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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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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 (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不想赘述。萧统创作方面的这种偏重,不但无需苛责,也和他提倡的文学观未必有什么冲突。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虽不容割裂,却亦不完全等同。有时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道理,在实际创作中未能做到;有时在创作中已达到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尚无明确认识。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所以陆机在《文赋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时谢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在神助,非我语也” (《诗品·谢惠连》) ,均非虚语。看来萧统自谓“尝欲为之,但恨未逮”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可能确有其切身体会。

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 踵 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之断言自上古至刘宋的文“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还显得开明。至于他在创作上的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梁书》本传看来,他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前后至526),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而被到洽所劾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十五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只能在书本中去寻求灵感。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却极丰富。《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籯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从这些情况看来,他很博学显无疑问。这样,他吟诗作文之近似任昉等人动辄用典,就不难理解。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多影响,萧统之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梁书》本传) ;萧纲说他对当时盛行的“吴声”、“西曲”等音乐“靡悦于胸襟,非关于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 (《昭明太子集序》) 。这样,他对那些艳歌既无爱好,其诗风自不会受他们影响,而当时那些倾向于靡丽的诗人,无不取法于这些民歌。因此其诗文的偏重“典”而“丽”不足,亦情理中事。

这种偏重于典雅而稍欠华丽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和萧统的个人性格、艺术趣味有关,因此不管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在他编选《文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收偏于典雅的作品而少收比较华丽的作品,这也很自然。事实上从《文选》所选作品而来,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所以骆鸿凯先生谓《文选》“黜靡崇雅”,确符合此书实况。

从一般的情况或文学史的许多事实看来,“典雅”和“华丽”这两种文风常常可以是并行不悖的。例如汉魏六朝的许多辞赋,经常是比较华丽的。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法言·吾子》) ,可见不管哪一种,都离不开这“丽”字。同时这些赋大多亦具典雅之特色。至于一些粗糙和欠成熟的作品,如东晋一些道教徒所拟托的神仙诗,则既谈不上典雅,亦算不得华丽。在不少场合,典雅和华丽往往是共生的。文学史上许多文体,正如近代一些学者所说起于民间。这些民间作品所以能留存至今多半由于文人们的收集和记录,当他们从事这种工作时,往往会对民歌原文进行润饰,使之变得典雅,亦更趋华美。这一点在文学史上例证甚多。如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论屈原《九歌》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 郢 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他这样解释《九歌》的由来是否可信,我们姑可勿论,但他至少已看到了文人作家可以修改、润饰民间作品使之典雅化和华丽化的事实。又如汉魏乐府中不少歌曲同属“汉世街陌谣讴”,但其中为《宋书·乐志》所录,被魏晋乐官所经常演奏之曲,其文字一般均显典雅和华美,而不常演奏之曲如《孤儿行》、《妇病行》等文字却多质朴近口语,至于曹操尤其曹丕、曹植所拟作,更见典雅、华丽。又如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及宋代词人之作相比,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近代学者对此多取批判态度,其实未必妥当。因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后,产生了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能在历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和寻求借鉴,这样做对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能有所提高。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然,有些人盲目拟古,反而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也是有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文人对民间作品的修改和润饰,也不必一概排斥典雅化的倾向。

