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建安诗风的衍变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

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

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

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


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

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

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

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个性是艺术的灵魂。但人们常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其实这是不当的。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个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自我表现。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的。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写得质朴自然。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这种“真骨凌霜”的气势,雄健挺拔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延续到建安末年。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和诗风的演化。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归曹。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刘表之后。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邺中文坛出现了“俊才云蒸”,“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这时,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战争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应瑒《撰征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十四年,繁钦从曹操征孙权,有《撰征赋》。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曹植守邺,有《东征赋》。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

在邺中文人笔下,不仅描写战争的诗以美操为主,其他内容亦大致如许。以王粲为例,他的诗风就与前期大不相同了。归曹后,曹操的文治武功使他倾慕,更因曹公对他“以腹心委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七哀诗》中原有的“下泉”之悟,转化成了颂圣之辞。葛氏指出:“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锡之命,公知众情未顺,终其身不敢称尊。而粲诗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语”(同上)。诚然,王粲《公宴诗》的“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以及《从军诗》其四的“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等,完全是对曹操的颂扬。刘桢作于建安十四年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的“元后”指曹操。这当然也是一首颂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要一般地去否定颂诗。曹操受命于危难之秋,对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称颂的。至于建安诗歌中的那些应景诗,对当代和后世产生的某种消极影响,那是另一码事,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氏兄弟与邺下文士相处友好,政局辑定,诸人游宴过从,吟诗作赋。曹丕《与吴质书》追忆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邺下文士生活优裕,诗歌多为欢宴赠答而作。建安十七年春,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曹丕、曹植并有《登铜雀台赋》。植下笔成章,美捷当时,“太祖甚异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可以想见,露才扬己的曹子建,是时好不得意。

这期间,诗歌的题材比前一阶段有所扩大,特别是以曹魏为主体的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在诗歌中得到普遍反映。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出现“怜风月,狎苑池,述恩荣,叙酣宴”的五言诗“腾踊”的局面。曹植《名都篇》描绘的“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胎鰕,寒鳖炙熊蹯”的京洛少年,恐怕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子的人,或者是自身的写照。这种五光十色的贵族生活是邺下诗歌的主要内容,尤以同题赠答为甚。曹丕曾命陈琳、王粲并作《玛瑙赋》,他如《槐赋》、《柳赋》、《出妇赋》等也都竞相制作。建安十七年,曹丕于西园宴宾客,作《芙蓉池作》一诗。同年或稍前,阮、王、应等均有以《公宴》为题的唱和。写得较好的是曹氏兄弟和刘桢的三首。

同是《公宴诗》,上述王粲的一首其状卑乞,管弦、佳肴落人老套。刘桢的:“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诗中不仅没有谀辞,也没有通常宴飨中杯盏、珍羞散发的酒肉气,倒是一首清新别致的风景诗。曹植的同题诗与刘桢的一样,都是曹丕《芙蓉池作》的和诗,二者除了清新流畅的共同特点外,曹诗用字工巧,写得更讲究。单是“朱华冒绿池”的“冒”字,竟惹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江淹等摹拟不已。“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语,方东树称为“神到之句”(《昭昧詹言》卷二),宝香山人说“写得出,画不出。”(《三家诗》曹集卷一)这位宝香山人很有眼力,“画不出”的诗更富于神韵。“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这一联的下旬,恐怕也“画不出”。“丹青难写是精神”。这类句子可以说是景语的升华。刘桢的《公宴诗》句句是实景,曹诗虚实间出,似是刘诗的转续和发展。那么,写景日多,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是建安诗歌衍变到第二阶段上的特征之一。

假如把曹氏父子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上述一、二阶段诗风的明显不同。在治行理事方面,曹丕和曹操不一样,他效法汉文帝,想作仁君,放弃了乃父摧抑豪强的政策,当了七年富贵平安皇帝。一个事业上不求进取,生活中随意享乐的人,纵有“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集铨评·文帝诔》)的文采,也难以写出曹操的那种述志报国、蒿目时艰的诗章。他作品的题材狭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在《杂诗二首》中虽有“郁郁多悲思”的句子,但那只是望乡之悲,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断肠之痛,是两种味道。“欢愉之词难工”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曹丕诗的内容多半是流连光景,宴饮赠答,佳人怀远,游子思乡;与曹操描写的生杀予夺,步艰履险的场景大相径庭。

