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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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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龙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本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一下近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龙学”研究不无裨益。



1914-1949年为现代“龙学”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处于文本清理和资料积累的阶段,虽然产生了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两部不朽的著作,但总体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当然,这种情况也是草创时期所难免的。
“龙学”界一般认为: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标志着现代意义“龙学”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则成为现代“龙学”研究的奠基作。《札记》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视野,“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全书重点落在三十一篇主旨的阐释上,因为黄氏学殖深厚,又颇具创作经验,故其主旨探求多有创获,对《文心雕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启迪尤甚,至今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紧随黄侃《札记》而出的又一部“龙学”研究力作,被认为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梁启超曾为之序云:“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范注”是《文心雕龙》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它继承黄侃的三结合研究方法,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此外,“范注”之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划时代之作,还得力于以下三点:一是“范注”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二是“范注”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对刘勰所论作品“悉为抄入”,这不仅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而且便于读者翻检;三是“范注”在《文心雕龙》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刻见解,如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影响的问题,关于《文心雕龙》结构体系的问题等,都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范注”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中外学者为之增补驳正者代不乏人,但是“范注”至今仍是最通行的《文心雕龙》读本,仍是“龙学”入门的阶石。
《札记》和“范注”的相继问世不仅揭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而且为现代“龙学”研究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起点,致使本期其它一些《文心雕龙》注释和研究著作显得黯然失色。例如: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1933)、庄适选注的《文心雕龙》(1934)、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1944)、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1947)等,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虽小有贡献,然均未产生什么影响。其中只有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48)颇具特色,解放后修订重版产生较大影响。
在现代“龙学”开创期的三十多年中,发表了《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章近百篇,其中有关校注的二十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三十篇,涉及理论研究的约四十篇。“总的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概述泛论。虽有论通变、论史学、论隐秀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文章值得重视,如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吴熙的《刘勰研究》、刘节的《刘勰评传》、梁绳祎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李仰南的《〈文心雕龙〉研究》杨明照的《梁书·刘传笺注》等。这些文章在高度赞扬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同时,还涉及到刘勰身世的考证,《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刘勰的批评观等一系列问题,为后来深入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0-1964年为现代“龙学”的发展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本期的“龙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校、注、释方面的力作相继出现,为普及而进行的今译工作初见成效,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视野都较前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本期《文心雕龙》校注、释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62)。《新书》为作者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所谓“新书”,取法刘向,谓如先秦古籍一经刘向校勘,遂称之为“新书”。该书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国内很少流传,后经作者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方在“龙学”界广为流传。《校注》是在清人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拾遗”,全书先印《文心》原文,次附黄注和李氏补注,末以作者的校注拾遗殿后。该书贡献有三:一是首次完全地征录了李详补注全文,使广大读者在补注很难见到的情况下得以窥其全貌;二是补“范注”之罅漏,校字征典更精更细且多发前人所未发;三是附录“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五个部分,以见《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并给研究者提供相当多的便利。《校释》初版时为适应教学需要,对《文心》篇次有所调整;新版则恢复原书篇次顺序,校字释义也有较大的增补。该书主要价值在释义方面,作者已不满足对本文的字句校勘和典故引证,而是在黄侃《札记》的基础上,沿着释义的路子向前拓进,力求阐明刘勰论文之大旨,发挥本文幽深之意蕴,使《文心》义理阐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牟世金说:“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和关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艰难地起步了。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率先开始了语体翻译的尝试,接着周振甫在《新闻业务》、赵仲邑在《作品》、刘禹昌在《长春》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文心雕龙》部分篇目的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侃如、牟世金合译的《文心雕龙选择》(上下)和郭晋稀翻译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于1962-1963年相继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的《文心雕龙》译本。这两部普及性的译本,都采用直译方式,译文深入浅出,对当时读者学习《文心雕龙》有较大帮助。
