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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綱蕭繹年譜•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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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簡文帝蕭綱(503—551)、梁元帝蕭繹(508—554)兄弟,從後代看來,成就主要留在文學史上。而以宮體詩爲代表的蕭氏兄弟留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歷來所受到的評價貶大於褒,相關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人類道德的陽光下,如何無需找一塊陰影地帶,就能夠坦然面對倡導寫作豔情的宮體詩思潮,對於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挑戰。《蕭綱蕭繹年譜》的編撰,是筆者應對前述挑戰的一個步驟。

按照筆者的文學史理論,歷史上的文學現象首先應該、也完全可以與其他歷史現象作切割從而獨立出來研究。獨立的文學史自下而上由深層而表面呈現爲長時段的文學觀念史、中時段的文學風尚史、短時段的作家作品史三個層次[①]。筆者過去所做的有關宮體詩的研究工作,大致按這一思路進行。然而,不可否認,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總是灰色的。生動的文學與理論形態的文學研究之間即存在着類似關係。我們通過抽象與理論的方式刻劃出文學史的真相,同時多多少少也使文學從它原本生存的那個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有所剝離。《蕭綱蕭繹年譜》編撰的初衷,試圖換一種探討宮體詩的方式,將這一文學現象放回到它本來所處的歷史狀態和位置上,然後我們盡可以再作觀察。以這一方式處理研究對象,可以對一般理論性較強的研究方式容易産生的獨斷傾向有所補償。也希望可以激發更多的想象力。

將宮體詩放回到它原生的世界秩序裏面來觀察,馬上就有類似於“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感覺出現,論者原來所信奉的教條就不一定那麽強有力了。比如,“宮體”在中大通三年(531)自東宮著名於世時,蕭綱的父親梁武帝的第一反應也是憤怒[②]。可是,爲什麽很快釋然了呢?“鄭衛之音”的宮體詩流行一時,難道是養德東宮的皇太子準備傷風敗俗嗎?不僅悠遠的時間距離可以導致歷史的隔膜,有時,觀察問題的不同立場就可以導致性質完全不一樣的判斷。《蕭綱蕭繹年譜》通過對宮體詩的兩個領袖人物的行事及其環境作深入觀察,以之爲一個客觀對象,讓宮體詩在它的原生的條件下進行自我解釋。總之,以一種“文學史考古”的態度來對待宮體詩這一文學遺産,目的是盡量超越以研究者爲中心的“評價”的研究,達到以研究對象爲中心的“解釋”的研究。

雖說《蕭綱蕭繹年譜》最初是爲了研究宮體詩而編撰,但是,鑒於“年譜”這一著作形式的體例、以及二譜主的特殊身份,他們的一生行事及交遊,廣泛涉及梁朝、特別是梁中後期五十年間政治、軍事、社會、風俗、宗教、文化、文學等各方面內容,所以,本譜的範圍事實上超出宮體詩這一單一對象不知幾多倍,頭緒繁多。以下試按蕭綱的文學生涯、蕭繹的文學生涯、蕭氏兄弟的其他學術藝術成就、蕭氏兄弟與梁朝政治的順序敍述其大概。另外,由於本譜取“詳譜”(按:非“廣譜”)的方式,不搞“去粗存精”,力求將所有與蕭綱、蕭繹相關的材料,包括軍國大事、日常瑣事等[③],都網羅進來,所以,既難免枝枝蔓蔓、也一定還有遺漏,盼讀者多指正。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讚,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同母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卒,立爲皇太子,後嗣位。諡曰簡文帝,廟號太宗。蕭綱自幼愛好文學,因爲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爲主,圍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鮮明的文學集團。隨着蕭綱於中大通三年被立爲皇太子,這一集團的文學影響逐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宣佈並倡導文學史上著名的宮體文學,形成風尚,影響於文學史不止一個時代。

作爲宮體詩的主要倡導者,蕭綱的文學觀念,是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逐步建構完成的。追蹤蕭綱的文學生涯,最容易見出宮體詩挺然於世的次第。

