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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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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陶渊明研究,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问题,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著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艺术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诗虽嫩弱,有清工之句” (《诗品》下)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著《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著《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刘遗民)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之、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张野集》十卷。刘之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之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之传》来看,刘之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槃(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为快,若不是针对朋友,诗意何以表达得如此显豁和真挚?可以说是阅读对象制约了本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此两庞参军当为一人,应即为《宋书·陶渊明传》所云庞通之,庞通之即《晋书·陶渊明传》所云之庞遵,为陶渊明晋义熙末以前就认识的“故人”。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著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王弘字)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著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文献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自然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内容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音乐、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影响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规律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著名高僧所染指。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僧人群体,就经常从事一些文学性创作活动。《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1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15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版本下同。

2004年3月5日

[作者简介]

李剑锋,1970年生。199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