本期理论研究的专著只有陆侃如、牟世金《刘勰论创作》(1963)一部,而且其中译注还占了一半。但是单篇论文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共发表论文一百八十多篇,其中前十年约有三十篇,而后五年多达一百五十篇。这些论文大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分析和研究,虽有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痕迹,但在理论上确有不少新的突破。在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综合论述的文章中,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和郭绍虞的《试论〈文心雕龙〉》值得重视。两文作者都试图在新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立足于现代文论,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尽管两文的行文特点和论证方法各有不同,但还是得出了不少相似的结论。例如,两文作者都认为刘勰是根据儒家进步的文艺思想来建立“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反对齐梁“内容上的颓废主义和形式上的唯美主义”,通过宗经复古以求通变革新,追求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的辩证统一。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文涉及到《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其中刘勰的思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骨和艺术构思等几个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刘勰的思想是本期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刘勰的思想是儒家还是佛家、唯物还是唯心,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吉谷《〈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一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张启成《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一文认为:“佛教思想是刘勰的主导思想。因此贯穿在《文心雕龙》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必然会受这主导思想所支配。”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核心却是唯心主义的”。除张启成主佛家思想外,大部分学者,如刘绶松、陆侃如、杨明照、王元化等,都主儒家思想;认为唯心的还有炳章、曹道衡等,但主唯物的仍属多数,如陆侃如,祖保泉、翁达藻等。其实,思想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宗教派别与思想属性、世界观与文学观之间都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所以,论者一般都不绝对地认为刘勰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就是完全的儒家或佛家。然而,受时代的影响,论者一般都有“唯物”倾向伟大、“唯心”接近渺小的思想意识。
为配合当时文艺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本期“龙学”研究中很多论者也对《文心雕龙》中涉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前面提到的刘绶松和郭绍虞两文都肯定《文心雕龙》接近于现实主义,后来陆侃如、牟世金又发表《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一些论者也注意到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葆福和广华的《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陈鸣树的《刘勰论浪漫主义》、陆侃如和牟世金的《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点》、张碧波的《刘勰的浪漫主义创作论初探》等文,都对《文心雕龙》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以《辨骚》、《夸饰》为依据,认为刘勰已经接触到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在有关刘勰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刘勰是否已明确认识到浪漫主义的特征以及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是排斥还是赞同等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
有关“风骨”内涵的讨论争议最大、分歧最多。黄侃在《札记》中曾提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的论断,开“风骨”研究之先河。对黄侃意见或赞同或反对,或发展或修正,形成本期有关“风骨”讨论的二十多种观点,归纳起来约有四类:一是舒直提出的与黄侃安全相反的意见,即“‘风’就是文章的形式,‘骨’就是文章的内容;而且‘骨’是决定‘风’的,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这种观点未免简单武断且有标新立异之嫌。二是基本赞同黄侃的意见但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有人认为:“‘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词语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代表人物有陈友琴、商又今、吴调公、郝昺衡、陆侃如、寇效信等。三是认为“风骨”皆指内容而言,并无文意文辞之别。代表人物有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潘辰、曹冷泉、郭预衡等。持此论者多据《附会》篇“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一语立论,认为“风”指“情志”,“骨”指“事义”,“风骨”并属内容。然而,脱离《风骨》篇而言“风骨”,结论自然难安。所以有人说“把《风骨》篇中的骨解释为情志或事义,那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四是把“风骨”与风格联系起来,认为“风骨”是刘勰推崇的“标准风格”、“理想风格”,或是风格形成的条件、方法。各种观点竞相呈放,各家新说聚讼纷纭,终于使抽象而又复杂的“风骨”问题的讨论在整个《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重占了第一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90期(1959年12月6日)还特别发表了编辑部的《关于“风骨”的解释——来稿综述》一文,介绍一些未发表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讨论应“从大处着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实事求是地(最好多举作品实例证明)评述我国文学理论遗产,不要只胶着在个别词汇的解释上”。