第一、在幕僚的熏陶下成長。

蕭綱六歲能屬文,七歲有“詩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學少年。但是,蕭綱不同於普通的貴族少年,因爲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學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樣,從年幼出閣時期開始,就與衆多的幕僚聯繫在一起。七歲的這一年,晉安王蕭綱正式出宮,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開王府,選幕僚。晉安王侍讀徐摛堪稱蕭綱詩歌與文學的啓蒙老師。《梁書》卷三○《徐摛傳》曰:“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徐摛與宮體文學的關係,亦見於本傳:“(徐)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這段故事發生在蕭綱初入東宮時。蕭綱從七歲開始,文學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養;到蕭綱二十九歲宮體詩出名時,徐摛仍被認爲是宮體詩的老師。由此可見徐摛對蕭綱及蕭綱文學集團的影響。

與徐摛齊名被後代論者稱爲“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書》的觀點,是蕭綱文學集團的代表人物。《梁書》對蕭綱文學集團文學成就與地位的論述,集中論述於《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梁書·文學傳》本傳記載庾肩吾,“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晉安王蕭綱初爲宣惠將軍在天監十二年(513),庾肩吾於這年遷宣惠府行參軍,可知他入蕭綱幕府還在天監十二年之前。按照筆者對蕭綱、蕭繹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現象特別多。庾肩吾兄庾於陵於天監九年出任晉安王長史,疑肩吾隨兄同入王府,“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亦在天監九年,蕭綱時年八歲。從此,庾肩吾亦跟隨蕭綱幾十年。對蕭綱文學趣味的影響可想而知。

蕭綱早年的文學侍從之臣當中,張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據《梁書》卷三三本傳記載,張率天監八年初入幕府,此後隨府遷轉,“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張率在府實際上是九年,天監八年至十六年,從蕭綱七歲至十五歲,對於一個文學少年的成長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張率工於詩賦創作,有名於史,天監初年,頗受梁武帝賞識。曾經受敕撰集婦人事百餘卷,令人繕寫,以供給後宮閱讀。張率的這一經驗,究竟是否對蕭綱後來倡導寫作宮體詩的行爲有影響,也是一個有趣的論題。按照蕭綱後來在《與湘東王書》中的評價,他認爲張率(按:張率字士簡)的賦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劉氏是當時一個顯赫的文學家族,劉孺、劉遵兄弟,劉孝儀、劉孝威兄弟都曾入蕭綱晉安王幕府。《梁書》卷四一本傳曰:“(劉)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劉遵至晚在天監十三年(514)即蕭綱十二歲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爲止,在府二十多年。無疑也是見證過宮體文學理想孕育成長過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陸罩的事迹別詳本文下文。其他出入晉安王幕府的文學侍從之臣,還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總而言之,七歲至十四歲期間,圍繞在文學少年蕭綱周圍的是他的晉安王府的衆府僚,蕭綱在他們的熏陶與培育下成長;文學史上的一代領袖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被他們塑造出來的。晉安王府的文學侍從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

第二,在文壇反思風氣中形成獨立的文學意識。

蕭綱七歲出宮,七至十一歲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歲出遠藩,先後擔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個兒童少年,若說他已經具備系統的文學理想,不免誇大其詞,最多只能說具有一定的趣味傾向。經排比蕭綱生平事迹,筆者認爲,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間,蕭綱返回京城的這段時間,對於蕭綱文學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十五至十八歲,通常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揚州文壇的風氣以及一系列事件,對蕭綱的影響值得仔細分析。

衆所周知,蕭梁政權是自蕭齊政權禪讓而來的,梁初的文學也與齊代文學一脈相承。對齊梁時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詩人謝靈運名氣極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近代文學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謝靈運詩歌的缺點明顯,亦人人看在眼裏。已故齊代詩人謝朓的成就,當時已得到普遍認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詩人當中,江淹(444—505)於天監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盡”,江淹的文學成就在他生前已經是昨日黃花,影響力有限。沈約(441—513)穩坐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齊永明年間,沈約已經在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將發明詩歌聲律的功勞攬到自己的名下[④],沈約的詩風屬於永明體。若就在梁初文壇的影響力而言,任昉或許比沈約還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於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當時號“任筆沈詩”。但是,當時文、筆有所區分,詩賦是文學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對自己沒有詩名引以爲恨,晚年傾力作詩。昉因博學,詩歌用事成癖,後進受此影響,文章殆同書抄,竟成一時風氣[⑤]。天監年間劉孝標編《類苑》、梁武帝敕編《華林遍略》,編撰類事之書的競爭,雖然未必是任昉詩風的直接影響使然,但是,屬文煊博的需要,一時風會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梁初十來年間的文壇風氣,任昉是影響力最大的人物,沈約次之。當時京城士子寫作詩歌,用典的風氣、講究聲律的風氣,都比較盛。