自然,文学本身总是不断发展的,仅仅拘守古人创作的成规,自难有所进步。所以比萧统年长又曾做过太子中舍人、对萧统应有一定影响的萧子显曾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南齐书·文学传论》) 可见当时文人已认识了“新变”的必要。这一次文学上的“新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为“典”与“丽”之争。其实这种变化早在萧统出生前的刘宋后期已经开始。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赞同。钟嵘《诗品》评谢超宗、丘灵鞠等人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延之)、陆(机)体。用固执不如(移),颜诸暨(颜则)最荷家声。”这里所说的七人,都是陆机和颜延之那种典雅诗风的继承者,所以钟嵘说他们“得士大夫之雅致”。和他们不同的鲍照和汤惠休则是“新变”的先行者。他们和颜延之的文学主张确有不同。《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诗品》也记载评颜、谢优劣事,但说是汤惠休语。《诗品》又评汤惠休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这些说明,新变和保守两派之争在当时已颇尖锐。在这种矛盾面前,钟嵘的态度似较折衷,他似乎不完全否定鲍照,但对汤惠休则很少肯定。钟嵘对鲍照也有批评,认为他“然贵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钟嵘这种看法和略早于他的虞炎颇相类似。虞炎奉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命编定《鲍照集》,为序云“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至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鲍照的看法,亦复如是“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朱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和鲍照相反的还有一种文风为“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伸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玄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这后一个派别,笔者曾认为指颜延之等人。不管是否如此,但说的是重“典”而轻“丽”的一派大约不会错。这两派的分歧虽很明显,但南朝多数作家和评论家的态度则未必执其一端。如钟嵘对鲍照和颜延之,都既有批评也有所肯定;对梁初的江淹、任昉和沈约、范云均列入中品,且各有抑扬,似无太多轩轾之意。从《诗品》的两篇序言看,他对沈约所创声律说和颜延之等人之好用典故,都持批评态度,亦未见左右袒。但从他对前代一些作家的评论中,约略可以觉察他多少还倾向于重“典”轻“丽”一派。例如他论三国、西晋和刘宋三个时期的诗歌,就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关于他这种看法,后来的论者对他推尊曹植和谢灵运,并无异议,而以陆机为“太康之英”,却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不过,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太抵自东晋至南朝对太康诗人的评价就不一致。李充作《翰林论》认为陆机胜于潘岳,而谢混则更推崇潘岳;谢灵运也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显然也不赞成李充之见。后代论者自严羽《沧浪诗话》以来则多认为“太康诗人”中左思成就最高,而陆机则较低。这些不同意见代表各人的爱好,姑不论其是非。问题在于钟嵘在支持李充之见时说“嵘谓益寿(谢混)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这里所谓“轻华”,即有轻靡、浮华之意,显然是批评谢混重“丽”轻“典”。再看他对陆机的评语“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可见他所谓“华美”,是建立在典雅基础上的。他说陆机作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更是典雅文风的特征。他论元嘉诗人以颜延之为辅,显然也是推颜抑鲍,其原因正在于颜诗以典雅为特色,而鲍诗以华美见长。更可注意的是《诗品》中列为“上品”的诗人,终于谢灵运,以后诗人,最多不过“中品”。这显然因为自大明、泰始以后,华美诗风兴起,不合钟嵘的口味。