除上述三个专题外,《文心雕龙》中的艺术构思问题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杨明照的《刘勰论作家的构思》、张文勋的《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另外,对《神思》篇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相连,主要文章有宋漱流的《飞腾吧,想象的翅膀——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梁宗岱的《论〈神思〉》、黄海章的《读〈论神思〉》、王元化的《〈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等。还有《辨骚》篇为何列入“文之枢纽”,《鎔裁》篇的“三准”论以及刘勰的美学思想等问题,也都有专文研究。
“龙学”发展期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论者对刘勰思想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时或有之。在“风骨”的研究中,多数文章局限于概念的讨论,不仅缺乏从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的宏观角度对“风骨”进行研究,而且将“风骨”与文学史上大量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章也不多。总起来看,本期的“龙学”研究还主要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还有待于下一时期的“龙学”研究。



十年“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而且也使《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严遭摧残,“龙学”停滞不前。“文革”结束,“龙学”复兴。1977年以来的二十余年,《文心雕龙》的研究进入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的“龙学”专著近七十种,论文则有一千多篇,远远超过前两期的总和。
专著大致可以分为校注译释、理论研究、工具书和论文集四大类。校、注、译、释方面,本期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1980)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堪称《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的双子星座。王氏《校证》由原来的《新书》增订而来,该书重在校勘,所据重要版本达二十七种,校订精细,无愧为一部集大成的校本。杨氏《拾遗》取精用弘,参校各种版本、校注本六十种,引用文献六百多种,对前人校注中的疑难讹误多有补正。附录将长期积累的历代著录、品评、采摭、因习、引证、考订、序跋、版本等材料分别辑录,搜罗完备,有“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之誉。校勘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其琰、陈凤金伉俪为“元至正本《文心雕龙》”和“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所做的“扫叶拂尘”的校勘工作。林、陈二位多年致力于《文心雕龙》唐、宋、元版本的校勘,终成《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附《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辑校》)和《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二书,嘉惠士林,功劳实大。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1981)是“范注”以来最为完备的白话注释本。该书因其“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备受读者欢迎。以往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三家注皆详于典实,该书则因词、义兼释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译注方面本期有较多的著作问世,特别是原先的一些选译本逐渐发展为全译本。例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1982)均是如此;周振甫于本期撰写的《文心雕龙选译》(1980)也很快扩展为《文心雕龙今译》(1986)。此外,赵仲邑、向长清、贺绥世、龙必锟、李蓁非、王运熙等人也都有全译本。诸译本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解上差异还是太大,以致译文各异,读者难以适从。比较而言,陆、牟的《译注》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作者坚持在“读懂原文,搞清本义”的前提下着手翻译,注文不避难点,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表其意蕴,故而读来颇为可信。
校注译释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这就是詹鍈的《文心雕龙义证》(1989)和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1993)。《义证》的最大特点是取材弘富,校字释义时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以求片善不遗,实际带有“集注”的性质。然而在求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选择不够精当的毛病。《解说》是作者在《文心雕龙选析》(1985)的基础上增订扩充而来,该书注释简明而解说详尽。各篇解说均就原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展开论证,对历来认为重点、难点问题,更是详加剖析,且多有精解新见,具有长于理论分析的特色。
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又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综合研究方面有陆侃如、牟世金的《刘勰和文心雕龙》(1978)、詹鍈的《刘勰与文心雕龙》(1980)、张文勋、杜东枝的《文心雕龙简论》(1980)、孙蓉蓉的《文心雕龙研究》(1994)等,这些综合研究大都属于概述一类,既注意“龙学”知识的普及,又不失自己的独到见解,且篇幅适中,于一般“龙学”爱好者大有裨益。此外,牟世金晚年抱病撰写的《文心雕龙研究》(1995)则堪称综合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它是牟先生一生《文心雕龙》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对《文心雕龙》的再认识再估价。王元化在该书《序》中说:“书中那些看来平淡无奇的文字,都蕴涵着作者的反复思考、慎重衡量,其立论之严谨,断案之精审,我想细心的读者是可以体察到作者用心的。”
专题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文心雕龙》创作论、风格学、文学史论、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诸多方面。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在本期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大,该书是黄侃《札记》以来《文心》义理阐释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又一部力作。作者把熊十力“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警句作为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以三个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为具体研究方法,凭借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娴熟的现代美学理论知识,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证,全面深入的比较,将《文心雕龙》创作论上升到现代文艺理论的高度,作出了今天应有的科学“裁断”,真正实现了《文心雕龙》阐释由传统由现代的转型。因此,该书不仅为《文心雕龙》研究,而且也为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詹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把风格当作贯穿《文心》全书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作者认为“风骨”是刘勰主张的最理想风格,进而详细论述了个性与风格、才思与风格、时代与风格、文体与风格的关系。然而,全面系统地论述风格问题,稍有不慎便会产生庞杂的弊端。正像有人指出的,詹先生把与风格相关的论述都当作风格本身来阐述,显得庞杂而失之准确。张文勋的《刘勰的文学史论》(1984),则系统清理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该书从论述《文心》中的“文学发展史总论”开始,进而就“先秦文学”、“秦汉文学”、“建安正始文学”、“两晋及宋齐文学”分别展开分析,揭示了刘勰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史意识。略嫌不足的是,该书未能将刘勰的文学史观放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探索其成因,指明其影响。