任昉於天監七年、沈約於天監十二年相繼去世之後,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歲的蕭綱返回並留在京城任職,正趕上文壇對天監初年詩風進行總結與回顧的時期。真正是個歷史的巧合。

天監十一年表上的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的《文學傳論》,可以想見蕭綱必然是看到的。該論綜述“今之文章”分爲三體,一則出於謝靈運;二則出於傅咸、應璩;三則出於鮑照。這三派文風,在梁初詩壇均有相應者,一則謝靈運體,二則受任昉影響者,三則受沈約影響者[⑥]。子顯對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評,並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學。從時隔十年之後蕭綱對蕭子顯的激賞,以及《與湘東王書》與《南齊書·文學傳論》類似的立論傾向來看,蕭子顯對梁初詩壇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經打動青年蕭綱的心。並且蕭綱後來明目張膽倡導宮體詩,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揭發的“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文學史邏輯的啓示可能也有關係。

成書在天監十三至十六年前後的論詩名著鍾嶸《詩品》對詩歌用事及聲律說的猛烈抨擊,也是衆所周知。天監十七年蕭綱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鍾嶸曾經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⑦],是蕭綱的幕僚。這時,新撰成的《詩品》以及鍾嶸對齊梁文學的分析、品評,蕭綱更加不可能不瞭解。這裏錄《詩品》中品任昉、沈約二則評語:“彥昇(按:任昉字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學,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觀休文(按:沈約字休文)衆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王融)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雲),意淺於江(淹)也。”這裏,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評說的對象,任昉博學用典,文體淵雅,但是,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末流則文章殆同書抄了。沈約的成就雖爲一代之選,但是,效法鮑照,長於清怨,雖爲閭里少年所重,然於雅麗有所不足。蕭綱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之類對近代文學分析與批判的風氣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趨向與觀念。

第三,沸騰的藩府文風。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時間內,蕭綱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揚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爲時最久,對於蕭綱及其文學集團的活動來說,也最重要。雖然蕭綱自幼即是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爲一個真正的核心和領袖人物,大概是從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再度自京城揚州出爲外藩時期開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內,蕭綱與陶弘景、何胤這樣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與幕僚之間則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集體遊覽唱和的詩歌活動可考。蕭綱《往虎窟山寺詩》,治中王冏、記室參軍陸罩、前臣刑獄參軍孔燾、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臺卿、西曹書佐鮑至有應和之作。據鮑至和詩“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句,可知時令在仲春。則爲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

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約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對於蕭綱的政治軍事文學生涯來說,都是最爲重要的歷練。《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敍述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及其歷史地位,大約即就雍府至東宮時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複逾於往時。”按:《梁書》此節所述諸人名,“陸杲”應爲陸罩。陸罩在雍藩,頗得晉安王器重。足與徐、庾、三劉並駕齊驅。《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傳》:“(肩吾)在雍州,被(晉安王)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蕭綱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賦詩的記載可考。《三日賦詩教》:“二府州綱紀:今氣序韶明,風雲調謐,豈直洛格嘉宴,金谷可遊,景落興遒,舞雩斯在,咸可賦詩。”[⑧]教稱“二府州綱紀”云云,“二府”指將軍府、寧蠻府,自是在雍州時的稱呼。因此可知該命令作於雍州。