萧统的文学思想颇受前辈如沈约、刘勰和钟嵘的影响,而有些地方与钟嵘似更相近。不过,他对作家们的具体评论较少,其看法主要体现在《文选》对作品的选录方面。然而通过选取作品的多寡来推测萧统对某些作家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各个作家所写作品多少不等,再加上时代不同,作品保存数量也有差异。例如三国作家以《曹植集》三十卷为多(《王朗集》三十四卷,但非专业作家);但比起梁《沈约集》一百一卷,还不足三分之一。即使同时作家,差别也很大,如晋《陆机集》梁时有四十七卷,而《左思集》仅五卷,《张协集》仅四卷。因此《文选》所录某一作家作品的多少,还得考虑其本集篇幅的多少问题。尽管如此,萧统对不少作家评价高低,还是看得出来的。例如作品被收入《文选》最多的三位作家是陆机、谢灵运和曹植。这三位作家正是钟嵘《诗品》所最为推崇的人物。这种看法虽与钟嵘相同,但与刘勰就可能略有差别,因为《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似对西晋诗人更重左思;《才略》论西晋作家,盛推左思、潘岳而谓“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显有批评。看来刘勰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也许更近前面提到的谢灵运的意见。再看《文选》不录谢庄、汤惠休二人之诗,这和钟嵘把二人列入“下品”,也很一致。但另一些齐梁作家就未必这样看,如江淹作《杂体诗三十首》,亦拟谢庄、汤惠休之作,并不赞成“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不过,更主要的还在于《文选》对一些重要作品的选录。从这些作家现存的作品来看,《文选》的取舍,恐对某些作家不无偏爱。例如《文选》收陆机诗五十二首,现在我们阅读陆机所有的现存之作,似已难发现再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诗。相反地,他某些已经入选的作品中有些似未必很出众,如《乐府》中的《苦寒行》,全仿曹操,很少独创性;《长歌行》的“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似刻意求对,不免板滞。《挽歌》三首,其实较之陶渊明之作,颇见逊色,而《文选》对陆诗取三首,陶仅三首选一。但《文选》对曹植、谢灵运的诗,恐未必如此,以“乐府”而论,曹植现存乐府中,可选者尚不少,五言如《鰕鱼旦鰕鱼旦篇》、《吁嗟篇》、《远游篇》、《种葛篇》,杂言如《当墙欲高行》等,似均不在陆机入选乐府之下。谢灵运的情况亦复如此,至少像《游岭门山》、《过白岸亭》、《白石岩下径行田》、《过瞿溪山饭僧》、《石门岩上宿》诸首,皆有极好的佳句,而未能入选。当然,对一部选本来说,原不必对每个作家的好诗尽行收入,笔者亦绝无指责《文选》之意,只是感到萧统对陆机的爱好,似更甚于曹植和谢灵运。这大约和他更欣赏陆机那种“尚规矩,不贵绮错”的文风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大约跟齐高帝萧道成说的“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诸语有点类似。这自然是代表着主张“典雅”者之论。

如果我们再看《文选》选取颜延之和鲍照两家之诗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文选》录颜诗二十一首,录鲍诗十八首,从数量上看,颜已多出鲍三首。这一点和历来读者的印象大不相同。宋代严羽早已说过“颜不如鲍”的话,此语深得人们认同。我们再看颜延之入选之作其中有六首乃朝廷应制的诗,还有两首乃《宋郊祀歌》,这些可以说是典型的“庙堂文学”。我们虽不必全盘否定这类作品,但它们是力求典雅而不尚华美却不言而喻。在颜延之这些诗中,最为人爱读的无过《五君咏》,其次是《北使洛》和《还至梁城作》。其他诸首虽不能说不佳,但“雕缋满眼”之感,究亦难免。《文选》所收鲍照诗应该说多为佳作(但《数诗》为文字游戏)。应该承认,其所取鲍照的徒诗和八首乐府诗都属名篇。我们亦无意要求《文选》囊括鲍照一切好诗,但鲍诗中一些奇险生涩之作如《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岐阳守风》等均未入选也体现了萧统尚典雅的倾向。最足以显示萧统尚典轻丽的例子,也许是对鲍照乐府的态度。原来《文选》所录鲍氏乐府诗,仅限于五言的《相和歌辞》和部分为当时士大夫所熟习的《杂曲歌辞》,至于鲍照所拟作的一些“吴声歌”、“西曲歌”及另一些《杂曲歌辞》也都没有入选。事实上鲍照诗之被称为“超丽”、“险俗”,往往突出地表现在那部分乐府诗中。因为“吴声”、“西曲”那些歌辞虽号为“清商曲辞”,在东晋和宋齐二代有的已被乐官演唱,有的亦早在民间流行。但这些作品和一些文人的拟作,《文选》一律不取。一部分《杂曲歌辞》如《行路难》,虽产生时代较早,亦绝少为士大夫所爱好。《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续晋阳秋》云“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此曲虽经袁山松改写,但晋宋乐官并未加以演唱,其他士人亦以袁的爱好为怪僻。现在来看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确实代表了一种风格,如“奉君金卮之美酒”、“璇闺玉墀上椒阁”