《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成为本期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上期只有一篇研究刘勰美学思想的论文形成鲜明对照,本期不仅有三十多篇专题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四部专著,即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1987)、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韩湖初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1993)。缪著试图站在时代文艺理论的高度,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指出它在世界美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易著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作者从文学本体、创作规律和审美理想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以揭示《文心雕龙》蕴含的美学理论体系。赵著则在有限的篇幅里探讨了刘勰的美学观、《文心》的美学理论体系和审美理想等问题。韩著重在对刘勰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上述论著都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分析尚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上,缺乏对《文心》深层美学意蕴的揭示和探源;有的论述前后概念不一致,对《文心》美学范畴缺乏精确的理解;有的比较研究显得牵强附会,未能准确把握由中西不同文化特质导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的差异性。相比之下,最近出版的寇效信遗著《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倒是一部功力深厚、考辨精审的《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专著。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问题在前期一直没有正面的专题研究,而在本期则成为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1981年牟世金发表第一篇专论《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篇这方面的文章,且有好几部专著问世。杜黎均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1981),认为《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由“文学和现实”、“内容和形式”、“文学的特征”等七个部分组成。该书的最大问题是为刘勰套西装,作者不是经过严密的考证而是随意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解释刘勰的文学理论,这种随意拔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1987)是一部着力探讨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著作,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从文史哲多层面收集材料,以辨明刘勰文学理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全书尽管也是从现代文学理论观点出发,研究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但由于作者立足于材料的发掘与整理,所以观点虽新,却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石家宜的《文心雕龙整体研究》(1993)则另有高见,该书在作整体研究时,并没有用现代文学理论概念将刘勰著作任意切割、组合,而是客观地从原著自身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统一性的根据,这构成了该书的鲜明特色。应该说这是一种贴近古人、切合原著的好方法,只是在具体操作时效果没有作者预想的那么好,可能因为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由以往论文构成,作者尚未及对其进行综合改造所致。
以上几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均能纵贯全书,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的研究模式,表明“龙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在提高。然而,相对于校注来说,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薄弱,像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那样功底深厚又具有突破性的权威著作,毕竟太少了!
本期《文心雕龙》研究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批“龙学”工具书,这是“龙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1987年吴美兰编纂的《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索引》和朱迎平编纂的《文心雕龙索引》同时问世,前者广泛收集海内外“龙学”研究成果,后者就《文心》的文句、人名、书名、篇名等编排索引。两种《索引》虽然都较粗略,但是对于如火如荼的“龙学”发展态势来说,毕竟是解了燃眉之急,故为学林称善。冯春田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1990)汇释了《文心》所用语词近九千条,类似《文心》语词释义大全,虽然有些笨拙,“亦‘龙学’之一翼”(牟世金语)。“龙学”界一直盼望的《文心雕龙辞典》,本期终于有了两部。贾锦福主编的一部于1993年率先出版,周振甫主编的另一部也于1996年问世。后出的一部因为撰稿人相对集中(主要是周振甫、刘跃进、赵立升三位),各词条的解释也就比较统一,全书整体性更强一些,特别是所附《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更加彰显了该《辞典》的学术价值。尽管如此,贾氏及其同仁所编《辞典》的首出之功仍不可没。工具书方面最重要的当数杨明照挂名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1995),这部凝聚着众多“龙学”专家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虽然姗姗来迟,但却以其全面性和权威性受到“龙学”界的高度赞许,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龙学小百科”。
以上工具书的出版,对于促进“龙学”的进一步发展,补助海内外学术交流,均有无量功德。然而,无庸讳言,大陆“龙学”界在工具、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近十年来的“龙学”研究成果尚无人做统计索引工作,像日本冈村繁编纂的那样详尽的《文心雕龙索引》大陆还没有,而朱氏《索引》显然已不够用了!
