致《文选》中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产生五组乱序。

除去因曹植位次不同产生的五组乱序外,其余二十组乱序主要是编纂匆忙导致的。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亦只能是因编纂匆忙造成的。

萧统的责任在于他在采用前贤编纂的总集中的名作后未能进行整齐划一的统一体例工作,这种失误部分原因在于对前贤总集的过度信任。

注释

①诗类在胡克家刻本《文选》的基础上增加“临终”一个次文类。

②文类在胡克家刻本《文选》的基础上增加“移”、“难”两个次文类。

③本文作家生卒均依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梁)萧统撰、(清)胡克家校刻《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30页。

⑤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⑥参见笔者《〈文选〉成书考辨》一文,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⑦参阅笔者《〈文选〉成书考辨》一文,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⑧《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三书卷帙均据《隋书·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1、1082页。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