诸首,确实代表着“雕藻淫艳”的特点;“泻水置平地”、“对案不能食”诸首则笔力刚劲,亦有“发唱惊挺”之特点;“春禽喈喈旦暮鸣”一首,风格颇似说唱文学,一些人谓鲍诗“俗”,大约指的就是这一类诗和拟“吴声”、“西曲”之作。这些诗在艺术上自有其无可否定的价值,且代表着鲍诗的一个方面。萧统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不喜此类作品,不必深责,但以此说明他确有“崇雅黜靡”的倾向则无疑问。

《文选》所收齐梁作家的诗数量不及西晋和刘宋,亦有“崇雅黜靡”之用意,因为“永明体”兴起以后,作诗讲究“三易”和“圆美流转”,因此用辞趋向平易,用典减少,显得重丽而轻典,因此可以入选之作相应减少。例如“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谢朓的诗二十一首,和颜延之数量相等;沈约诗十三首,为数更少;王融的诗,甚至一首不录。这和他某些前辈及稍后一些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如沈约就称叹谢朓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诗品》记齐梁间人说谢朓“古今独步”;而萧统胞弟萧纲,也称“谢朓、沈约之诗”为“文章之冠冕”。究其原因,是由于齐梁以后,文风丕变,诗歌日益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趋向华美平易,不尚典雅。后代论者多谓谢朓已开近体及唐人先河,如宋严羽谓“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明钟惺谓谢朓诗不及陶渊明、谢灵运处,在不如二人之“厚”;又谓他的诗“业已浸淫近体”;王世贞谓谢朓不如谢灵运,不仅“材力小弱”,而且灵运“气古”,谢朓“气今”;清陈祚明则谓谢朓诗虽巧妙,而“启唐欲近”,有着“古变为律”的趋势。这些都和萧统崇尚典雅的要求不合。不过,诗至齐梁,已无人足与谢朓、沈约抗衡者,同时谢、沈之作,亦不尽为新体,亦有颇近古体的长篇,这些作品中好诗亦复不少。如谢朓的《敬亭山诗》、《休沐重还道中》、《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等;沈约的《宿东园》、《游沈道士馆》、《早发定山》等,其诗风皆取法谢灵运。这些篇章占了《文选》所录沈、谢之作的一大部分。相反地,谢朓诗中被唐人所激赏的作品如《冬绪羁怀示萧咨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和宋记室省中》 (参阅《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 未被选录,同时也没有选录其《同王主簿有所思》、《玉阶怨》、《王孙游》诸诗。应该指出谢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选》所录诸作,代表他“承先”的一面,而为唐元兢等所称赏的几首,则代表着他“启后”的一面,仅取其一种似难见谢朓的全貌。当然,《文选》不取《玉台新咏》所录沈、谢诸人的咏物诗,则是无可非议的。这些诗仅属搬弄辞藻和典故,几同文字游戏。

《文选》对沈约诗的选录,其情况与谢朓类似。不过沈约有一部分杂言诗,如《六忆》、《八咏》,对后代文人有其影响,应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六忆》或可因写艳情不取,但《八咏》并非“艳诗”。这恐怕是由于这种诗体不合当时常规,被视为“不典正”而未能入选 ① 。和沈、谢同为“永明体”创始人的王融,其诗竟一首也未被收入《文选》。王融是萧统的合作者刘孝绰的舅父,且是最早赏识刘孝绰的人,所以笔者过去对此颇觉奇怪。现在看来,其故大约就在王融的诗虽云讲究用典,近似任昉,但其题材和文风,均近于新变,故与《文选》宗旨不合。王融作品中像《玉台新咏》等书所录小诗如《思公子》、《王孙游》等,亦颇清新可喜,而最为突出的大约就是元兢据以指责《文选》的取舍“非无舛谬”的两首《古意》(“游禽暮知反”、“霜气下孟津”)。这两首诗确为好诗,但未被《文选》所录亦可理解。首先,齐梁人对王融似重其文而轻其诗,如《诗品》就把王融和刘绘同入“下品”,说他们“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即能文而不工诗。这评价未必允当,但萧统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其次,元兢所提到的两首诗,内容均写男女相思之情。这种题材在晋宋时代虽亦有一些,不算太多,齐梁以后才逐渐盛行,而写这种题材者,文风又多近新体,萧统对这种题材,本不赞成(如《陶渊明集序》之于《闲情赋》),所以《文选》很少收录。再次是这两首诗所以得到元兢等人欣赏,正在于巧妙地表现了一些细腻之情,这种情调也是元嘉以前大家们所很少写到的。所以要求“典”而不太求“丽”的萧统不予收录。