本期“龙学”的又一个特点是一些论者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纷纷出版,这是前期所没有的,它标志着诸多论者的“龙学”研究由零打碎敲走向全面系统。这些论文集主要有:马宏山的《文心雕龙散论》(1982)、牟世金的《雕龙集》(1983)、蒋祖怡的《文心雕龙论丛》(1985)、毕万忱、李淼的《文心雕龙论稿》(1985)、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1986)、涂光社的《文心十论》(1986)、李庆甲的《文心识隅集》(1989)、穆克宏的《文心雕龙研究》(1991)、王明志的《文心雕龙新论》(1994)等。另外,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会刊《文心雕龙学刊》也在本期出版了1-7辑,1994年会刊更名为《文心雕龙研究》,现已出至第3辑。这些论文集中的论文所研究的范围,几乎包括“龙学”的各个方面,涉及各种专题,堪谓“龙学”兴盛期的盛事。
本期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到“龙学”的诸多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是接着前期继续讨论,但深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有些问题则为本期所独有,开辟了“龙学”研究的新领域。
刘勰生平研究。杨明照的《梁书刘勰传笺注》经大量增补修订后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这是刘勰生平方面考订最精、影响最大的文章,使我们对刘勰的家世和生平的基本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对研究刘勰确有“知人论世之助”(牟世金语)。在刘勰生平研究方面分歧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刘勰早年为何入定林寺,王元化主“家贫”说,杨明照持“信佛”说,张少康则认为是为了“寻求政治出路”。二是刘勰的卒年,范文澜推断为521年,赵仲邑、穆克宏、牟世金、周振甫、詹鍈等人的看法接近范说;李庆甲考订为532年,郭晋稀、祖保泉从李说;杨明照则认为在538-539年间。三是刘勰出身士庶问题,学术界向以刘勰出身士族,王元化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庶族说,认为“刘勰并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赞成庶族说并加以补证的还有程天祜和牟世金。王利器和马宏山坚持认为刘勰出身士族,周绍恒则在《刘勰出身庶族商兑》一文中,对士族说作了进一步论证。辨清刘勰出身士族还是庶族,有助于对刘勰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全面评价,但也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陷入出身决定论的危险境地。四是《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龙学”界多数学者同意清代刘毓崧的考证,认为《文心雕龙》写定于齐末;自本期开始,施助、广信、叶晨晖、夏志厚、周绍恒、贾树新等人先后撰文,对刘氏考证提出质疑,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梁初。《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问题直接决定着对刘勰生年的推断和对《文心》本文的理解,所以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弄清事实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刘勰思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儒佛道玄展开讨论。1980年马宏山发表了《论〈文心雕龙〉的纲》,该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佛道是《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此论一出立即在“龙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许多论者撰文反驳此说。李庆甲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是“一部与佛学唯心主义对立的儒家文论”。孔繁也指出:“《文心雕龙》不以玄学佛学作指导,而以儒学作指导”。但是,马宏山提出佛道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论纲”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汇集为《文心雕龙散论》一书。这表明本期佛道论比前期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点。儒佛之争的同时,也有不少论者认为刘勰主要受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的影响。皮朝纲、张启成、蔡仲翔、严寿澄、姚汉荣等,均主此说。持儒家思想主导说者仍属多数,但对佛道说和道玄说者所举出的大量事例和进行的有力论证,儒道说者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原先那种认为刘勰“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完全“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的纯粹儒家说已不存在,多数论者主张儒家思想是刘勰的基本思想或主导思想,但刘勰同时也受到佛道玄思想的影响。如张少康就说:“刘勰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主导方面,又有其复杂的、兼容并包的方面。即以‘道’来说,既是哲理性的道,又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之道;既以儒家为主,又兼通释老。”