蕭綱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陸杲傳》所述,由陸罩編撰。該文集八十五卷,編成於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並錄。”文集編成之際,蕭綱將文集示張纘,張纘有書謝示集,蕭綱遂又有《答張纘謝示集書》之作。這篇文章的寫作原由與行文方式,都有點依仿歷史上曹植將所作文章示楊修並作《與楊德祖書》故事。二書分別都是作於曹植、蕭綱二十五歲之年[⑨]。所以,如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一樣,蕭綱的這篇《答張纘謝示集書》其實是對生平創作的一篇總結性論述。書曰: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睛,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⑩]

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認爲文章的地位天經地義,批評揚雄、曹植鄙薄文學的觀點。“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節,自述自己的寫作,春風秋雨、浮雲明月,是自然季節與物色的感激;賓駕宴集、邊塞征戍,則因事抒情。如果要將這段論述所反映的文學觀念作一立場的定位,從積極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視文學的價值;從消極的方面看,蕭綱的寫作與風景、遊宴、心情直接相關,所謂“寓目寫心,因事而作”,顯然反對爲文造情,與文學的“古典主義”最不相干。

雍府時期,徐陵、庾信先後加入晉安王幕,對於蕭綱文學集團來說,堪稱一項重大事件。徐陵入晉安王幕,時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歲。時陵父摛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隨父肩吾入晉安王幕府,釋褐爲國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晉安王蕭綱。作爲蕭綱文學集團的後進,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學成就,將宮體文學的理想發揚光大,後來成爲彪炳文學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寶十二載(753),論者舉文詞華麗,仍以“徐庾”爲首。《通鑒》記載,唐前進士劉迺上書中書舍人,批評當時以文詞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貞元)、大曆以前,皆尚其文。”[⑪]得其實也。

第四,劃時代的宮體文學。

對於宮體,這裏作一些辨析。所謂宮體,其實可以有狹義、廣義兩種使用與理解。狹義的宮體是“《玉臺新詠》體”,即寫美人與豔情的那種詩,這也是中大通三年宮體開始出名時的本義。鑒於狹義的宮體並不能概括以蕭綱爲中心的文學群體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廣之,用廣義的宮體文學的概念,來作蕭綱文學集團所倡導的詩歌風格體貌特徵的總稱名。蕭綱時代的廣義的宮體文學,是對永明體的整合與發展,形成爲律體建構史上的關鍵階段。蕭綱文學集團的成就,以及蕭綱的文學論述所反映的文學理想,總地說屬於廣義的宮體。並不限於狹義的“《玉臺新詠》體”的範圍。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蕭統去世,蕭綱正位東宮,從此成爲梁朝中央文壇的領袖人物。晉安王文學集團成爲東宮文學集團,這時,湘東王蕭繹雖然遠在荊州,大略具有蕭綱文學集團副領袖的地位。蕭綱與蕭統同父同母,情義甚篤。蕭綱與蕭繹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蕭綱入爲太子之後,當時賦詩作文,常以“曹丕”比蕭綱、“曹植”比蕭繹。蕭綱、蕭繹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導建安文壇那樣攜手領導着當代文壇,中大通後期至大同年間,新文學的風氣有聲有色,流行一時。所以,隋唐之際的論者論宮體詩風的流行,必歸罪於“簡文、湘東”。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對於蕭綱東宮文學集團來說,蕭子顯(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件。蕭子顯爲齊高帝之孫、齊豫章王蕭嶷之子,與蕭梁皇族同族,輩分與蕭綱同,但年長十六歲[⑫]。子顯已於天監年間撰成《南齊書》[⑬],《南齊書·文學傳論》表明當時子顯對文學已經具有非常成熟的見解。將《南齊書·文學傳論》與蕭綱《與湘東王書》對讀,不難發現蕭子顯、蕭綱是一對文學知音。所以,蕭子顯特別受蕭綱賞識,就不足爲奇了。子顯與蕭綱的交往,目前可考者,多在蕭綱爲太子之後。中大通四年,子顯作《春別詩》四首,太子綱作《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湘東王繹更和太子,作《春別應令詩》。這組詩都見於《玉臺新詠》,是典型的宮體詩。子顯於當世有才名,頗自負。中大通五年,蕭綱曾經讚歎子顯爲“異人間出”。《梁書》卷三五《蕭子顯傳》:“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蕭綱與子顯交好,亦見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⑭]中大通六年,蕭綱主撰的《法寶聯璧》成書,湘東王蕭繹爲作《序》,與修者,《序》作者湘東王繹以下,蕭子顯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蕭子顯於大同元年去世,與蕭綱的密切交往雖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這一交往值得重視,不應該被文學史論者忽略。