《文选》所录诗文基本上止于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之年,比沈约后死者之作,《文选》只收了三家六篇,其中刘峻、陆 亻 垂 之作共五篇,皆为骈文;只有徐 悱 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一首为诗。徐 悱 年辈诚较沈约等人为晚,但此诗从题材到风格都取法汉魏,与《文选》所录刘宋袁淑的两首拟古诗及南齐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等诗相类,纯属古体。所以其入选亦不背《文选》“崇雅黜靡”的宗旨。历来治选学者关于《文选》的断限问题,似更注意其不收何逊、柳恽和吴均之作。唐人窦常就认为《文选》不录何逊之作,是因为《文选》成书时何逊尚在;近人骆鸿凯则认为不收柳恽、吴均之作是因为他们的诗失于轻艳。不过,何、柳、吴三人卒年本可考知柳卒于天监十六年(517),吴卒于普通元年(520),何逊卒年亦不会晚于普通初,比刘峻、徐 悱 和陆 亻 垂 要早。如果刘、徐、陆的诗文可以入选,而柳、何、吴未入选,自当与其人尚在无关。柳恽等三人中,历来多数论者均以为何逊的成就最高,但唐人中也有人认为“柳吴兴名屈于何,格居何上”之论 (见皎然《诗式》) 。吴均兼擅骈文和小说,成就不限于诗。但其诗虽号称“清拔有古气”,而被传诵之篇,实不如何逊。不过何逊诗中名句大抵为“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 (《临行与故游夜别》) 、“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与胡兴安夜别》) ,或“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等,诗虽好,却比谢朓、沈约之作,更近唐音。我们今天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对这种诗句,应予较高评价。但在萧统时代视之为轻华而不够典雅,当亦可理解。柳恽的名句大约不外乎《梁书》本传所引“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及“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之类,这些诗亦与唐音相近;至于他那首《江南曲》确亦佳作,但其题材与风格,恐亦不合萧统“崇雅”的要求。吴均诗风与柳、何相近,而传诵之句似少于二人。大抵自天监后期以后,诗风日益由古体向律体发展,技巧日精,而骨力则趋纤弱,艳歌的兴起更非萧统所喜。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称他在编《诗苑英华》时,“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他在编《文选》时,基本不取天监十二年以后去世者之作,一方面为了慎重,另一方面也许更由于他对那些文风不甚满意之故。