由儒、释、道、玄各执一端到以儒为主诸家并存,这是本期刘勰思想研究的重大进步,因为刘勰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体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如此,这已基本成为“龙学”界的共识,只是对各家思想在书中所占的比重看法仍然不一。漆绪邦认为:“以道为体,以儒为用,才是刘勰论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涂光社也认为:“《文心雕龙》杂糅经魏晋玄学改造的各家思想,有开放的特点,儒道是其互为补充的两个主要侧面”。李平又从先秦文化渊源、魏晋时代风尚和《文心》总论、创作论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刘勰“道体儒用、体用结合”的文学指导思想。而汪春泓和邱世友则从魏晋儒道释合一的社会思潮着眼,分析了佛学对刘勰的影响,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文心》单篇研究。对《文心雕龙》五十篇进行单篇研究的论文在本期占了很大的比重,除文体论尚有少数几篇没有专论外,其他各篇几乎都有专门研究文章,像《原道》、《辨骚》、《神思》、《体性》、《风骨》、《情采》、《通变》、《物色》等重要篇目,研究文章都有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这里仅就《神思》和《风骨》篇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以见本期“龙学”微观研究之深入。王元化首先提出:“《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纲”。牟世金、周振甫、张少康等人均赞同此说,并从不同角度对“总纲”说作了发挥。对《神思》篇的总纲地位显然有了一致的认识,但对“神思”含义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王元化主“想象”说,牟世金持“艺术构思”说,詹鍈则认为是“形象思维”。准确理解“神思”概念的含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对《神思》篇理论意蕴的发掘。邱世友认为:“刘勰作为形象思维的神思论,就是建立在心和物这个关系上的;心物同一是神思论的基础,又是它的归结。”萧洪林将“神思”理解为一种想象活动,并概括其四个方面的特征,即自由性、形象性、虚拟性和感同身受。“意象”作为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首先出现在《神思》篇中,郭外岑对“意象”的形成、特征和意义作了全面分析。亦武、梅家玲等人,分别就《神思》篇作中西比较研究,以见其理论价值。还有人认为:《神思》论述的是一个由构思和表达构成的二层次创作思维活动系统,其主要特点有整体性、层次性、适应性和目的性,虚静与技巧分别是构思与表达的前提。这是运用系统论方法对《神思》篇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研究,颇有新意。
《风骨》篇仍然是本期研究的重点,并开始从总体上出现某些统一的趋势。“不少研究者逐步确认‘风骨’问题是刘勰针对齐梁文风提出的审美理想或审美标准;‘风骨’最基本的特征是‘力’,是阳刚之美。”涂光社认为:“‘风’是一种‘力’,‘骨’也包含着‘力’”。祖保泉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风骨’——文情并茂的、刚健朗畅的力的美!”刘建国认为:“风”是“艺术感染力”,“骨”是“艺术表现力”。曹顺庆也说:“‘风骨’与‘崇高’,同属于一种以力为基本特质的阳刚之美”。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与前期的歧义迭出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本期《风骨》篇研究的另一个进步是,一些论者联系《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对“风骨”进行深入阐发,从而超越了对“风”、“骨”的概念进行罗列排比的研究方式。石家宜的《“风骨”及其美学意蕴》,牟世金的《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张少康的《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即是。近年又有人把“风骨”与人格精神理想联系起来,从儒道风骨、英雄品评与建安风力等角度,探讨刘勰“风骨”论背后所映现的人格理想的精神义旨。尽管这种观点尚未得到“龙学”界多数人的认可,但毕竟是一种新的思路。
本期发表的论文还在一些方面开辟了“龙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先,不少论者开始关注“龙学”史,对《文心雕龙》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牟世金撰写的四万余言的《“龙学”七十年概观》堪称这方面的力作,具有《文心雕龙》研究简史的性质。对一个时段“龙学”概况的研究有王运熙等人的《建国以来国内〈文心雕龙〉研究情况概述》,石家宜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等文。祖保泉的《试论杨、曹、钟对〈文心雕龙〉的批点》和《〈文心雕龙纪评〉琐议》,则是对明、清《文心雕龙》研究成果所作的清理和探讨。曾晓明的《〈文心雕龙札记〉论〈原道〉与〈风骨〉》、李平的《“范注”三论》和《“范注”三题》,分别对“龙学”的两部名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刘凌的《向着整体上升》、滕福海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述评》,戚良德的《历史的选择》,则对“龙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美学研究几个专题作了评述。这些“研究之研究”标志着“龙学”已进入成熟和自觉的阶段。其次,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论者还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张少康、李欣复、李时人、刘凌、朱良志、李平等人,都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而这方面后续性的发展,正方兴未艾。1998年《文心雕龙》第六次年会提交的二十篇论文中,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论文就有三篇。