曹氏二祖的诗除了题材内容的差别外,与此相关联的艺术风格也大不一样。他们都写过《短歌行》,曹操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股生气、霸气;曹丕的“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却写得悱侧静约。同是《善哉行》,曹操张口伯叔让国,闭口“齐桓之霸”;曹丕却是:“有美一人,宛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表现出了“武帝之武,文帝之文”(《古诗归》卷七);或称一则“强梁跋扈”,一则“中正和平”(黄子云《野鸿诗的》)。用沈德潜的话说就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卷五)。刘桢《赠五宫中郎将》有“君侯多壮思”句。如果把其中的“壮”字,理解成强壮、雄壮,把“壮思”解释成雄浑壮阔的意思,那就与曹丕的诗风不合了。这里的“壮”字是肥硕之意。《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养壮佼。”孔颖达疏:“壮谓容体盛大。”曹丕的诗联想丰富,立意委婉,构思精密,韵味隽永。这种种特色的组合,不正是接近于“容体盛大”的引申之意吗?所以沈德潜说的“悲壮”和刘桢所说的“壮思”,尽管都有个“壮”字,含义却完全不同。这正是曹操、曹丕诗风区别之所在。

曹丕的诗歌与曹操不能类比。《观沧海》和《燕歌行》都是好诗,前者恢弘,后者细腻,格调迥别,在《薤露行》、《蒿里行》与《杂诗二首》、《燕歌行》之间,另有一种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前者“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仿佛只是一种社会历史资料,是对史事的刻板记叙,埒于史乘,而缺少诗情。诗在特定意义上犹如心灵的足音。淋漓尽致的感情抒发、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比写实性的描摹外界生活,更符合诗美的要求。处在“文学的自觉时代”,又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曹丕,无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主张。他的诗不再是枯燥的叙事、言志,而是非常讲究语词的娟秀、抒情的和婉。这样的诗自然能够陶冶性情。沈德潜称之为“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从艺术上看,这是诗歌发展的一种进步表现,也可以说曹丕的诗比曹操,由古直到丰润,由外表向心灵深处扩展了。对比一下《薤露行》和《燕歌行》,是不难看出诗艺的进展的。

曹丕与曹植相比,看来可以同意钟嵘赞美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诗品》卷中)的说法,但不能附和王夫之的“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姜斋诗话》卷下)的话。曹植的诗不仅思想内容比曹丕充实深刻,艺术性也比曹丕的高。只是在某种表现形式方面,曹丕有所独创。比如,他不仅工于五言诗,六言、杂言也写过,《燕歌行》还被称为“七言之祖”(何焯)。曹植写得最多最好的是五言诗。兄弟俩都没有写出像他父亲《观沧海》那样好的四言诗。三曹的长短是相对的,不好笼统地说谁压倒谁。前人说“魏文资近美媛,远不逮植’,(徐祯卿《谈艺录》)。如果这是就作者气质与创作关系而言,有一定的道理。曹丕像美女,其诗妍丽。曹操是英雄,其诗“沉深古朴,骨力难侔”(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植则兼得父兄之长,文采风流,雄姿英发。胡应麟和成书倬云分别把三曹做了比较,说曹丕“高古不如魏武,宏赡不及陈思”(同上外编卷一);“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多岁堂古诗存》卷三)。曹操开创的“建安风骨”,在曹丕、曹植身上发生了嬗变。

随着“七子”的零落、曹操的死、曹丕的称帝,建安诗歌继往开来的任务便落到了曹植的肩上,第三个阶段(从黄初元年到太和七年,公元220年至233年)的代表人物,只能是曹植。

曹植是建安诗人中最年少的。以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为分界线,曹植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前后期。前期从出生算起有28年,属建安诗歌发展的第二阶段。后期约13年,属第三阶段。

对于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历来有不同看法。刘勰曾站在曹丕方面打抱不平,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才略》)刘勰一方面回护曹丕,.一方面又高度评价曹植。“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这一说法,言之符实。《明诗》篇又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无疑,这是把曹植推举到四言诗之“本”,五言诗之“宗”的地位,说他兼有张衡之“雅”,嵇康之“润”,张华之“清”,张协之“丽”。这是对曹植诗的一种很高的称赏。

比起刘勰来,钟嵘偏爱曹植。《诗品》把他列为上品,说:“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人能够得到一个有见地的诗评家这样的评价,十分光宠。由于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所具备的这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点,与沈约论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建安诗歌发展衍变到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

