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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上限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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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英华》 (以下简称《英华》) 是北宋初太平兴国七年九月(982)到雍熙三年十二月(987)编纂的一部文学总集。其收录诗文的时限,一般认为上始于梁末,下迄五代。笔者认为,谓下迄五代可以,说始于梁末则不正确。因为,在《英华》中确实选录了晚唐延及到五代的许多作品,如韦庄、罗隐、牛希济等人的诗文,但同时又选录了大量的梁初,南朝宋齐,甚至还有更早的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

一 《英华》收录上限说的历史考察

宋人在编纂《英华》时,并未明确提出其收录作品的上下时限。只谓“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英华》。”就连宋太宗的诏书也是含糊其词“近代以来,斯文浸盛……遂令编辑,止取菁英。”后来虽然“诏三馆分校《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尽允惬,遂令文臣择前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缺换易之,卷数如旧。”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47、49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仍无明确的时限概念。南宋周必大校勘《英华》之后,论及选录诗文的时限,其《〈文苑英华〉跋》指出“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他的“南北朝”说,比以前诸说较为具体,但没有包括魏晋,仍不能准确地表明《英华》选录诗文的时段。

在宋代的书目资料中,有关该书收录时限的记载也比较笼统。如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五总集类曰“采前世诸儒杂著之文。”赵士炜辑考的陈撰《中兴馆阁书目》“阅前代文集摄其精要,以类分为千卷,号曰《文苑英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这几种书目的记载如出一辙,无甚异同。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曰“盖以诸家文集,其书实繁,虽各擅所长,亦榛芜相间,乃命白等,精加铨择,以类编次,为一千卷。”时限概念更差。

元初,马端临纂《文献通考·经籍考》,因其体例是以辑录为主,把前面提到的几种说法归集在一起,并无新的发见。明代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中曰“中所记述,肇梁陈,迄唐季,数百年名家网罗略尽。”又曰“坟经义邈,词华郁蔓,延刘汉而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所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故其橐函六代,笼罩三唐。” ([宋]李昉等纂《文苑英华》〔影印〕第一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 这可以看作是上限始于“梁代”说的始作俑者,虽然最后一句说“橐函六代”,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但此话有了“肇梁陈”的前提,则它只能是包括梁陈两朝的“六代”,此说比周必大之说更为具体。

清人私家书目大多关注的是《英华》的版本考订,而对于其收录诗文时限要么遵从前说,要么无所提及。官修《四库总目·总集》在继承前说的基础上,似乎特别谈到了《英华》与《文选》收选诗文的时限关系,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至此,把《英华》的上限界定在了“梁末”,虽说比以前“肇梁陈”更确切,然其错误的影响则更大,致使以后,直至现代、当代许多从事唐代和唐以前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提到《英华》时均毫无例外地沿袭“梁代”或此说。限于文章篇幅,恕不在此详列实例。

二 《英华》收录魏晋、南朝宋齐梁诗文略说

《英华》收录诗文并不始于“梁末”,而是始于三国时期魏。具体地讲,《英华》卷二○二节选了“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室思诗》六章之三,题为《自君之出矣》;卷一五七收录了魏人程晓《嘲热客》,题为《伏日作》。这些才 是《英华》选录最早的作品。

除了魏晋时期诗作外,我们研究发现,《英华》至少选录南朝宋三人六首诗作。其中伍辑之《劳歌》 (《英华》卷二○三。笔者按后面只注卷数) ,鲍令晖《自君之出矣》 (卷二○二), 吴迈远《飞来双白鹤》 (卷二○二) 、《阳春歌》 (卷一九三) 、《长别离》 (卷二○二) 。据曹道衡先生考证 (曹道衡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0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伍辑之便是南朝宋文人。又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宋奉朝请伍辑之集十二卷”,可知其为南朝宋人无疑,并有入仕的经历。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他曾经与郭缘生、戴延之、丘渊之并从刘裕北征西征者,义熙中同为刘裕官属。今存文《桃园赋》、《柳花赋》二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诗二首,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一首即《劳歌》。鲍令晖,则为南朝宋人鲍照妹,逯钦立先生确定其为南朝宋人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3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并在宋诗卷中收录此作。而且该诗亦见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艺文类聚》等书,均载明为其所作。吴迈远(?—474),南朝宋诗人。今存诗十一首,可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而其中《英华》所录的三首诗,也见载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这可从多方面证明其为吴迈远的诗作。此外,《英华》还有鲍明远《长歌行》一首 (卷二○三,一作沈约) 。明远为鲍照字,其生年不详,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他为南朝宋诗人、辞赋家、骈文家。其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今存。这首《长歌行》,也算是其最有特色的乐府诗之一,只由于《长歌行》被标明作者“一作沈约”等因素,这里暂且不看作是鲍照(明远)之作,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所举其他几位例证的可靠性。《英华》选录南朝宋人诗的情况大致如前所述,而对其辞赋和各体杂文选录情况,我们尚未找到确切的收录例证,不敢妄言。不过以上例证足以说明,《英华》的确收录了南朝宋人的诗歌作品。