第三,本期还有几篇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就思想、方法立论的有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就结构体系立论的有黄广华的《从系统论看〈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体系》、就批评标准立论的有刘文忠的《刘勰的批评标准系统论》、从单篇入手的有李平的《〈神思〉创作系统论》。这方面的论文虽然还不多,但毕竟更新了方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龙学”繁盛期的研究虽然较前期更深、更细、更广,且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但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近年“龙学”研究已有从繁盛走向萎缩的趋势。这种趋势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成果的数量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少,近年更是锐减。“龙学”繁盛期的头五年,就出版专著十八部,发表论文四百多篇,这种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以来共有专著十余部,而1995年以后除会刊《文心雕龙研究》以外,只有三部专著,论文不足百篇。二是成果的质量有所下降,就专著而言,九十年代在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方面虽有《文心雕龙解说》(祖保泉)、《文心雕龙研究》(牟世金)和《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寇效信)三部重要著作,但相对八十年代来说,功力深厚的权威性著作毕竟少多了。从论文来看,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例如:近年一些研究刘勰折衷方法的文章,尚未达到周勋初、张少康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水平;论《神思》篇有关想象和形象思维方面的文章近年也有不少,然所论大多未超出邱世友文章已讨论过的范围;而中西比较研究方面的文章写得也很粗浅,不及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所论浑厚圆融。三是研究队伍存在后继乏人的隐忧,老一辈专家大部分因年事已高而退出“龙学”研究领域;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年学者如牟世金、李庆甲、寇效信等又因癌症而早逝,还有一些则改变了主攻方向;青年学者中专事“龙学”研究的现在也很少,至今尚没有一篇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博士论文问世。
“龙学”近年冷落以至于此,无怪乎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已没有什么问题好研究了!“龙学”已经走到尽头了!不错,三万七千字的《文心雕龙》迄今研究论著已近四千万言,“龙学”方面的几乎每一块“砖”都被人敲过,生平事迹、版本校勘方面如无新的材料发现,研究确实也很难有大的进展。尽管如此,“龙学”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首先,思想、理论方面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展开讨论,同时也可以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可以深入下去,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其次,“龙学”还有一些总结性的工作需要做,校注方面《文心雕龙》还没有一部包括汇校、汇注、汇评的真正的“集注”本;本世纪“龙学”研究成果急需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为《文心雕龙》至今还没有一部研究史,有的只是两部论文选。复次,应加强对港台及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特别是台湾和日本“龙学”研究很发达,有许多高水准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目前大陆对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也做了一些总结和翻译工作,但还很不够;近年港台及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情况,我们还知之甚少。
目前“龙学”研究既处于低谷又有事可做,那么如何把该做的事做好从而走出低谷,就成了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注意培养后续力量,必须有一只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其次,要注意更新研究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这样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要致力于创造一种良好的学风,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这对于避免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是特别重要的。第四,应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龙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港台及海外学者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维,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把“龙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