说到这里,又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特征时表现出的笼统、含混等毛病,认为他的话对这一时期的每个作家同样适用,又认为“建安风骨”只是指那些反映世乱民瘼、表现进取精神,情辞慷慨、格调刚健的作品。所以在评论曹植时,为了证明他具有“建安风骨”,就把《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行》、《送应氏诗二首》(其一《步登北邙阪》)拿来,说这些歌唱时代乱离的诗篇是曹植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这几首诗最重要。但是,从诗歌的发展和流变上分析,这是对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一种机械理解。无非认为这些诗思想性高罢了。我认为曹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那些描摹外部世界,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的作品所显示的认识价值,而在于他展示内心世界时进发出的精神力量;不在于思想多么进步、理想多么远大,而在于他的思想善于凭借文学的彩翼驰骋翱翔。曹植地位的确立主要的不是靠上述作品,而是靠《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美女篇》、《杂诗六首》等等。不是说曹植身上没有“慷慨”、“磊落”的特点,只是说曹植的这种特点,主要不是通过《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反映的。《赠白马王彪》表达的“恨”与“愤”,正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野田黄雀行》塑造的拔剑削罗的少年形象,也寄寓着作者反抗迫害、渴望冲出罗网的抗争精神……这些难道不都是对于早期“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吗?如果把三曹的诗作一个总体比较,那么,在曹丕那里,难得找到一点一般意义上的“建安风骨”,而在曹操、曹植那里,“建安风骨”的具体内容,又是很不一样的。诗歌内容的这种多样性和多变性,除了时代背景和作者方面的原因外,诗歌自身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建安诗风也不例外。曹植诗的内容和风格就是对其父兄的变异和发展。遗憾的是刘勰论建安文学,尽管看到了诗歌内容、风格的多样性,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时序”的不同、“世情”的变化,以及诗人的差异、诗风的演进,因而在理论概括上,就产生了笼统、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理论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它一定会表现出某种欠缺和谬误。高明的刘勰也不能幸免。

对于三曹诗的异同,前面作过比较。这里再引述陈祚明的一段话:“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这段话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三曹,又能抓住各自的主要特点,是可取的。同时,这里的“凌厉之才”、“藻组之学”与《诗品》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何其相似。应该说钟、陈都准确地指出了曹植诗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但是,对钟嵘从“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两方面揄扬曹植是有不同凡响的。一般在肯定曹植“骨气奇高”时,没有顾虑,认为这正是“建安风骨”的同义语。而在涉及“词采华茂”时,却有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把六朝以来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归罪于曹植。这是贬低曹植一派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褒曹(植)派的做法。为了维护曹植的“名声”,这一派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曹植“词采华茂”,仿佛要替他隐恶的样子。这是对建安诗歌和曹植的一种片面理解。如果只讲“慷慨”、“磊落”,那么建安诗人就只有曹操和早期的王粲等人,以及半个曹植,曹丕根本配不上。论曹植假若只讲“骨气奇高”,不谈“词采华茂”,曹植就不是在文学史上留名的问题,他会不会被人误解成一个硬骨头的英雄,也未可知。当然这是题外话。作为一个诗人,被冠以“词采华茂”这是桂冠,是钟嵘真心实意的称誉。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应该惧怕或者瞧不起“词彩华茂”这个词。一个诗人能够“摛翰振藻”(《南齐书·丘巨源传》),写出词采华茂的诗章,不是短处。同样的道理,对“错彩镂金”也应具体分析。像有的人不喜欢富贵裱艳的牡丹花一样,你可以不喜欢文学上“错彩镂金”的绚烂词藻。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贬义词。在建筑上只有能工巧匠才有错彩镂金的本领。这个词的原义就是指雕绘工丽的建筑物。钟嵘在《诗品》卷中引汤惠休,把谢灵运的诗比作出水芙蓉,把颜延之的诗说成错彩镂金,只是说明在诗坛上颜谢“词采齐名”(《宋书·颜延之传》)而异趣,并不是要否定颜诗。至于用“词采华茂”来形容曹植,联系他的最富盛名的《洛神赋》一类作品来理解,会感到再恰切不过了。这说明钟嵘在评价建安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不带框框。如果我们再玩味一番“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美女篇》)这种情辞柔媚的诗句,就会感到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是多么中肯。

总括以上各点的简短结论是:建安诗歌,由曹操的雄壮古直,经曹丕的嬿婉委蛇,衍变而为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不到半个世纪,诗歌创作长足发展,出现了“门户各立”、“群彦蔚起”(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的盛况,这固然得之于曹操的右文兴化之功、曹丕的延揽俊彦之力,但曹植以其独占天下八斗的才力,对建安诗坛的贡献更不能低估。

原载:《文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