萧统之所以强调“丽而不淫”和“典而不野”,并且在《文选》的编选工作中更倾向“崇雅黜靡”,显然有其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从诗歌史的情况来说,南朝时期确实发生了多次变化,尤其是从刘宋后期开始,许多文人都在诗体创新方面作过多种不同的尝试。例如谢庄之作《怀园引》、《山夜忧》这类杂言诗,虽然影响不大,但也未始不是一种求新的探索,而诗体和后来沈约的“八咏”,显然有许多类似之处。南齐的张融,钟嵘说他“纡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丰饶,差不局促”,但张融自己并不承认“有乖文体”,认为“夫文岂有常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 (《南齐书》本传引《门律自序》) 。谢庄、张融的尝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反映了他们已有求变之心。这也很自然,因为诗歌从东晋末年改变了玄言诗风以来,元嘉的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诸家创造了一个诗歌高峰。正如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果没有创新已无法赶上颜、谢诸人的水平。如果说谢庄、张融尚属个人的努力,但另一种新体的出现则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其影响亦远为广泛和持久。这种新体也就是深受南朝民歌影响的“永明体”和后来的“宫体”这一派诗风。根据一般的理解,“永明体”和“宫体”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诗派,其题材和风格亦颇有不同,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二者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诗歌新潮的发源可能较早,据《玉台新咏》所录,仿作南朝民歌似始于孙绰和王献之。孙、王二诗,也许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可以姑且不论。但谢灵运的《东阳溪中问答》和鲍照、汤惠休的一些作品则似无可疑。那么南朝民歌之影响诗人至迟也应上推至刘宋。这种影响本属无可避免。我们知道,晋朝自南渡以后,朝廷大权虽仍掌于南来的中原士族之手,但长期与南人共处,却使他们从生活习惯到语言都不能不受南人影响。尽管当时的士大夫们相互谈话,仍操北音,但接触南人时,亦不免学吴语。如《世说新语·排调》载王导作吴语的事例就说明即使高门士族,亦不能完全不懂吴语。《洛阳伽蓝记》卷三载,南齐王肃入魏,仍保持一些南方饮食习惯,自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可见就是中原士人,南迁既久,亦已逐渐与南人同化。再说自从东晋后期“北府兵”兴起,朝廷倚仗他们为主要军事力量去抵抗苻坚入侵与镇压孙恩、卢循,由此而刘牢之、刘裕先后任要职,最后刘裕更代晋建宋。这些“北府兵”的军人,主要是东晋南渡之初由今鲁南苏北避难逃亡到今江苏镇江一带的移民。其中如彭城刘氏建立了宋,而兰陵萧氏则建立了齐、梁二代。随着这些皇朝的建立,刘、萧诸姓及其宗族、姻戚和功臣均跻身显贵,打破了原来高门士族独占政权的局面。这些“北府”军人并非高门士族,如刘氏大约本系平民,萧氏也不过地位不高的士族。他们既非朝廷大官或名士,南渡后与吴人长期杂居,已习于操吴语,欣赏吴地乐曲。《玉台新咏》卷十录有《丁督护歌》二首,题宋孝武帝刘骏作,其实是晋宋间民歌。此曲写北府军人随宋武帝北征关中、洛阳而其情人相送江边,其辞显然纯系吴语。足证这部分人虽来自北方,而语言已同吴人。他们的致身显贵,使上层人物对“吴声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来,上层士族对吴语是看不起的,王导讲了一句吴语,即遭刘惔讥笑;对吴歌更为蔑视,《晋书·王恭传》载,谢石曾在司马道子宴会上“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晋书》这段记载,亦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引徐广《晋记》,但该书把“委巷之歌”直称“吴歌”,而把“淫声”说作“妖俗之音”。原来这些高门士族,平时讲话都用西晋时洛阳一带流行的中原语言,而在音乐方面惯听的是魏晋以来盛行于上层人物中的所谓“清商三调”,即曹操父子根据汉代《相和歌辞》所改写的中原旧曲。这些旧曲到了宋末齐初已日渐衰落。《南齐书·王僧虔传》载,王僧虔作为中原高门的后裔对这些音乐十分爱好。但过江日久,“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王僧虔曾上表要求整理和重兴这些旧曲,说到当时“吴声”等曲兴起时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立意与王恭不殊,而语气已较缓和。因为此时“吴声”诸曲业已为上层多数人物所接受,而此前的宋孝武帝命鲍照作《中兴歌》十首,已仿近于“西曲”的曲调,而这种音乐之被上层接受更比“吴声”要晚。可见南朝上层对音乐的爱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受语言和音乐制约最多的莫如诗歌。音乐上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诗歌的变化。何况诗歌本身在当时正如前面所说本想追求创造新体?现在看来,“永明体”的兴起,和“吴声歌”的影响该有密切关系。《南史·王昙首附王筠传》载沈约对王筠伯父王志说“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这种要求和《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所录《大子夜歌》“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颇相类似。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钟嵘也有“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之讥。文人在文体需要改变之际,向民歌学习,汲取营养,以求创新,本无足怪。颜延之斥汤惠休学习民歌“方当误后生”,不免是一种偏见。