南齐国祚短暂,仅有二十三年(480—502),使许多诗人难免前后跨越两朝,甚至三朝,并且南齐的诗文保留下来的也不很多。所以,有的诗文不好断定就是作者在南齐时所作。这里仅能列举一些相对能确定其作者时代的作品。就诗方面来看,据笔者考察,大约收录南齐四位诗人,共计六首作品。如诗人刘绘,虽跨齐梁两朝,南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卒,即死于梁代建立的当年。《英华》录入诗作《巫山高》 (卷二○一) 、《有所思》 (卷二○二) 、《萍》 (卷三二七,一作吴均诗,但逯钦立将其录入刘绘名下) ,这是收录较多的情况。其次是每人仅收录一首,如檀约《阳春歌》 (卷一九三) 、朱孝廉(失名)《白雪曲》 (卷三三一) ;释宝月《行路难》 (卷二○○) 。《英华》录入齐人文章相对更少,仅有二篇。一为谢朓的《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艺文类聚》卷一四及清人严可均《全齐文》卷二三亦均载有此文。另一篇《文移虏淮阳太守》 (卷六五○) ,虽为阙名作者,但是清人严可均据其内容判定其为齐人作,故录入《全齐文》卷二六。至于一些由齐入梁的诗文作者,我们未计算在内,但前面所提及的诗文也已能够说明问题。

笔者对《英华》中收录南朝梁代诗的情况作了粗略统计,大约收录了八十四位诗人的六百一十三首作品,其中最多者为梁简文帝萧纲,录诗八十一首(逯先生考订为九十一首)。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华》所收录的并非完全是梁简文帝萧纲时期的作品,收录前期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假如我们以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前作为梁朝初年,那么可以划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有梁武帝萧衍十一首、范云(天监二年卒)十一首、江淹(天监四年卒)二首、王暕(天监四年卒)一首、任昉(天监七年卒)十二首、丘迟(天监七年卒)三首、虞羲(天监中卒)一首、沈约(天监十二年卒)五十八首、刘苞(天监十三年卒)二首、柳恽(天监十六年卒)六首、范缜(先仕齐,后仕梁)一首、何逊(天监十六年卒)二十一首、王训(天监十七年卒)三首、吴均(普通元年卒,过一年)五十三首、王泰(梁天监中为秘书丞)一首等,共十五人一百八十五首诗。实际上,我们这样按照时间来划分梁初梁末似乎

严格了一点,把一些历经宋齐梁三朝的诗人也 排除在梁初范围之外,如陶弘景便是一例,他大通二年(536)卒,年八十五,肯定是一位“三朝元老”。再以梁武帝萧衍而论,早在齐代,他就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交往,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梁书》卷一) 虽然《文选》选录作品时,坚持“存者不录”的原则。但是我们认为萧衍算作梁初也没有什么不妥切的。这样看来,以《文选》的编纂时间作为划分梁前后期的依据是较为合理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英华》所收录梁代诗作,并非如以前提到的许多资料所说的那样,“起于梁末”或“梁”。

收录其它各体文章,也不是只录梁末,而不录梁初。这里我们不再作过多的数量统计,姑且列举几位前面提到的诗人为例,如《英华》共收录沈约诏二十五篇,连珠二篇;范缜杂文一篇;吴均赋四篇,连珠二篇,论、记各一篇等。毋庸置疑,这些人均是梁朝初期文人。因此,结合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英华》收录南朝梁代的诗文并无起于梁初梁末之说,而是整个梁代均为其收录范围。

三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无论是从事《文选》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英华》版本探讨的学者,均少见提及这个问题,而是单纯地认为,《英华》“盖即以上续《文选》” (《四库总目》), 或者说“与《文选》相衔接”等等,不一而足。这往往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两种文学总集之间没有重叠的部分,只是时段不同而体例相承的文学作品集。不过,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朝代是有重叠的,即宋、齐、梁三朝。除此之外,据笔者查阅对比,发现其重叠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选定的人重而诗文不重。例如,谢朓可谓齐代“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文选》选录齐代诗歌二十三首,其中二十一首就为其所作,加上二篇杂文,共有二十三篇之多,而《英华》仅选录其《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一篇,其它作品则未选。类似的情况如梁代的范云、江淹、任昉、虞羲、陆倕 、徐悱等。另一种情况是两者选定的诗文重复。这种例子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丘迟与沈约两人。前者主要生活在齐梁,曾两朝任官。《英华》录入其诗三首,其中二首重复,即《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旦发渔浦潭》 (卷一六三,又见《文选》卷二七) 。后者曾仕宋,历征西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入齐,为太子令等;梁时,除尚书令等。《英华》收录其诗较多,达五十八首。其中与《文选》重选的有七首。如《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 、《游钟山》 (卷一五九,《文选》卷二二作《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酬谢宣城朓》 (卷二四○,《文选》卷三○作《和谢宣城》) 、《渡新安江贻京邑游好》 (卷一六二,《文选》卷二七作《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三日率尔成篇》 (卷一五七,《文选》卷三○作《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咏月》 (卷一五一,《文选》卷三○作《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别范安成》(卷二六六,《文选》卷二○) 。这些重复现象,再一次证明了《英华》与《文选》选录诗文没有一定截然的时代分界,而是两者在时代、诗人、作品上均有掺合与重叠。这是《英华》选录诗文不始于“梁代”或“梁末”的最好例证,也说明以前许多文献资料的断言是缺乏根据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

四 结 语

《英华》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长期以来,因其卷帙浩繁,内容博杂,加上宋版残缺,明本据抄本刊印,颇多错讹等因素,学界也缺乏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连其收录诗文的上限这样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未搞清楚,相反却以讹传讹,由宋初编者比较模糊的上限“前代”等概念,进而演变为“南北朝”之说,至明重刻时界定为“肇梁陈”,再到《四库总目》编者定为“起于梁末”,可谓几多反复与变化。然时至今日,学界仍相沿不改。笔者通过上述梳理,找到一些可信的例证,并因此认为《英华》收录诗文的上限不始于梁代,更不是梁末,而是起于魏晋时期。

(收稿日期2002年9月13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