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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鹅事件”真伪与昭明太子后期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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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太子萧统,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生于襄阳,此时萧衍已军至建康,正待合围京师。随后,建康东府城守将徐元瑜降,荆州萧颖胄暴卒,对这两件事和萧统的降生,“时人谓之三庆”。次年十一月,萧统立为太子,天监十四年加冠,中大通三年(531)卒。

“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5)下人赌博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李大师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著《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内容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总之,《南史》所言“厌祷”一事始末如此详赡,尽管尚不能断言全无不实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

同时,“蜡鹅事件”之所以引入注目,关键在于其与萧衍立储一事相关涉,如上所述,《南史》云昭明“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然而,这件事是否就是太孙萧欢不得继立的原因,学界尚存不同意见,这便牵涉到梁代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即中大通三年萧统死、萧衍立萧纲而不立萧欢一事。萧衍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曹道衡先生认为,萧衍担心幼主难主大业是根本原因,“蜡鹅事件”对萧统的危害非常有限,由于萧衍对子侄一贯宽纵等原因,萧统在其父那里并未发生信任危机,甚至此事原本就是人为的捏造。我认为,萧衍立萧纲的原因非止一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幼主难主大业确是主要原因之一。对前朝史实的耳闻目睹,特别是齐武立太孙而舍子良事的前车之鉴,萧衍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蜡鹅事件”也是不应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上所论,我们认为此事是基本可信的,并且,《资治通鉴》 (卷一五五) 也完整记载了这件事,称“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可见此事真伪在宋代尚无太大异议,只是到了明代才有不同声音(如上文所引张溥之言)。另外,俞绍初先生也倾向于此事是导致萧统“失信于梁武”的直接原因,并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提到了两件相当有力的证据一是萧衍于中大通元年十一月加南平王萧伟太子太傅一事。二是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集校注》误为二年)正月,萧衍召萧纲还京为扬州、昭明忧虑感梦一事。太子太傅一职,早在天监六年萧统年幼时萧宏曾居之,为时甚短,此后,空缺已久,今忽重置,盖以埋鹅事发以监护太子之故也;萧纲还京一事,《南史·梁本纪下》载“中大通三年,(简文)被征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历代史家曲笔之法不胜枚举,感梦之法即为其一,近者如江淹才尽之典,沈约临终之梦,等等。也许,昭明当时已对自己失信有所预感,因而惶惶不安。其三,萧统的能力、性格是否适于继立大统,后期似乎逐渐为萧衍所怀疑。萧统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柔弱有余而刚毅不足,如上所述,他断狱或“多所全宥”,或“徐令改正”,而“未尝弹纠一人”;其弟萧纶获罪当诛,他“流涕固谏”使纶得免。萧衍亦多宽纵,但齐末诛戮明帝一门却毫不手软;其子萧纶暴戾肆行,僭越非常,他也舍得诛杀,《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云“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中赐尽。”萧统则不同,对任何事情似乎全是不计原则的宽纵,这与其说是仁德,不如说是柔弱了。再如丁贵嫔薨这件事,昭明本传记其“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后奉敕进食,亦只食粥,“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这样的事在重孝的时代是很多的,史书上不乏类似记载,有甚于此的亦不鲜见。但萧统作为太子,则不仅应在“孝”字上做出垂范,同时还应考虑国家、社稷之大业而有所节制。有些人的做法便较为适度。萧衍曾因此数次敕令萧统“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无余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粥,不使我恒尔悬心。”梁武已因此“圮塞成疾”了,而萧统“虽屡奉敕劝逼”,终不能改,《南史》、《梁书》所记相同。从史书的记述看,梁武帝在此事上对萧统的表现是不甚满意的。比较而言,萧衍重孝,史书亦有相关记载,但终不如萧统为甚,而且,后来未服阕便随萧鸾诛杀异己去了。此后不久便发生了“蜡鹅事件”。可能的情形是萧衍因此有所猜忌,然而因其一贯的宽大,事情起初或未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以昭明之个性,导致心中惴惴,无法释怀,认为自己难辞其疚,想解释清楚却欲言又止,这反倒不利于事情的澄清与解决,故有本传所记“太子迄终以此惭慨”,及“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之语。中大通三年三月疾笃后,左右欲启闻,萧统“不许,曰‘云何 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薨”。看起来确有一些难言的委屈。包括上文所及“梦授班剑”一事,庶几可从侧面感受其惶惶惴惴,惭悔慨愤之复杂心态。而梁武帝恰又“末年多忌”,这便在客观上使其更加猜忌、怀疑萧统的用心,尤为严重的是,进而开始担心他为太子的能力。此后的结果是,服丧灭性与“埋鹅厌祷”这两件事使萧统羸弱感病,抑郁成疾,随后又因落水受惊而终至亡殁。当然,这一点较多推测成分,实据尚显不足。若真是这样的话,萧统之死便非落水意外那么简单了。历史总是颇多巧合,联想其祖父萧顺之当年,因诛杀萧子响,虽未获罪,但心中“惭惧,感病,遂以忧卒”的往事,或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其四,比较萧欢与萧纲,后者的表现更令梁武帝满意,从而终于使其舍幼主而立之。萧统卒时,长子萧欢还是十余岁的孩子;此时萧纲已二十九岁,且有多年边藩戍守的经历,权衡之下,萧衍选择后者便是必然的事了。

然而,废嫡立庶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萧衍“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欢止封豫章王还任”,其间,梁武与近臣谋议,只召孔休源等三人,最后终于决断,《梁书·文学传下》云“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谢)征三人与议。”但这仍使朝野不平,《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称“帝既废嫡立庶,海内□沓,故各封诸子大郡以慰其心。”袁昂“雅有人鉴,游处不杂,入其门者号登龙门”,时位高权重,“世号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纲为太子,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孙。虽不见用,擅声朝野” (《南史》本传,梁书不载)。 对此,萧纶亦有微词,“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可见,这一问题当时确实颇有争议。

2002年10月25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