上述的情况,说明南朝诗坛的“新”和“旧”之争,由来已久,早在萧统出生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学术和文艺上的“新”“旧”之争自不能与政治上的革新和守旧等量齐观。这里所谓“新”和“旧”的主张有时并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人物集团,有些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新”,在那个问题上又可能倾向于“旧”。例如“永明体”的创始人王融,在声律问题上和沈、谢一致,而喜欢用典,又近于颜延之、谢庄。文艺问题上的爱好,又常常决定于各人的个性及兴趣,并不完全受其出身和社会地位来决定。例如王融、谢朓出身中原高门,却可以模仿“子夜吴歌”,而兰陵萧氏的萧惠基却偏爱汉魏旧曲。更应当注意的是对文艺创作和爱好方面的是非、优劣,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新”和“旧”的区别来评价。例如前面提到的颜延之和鲍照、汤惠休的诗风不同,现在看来,“颜不如鲍”虽可论定,但因为他们对民歌的态度而谓颜不如汤,就未必妥当。因为汤惠休作品存者已寥寥,而颜毕竟有若干名作存世。所以萧统编《文选》,多收典雅之作,而较少录华丽之作,也不能说他取舍完全不对。因为当时流行的“新体”和萧统所录的偏于典雅的作品,确实各有所长,未可执此非彼。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把《文选》和《玉台新咏》作一些比较。因为后者多少代表着萧纲及“宫体”诗派的诗风。应该说二书各有是非。《玉台新咏》中收入了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羽林郎》、《陌上桑》以及不少民歌,又收录了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徐干《室思》和王融《古意》等,这些均为《文选》所未收,这不能不说是编者徐陵较少求“典雅”之故。但另一方面,《玉台新咏》选诗仅限艳体,其他题材一律不取也造成了很大局限。现在来看像曹操以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魏嵇康,晋刘琨、郭璞诸家之作《玉台新咏》均未入选,而他们的作品在《文选》中都有收录。又如曹植、阮籍、左思、张协诸人的大多数代表作,《玉台新咏》亦限于题材未能入选,而《文选》所收要全面得多。《文选》所录陶渊明诗,论者多议其收得太少,但较《玉台新咏》仅取一首,毕竟差胜。特别要提到的是二书选录谢灵运、谢朓诗的问题。上面说过,《文选》录二谢诗,亦非无遗珠之憾,但凡入选之作皆为名篇,具有永恒的魅力。《玉台新咏》的情况则不然,谢灵运仅取二首,根本不见大谢特色,亦未必是佳作。《玉台新咏》中所收谢朓诗除与《文选》相同的二首和第十卷中一些短诗外,皆不足反映小谢之长,而《杂咏》五首,尤见平庸。其实《玉台新咏》所录何逊之作,亦非他的传诵之作。《玉台新咏》和《文选》不同,它兼录存者,这样多少保存了梁中叶以后不少人的作品,这是一个功劳。不过,这些“艳歌”中真正称得上佳作者实亦不多。相对来说,即使单从艺术价值而论,《文选》所收还是精于《玉台新咏》,所以历来论者教人读汉魏六朝诗,多提《文选》,却不大提《玉台新咏》。这亦非偶然。

