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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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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文学研究所):徐公持先生的《魏晋文学史》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与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南北朝文学史》构成这一段文学史的完整系列;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业已出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三位先生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就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开诚布公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相信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并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跃进:现代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如何划定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这里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名称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还是中古文学史?名称的不同,必然涉及到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罗宗强(南开大学中文系):这段文学的研究范围,与这段文学史的定名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先生《中古文学史讲义》之后,王瑶先生也写作了《中古文学史论》。这几年,曹道衡先生出版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刘跃进同志也写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看起来,这门学科可以叫中古文学史,或者叫中古文学研究,好像是约定俗成了。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分期的标准间题。中古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它的分期标准是什么?是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划分,还是根据文学发展的不同段落来划分?如果是以历史的发展标准来划分,是根据社会形态,还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是制度的变异?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如果根据文学发展的不同段落来划分,是根据文学发展的成熟程度?还是根据文学的文体变化?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其次是分期的时间断限间题。中古文学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这个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刘师培先生、王瑶先生、曹道衡先生及刘跃进同志的划分范围好像比较一致,从魏晋开始到南朝的终结。可是胡大雷先生的《中古文学集团》,则是包括隋代在内。而日本学者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批评,还包括了唐代。下限便有三种,何者为是?从事明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把明代视为从中古到近代的转折,那么他当然是把宋元都包括在中古文学之内。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命名问题,也不光是这段文学史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文学发展史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叫做“中古文学史”,那么,汉代以前的文学史就应叫作“上古文学史”,“中古”以后有没有“近古”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隋代到清代?还是从元代到鸦片战争?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限于中古文学史,没有上古,也没近古,问题还比较简单。如果涉及整个文学史研究,就没有统一的体例,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认知。我个人认为,划分中古文学段落,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时候,还是按朝代划分比较好。按朝代分,事实上可以反映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比如汉代以前的文学和魏晋以后到南朝的文学,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朝代的交替之间,有一些过渡的现象,但是大的朝代的变更和文学发展的变化好像比较同步。

徐公持(《文学遗产》编辑部):我同意罗先生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文学”是“王朝分期法”的产物。这分期法“古已有之”,且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即颇为新式学者所接受,逐渐流行。这个分期法流行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它符合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观念,是从社会历史分期方面移植过来的。这一分期法确有它本身的优点,它承汉接唐,是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一段颇为漫长的社会分裂时期,也可以说是两大中华文明发展颠峰之间的过渡时期,有它不同于汉、唐的独特社会形态;另外自汉末至隋末,时间正好约四百年,与两汉四百年、唐代三百余年大体相称,作为历史阶段具有其均衡性。这些因素,也使一般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一分期法。文学当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过文学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分期问题上的重合,完全可以接受,不应视为问题而加以规避。所谓“中古”以及“上古”、“近古”、“近代”等划分法,似乎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移植过来的,表面看似乎脱离了朝代划分法的拘囿,实质上却并无根本性进步,因为它并非立足于对历史时代的科学划分。其所谓“上古”,是指夏、商、周三代,“上古三代”,早有成说,不是新名词。至于“中古”一语,一般包含两汉、魏晋、南北朝,(也就是“汉魏六朝”),“近古”包括唐宋,“近代”包括元、明、清,这里只是朝代的合并扩大而已,并无更多道理可说,因此后来沿用者日少,也是必然趋势。

曹道衡(文学研究所):对于罗、徐二位先生的看法,我尚有一点想法。相对于“中古”这概念,“魏晋南北朝”的说法也许更精确些。但在实际使用时,也有难处。因为“魏”这个概念,至少要到曹操封魏公时算起,甚至从曹丕代汉算起。这样,“建安七子”大多数只能归到汉去。孔融不用说了,就是王粲,甚至《七哀诗》、《登楼赋》也作于魏国建立之前。然而我们现在的习惯,却把“建安七子”中绝大多数归入魏代。事实还不止于此。以乐府诗而论,我们谈及“汉乐府”,不能排除“相和歌辞”,而“相和歌辞”中绝大多数和曹氏父子祖孙有关。《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大多归入“平调”、“清调”等“清商三调”中,说明经过魏代乐府加工。我甚至怀疑有些“相和歌辞”现在说是曹操等人作,是否完全出自他们自撰?会不会是就民歌加工而成,都归入他们名下?因为曹睿(魏明帝)的诗,有的即曹操、曹丕的片段,由他拼凑为新曲,就算他的作品了。再以《塘上行》为例。此诗有人说是甄后作,有人说是曹王作,但《宋书·乐志》归为曹操诗。现在我们所见史料,《宋书·乐志》最早,总有根据。我怀疑它虽然是民歌,可能经曹操加工。所以,研究汉魏乐府,要截然把汉代和魏代分开,很困难。我完全同意刘跃进同志《中古文学文献学》中的意见,研究魏晋南北朝,不能把东汉分开。我还同意余嘉锡先生的意见,即魏晋士人的许多风气都沿自东汉。本来,历史的分期,只能是相对的,截然分割的做法,未必可取。所以,用“中古文学”来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未始没有优点。刘师培以来的用法自有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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