《文选》和《玉台新咏》的比较,也涉及萧统和萧纲文学观的差异。应该承认从文学创作的成就讲,萧纲确实胜过萧统,他写的一些关于妇女题材的诗,确有特色,不但丰富了诗的题材和技巧,在他的影响下,像萧绎、徐陵、庾信诸人也写了不少好诗。因此梁代中后期的“宫体诗”兴起,应该说是继“元嘉”、“永明”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不过,这个高潮似乎没有维持很久。我们常说“梁陈宫体”,的确,“宫体”到陈代尚存在,但陈叔宝诸人实乏佳作。笔者不想全盘否定陈诗,但陈代几个有成就的诗人如徐陵、阴铿的多数作品,大多作于梁时,且其内容未必都属“宫体”;同样,江总存诗不少,而有价值的诗却又作于入陈以前及隋平陈以后。因此给萧纲以正确评价是完全应该的,但因肯定萧纲附带肯定陈代那些“宫体诗”却大可不必。另一方面,萧统尽管在创作方面较少成就,但他所主持编纂的《文选》,却被唐以后诗人奉为圭臬。李白据说曾三次拟《文选》作品,而杜甫也告诫其子要“熟精《文选》理”。李白平生最推崇大小谢,而他所推崇的二谢名句亦多见《文选》。同样地,杜诗中不少名篇,亦常见二谢和其他诗人的影响,而这些诗人之作,多半亦见《文选》。唐代其他诗人的情况大致亦与李、杜相类。当然,萧纲在文学史上亦有影响,为中晚唐的李贺、李商隐等亦有取法“宫体”之处,不过他们从“宫体”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也未尝不受《文选》的影响。所以从整体上讲,萧统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还是大于萧纲。尽管在创作才能方面,萧纲要优于萧统,但其所擅长的毕竟限于一种题材,而《文选》所包罗的题材则要宽广得多。

萧统和萧纲文学思想的不同除了由于各自的个性外,也因梁武帝对他们的期望和教育不同有关。我们知道梁武帝在登上帝位以前,亦擅文学,为南齐萧子良“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沈约及王融等相交往,并且写过一些艳诗。但当他做了皇帝又皈依佛教以后,自然不会再去作这种“绮语”。不过像他这样出身于文士的人,在内心中未必对齐梁间出现的艳诗一无爱好。因此在教子时也会有所区别。萧统是他的长子,出生的次年便被立为皇太子,幼年就照帝王的要求来培养,因此他从小就有明山宾这样的名儒伴读。萧纲后来也当了太子是由于萧统的早死,并非梁武帝的初衷。据《梁书·简文帝纪》载,梁武帝曾称“此子,吾家之东阿”,意即希望他成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藩王。因此相对于萧统来说,萧纲的处境多少要宽松些。萧纲较早到外地任刺史,自然比在宫中有较多自由。他七岁时,“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徐摛就来到他身边,萧纲的诗风显然受了徐的影响。梁武帝对徐摛虽不高兴,最后还是听之任之。但此事若发生在萧统身旁,梁武帝恐未必能容忍。在这种不同的教育下,萧统和萧纲的文学思想有所不同自然不足怪。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登上帝位后,对儒家经典、历代史籍和许多子书都作了新解。唯独文学方面他除了编过一部《赋集》外,很少亲自涉足,而萧统的《文选》正补其缺。后来隋平陈后,政治上南并于北,而文化上却是北并于南。于是《文选》遂成了唐代士人必读之书。笔者在《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 (见《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曾经谈到唐初君臣对《文选》的认同和对梁陈“宫体”的批判。这说明作为朝廷,以诗文取士,总得取其典雅之作,而《文选》所录,显然更合其需要。不过,《文选》影响虽大,但唐人向六朝诗的学习却并不局限于此书。杜甫论诗就多次提到庾信和“阴(铿)、何(逊)”,他主张“转益多师”,故能如元稹所说“尽得古今之体势”。在这里像“徐庾体”和萧纲的“宫体”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齐梁诗歌中各个流派,都各有其不同的贡献,亦不免各有其不足。过去一些人全盘否定“宫体”,不免偏颇;但如果因“崇雅黜靡”而贬低《文选》,亦欠允当!

注释

①《文选》对比较独特的文风多不采录,如自称“文体英绝,变而屡奇”的张融,其作品就未被收入,大约就因为其文体“多为世人所惊”之故,参看《南齐书·张融传》。

2004年2月18日

[作者简介]

曹道衡,1928年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论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