蕭綱入東宮之初,有著名的《與湘東王書》之作。該文爲《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所大段摘錄,是宮體文學的綱領性文件。文中“比見京師文體”云云,說的就是返回京師不久時對京師文體的感想。蕭綱此書作於中大通三年(531)冬季十、十一月間[⑮],“玄冬修夜”,文中說得也是清楚的。文曰: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複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六駮於仁獸[⑯],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劄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複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全文可以分爲三節來理解。第一節(“吾輩……大傳”)論京師文體儒鈍復古,遠離文學常規。文學應以《風》(《詩經·國風》)、《騷》(《離騷》、《楚辭》)比興爲典範,但是,京師的文體卻學《內則》、《酒誥》、《歸藏》、《大傳》等殷、周的古典。搞得文章“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蕭綱爲此憤然難平。第二節(“吾既……於此”)續論京師文體,着重批判謝靈運、裴子野二派,並以之與歷代文學典範作家作比較。漢魏晉宋以來歷代的文學正宗,與京師文體的趨向毫無相通之處,但是,謝靈運體的末流、以及裴子野體,竟然在京師文壇流行,簡直是一塌糊塗,作踐紙墨。第三節表達心中的希望。盼望兄弟攜手,繼承沈約、謝朓以來的好傳統,領導文壇走上正確的道路。這篇文章比較透徹地反映了蕭綱的文學理想,對京師文體的批評,也到了鋒芒畢露的地步。文學的本原,在蕭綱看來,是《國風》與《楚辭》及其所代表的比興傳統;歷代文學的典範作者司馬相如、揚雄、曹植、王粲、陸機、潘岳、謝靈運、顔延之,以及近代的沈約、謝朓的成就,蕭綱都是表示尊重的。既然以儒鈍、浮疏、闡緩爲敵對,則所追求的文學風格大致是簡明、鋒利、創新的。對於謝靈運的成就,如前文所述,齊梁作者都充分認識到其地位。但是,謝靈運體的末流,最大的毛病就是“闡緩”,作體不辨首尾。鍾嶸《詩品》論謝靈運“頗以繁蕪爲累”(評語)。《南齊書·文學傳論》論“今之文章”三體,其一曰:“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等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這是天監十一年前後文壇的一體,時至今日,中大通三年,京師文壇仍然有此一體,因此蕭綱評論說:“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京師文體的另外一體,看來似乎是當時勢力更大的一體即裴子野體,蕭綱認爲,從文學的角度看,裴子野的文體毫無可取之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裴子野只是一個史學之才,文學上沒有任何價值。比照《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述“今之文章”三體,其二曰:“次則輯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在天監初年,這是任昉影響下文章用典的一派;裴子野的文章,《梁書》卷三○本傳曰:“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可知,裴子野文章法古,與任昉的多用古典,雖不完全相同,但在傾向古典方面,可稱爲“同路人”[⑰]。《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述“今之文章”三體,其三曰:“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天監初年,這是沈約影響下的一派;誠然,蕭綱所倡導的文學與鮑照的文體是顯然有差別的,但是,“宮體詩”當時就被稱爲鄭、衛之音,所以,若就與蕭子顯所述三體的關係親疏而言,蕭綱的文學趨向略微接近鮑照一派。更應再加上並強調蕭子顯所述的“三體”之外的理想的文學的構想:“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謝體、裴體在當時的流行,在蕭綱看來,都是危害文學的發展的,所以,他呼籲湘東王蕭繹與他一起力挽狂瀾。參照《南齊書·文學傳論》的論述,蕭綱《與湘東王書》所全力闡發的新文學觀念,其基本立場非常清晰:反對“闡緩”(謝體),主張新修辭主義;反對復古(裴體),主張新自然主義;反對質樸(裴體),主張美文學。

中大通三年(531),在梁朝歷史上是個敏感的年頭。那一年皇太子蕭統去世,因爲太子弟蕭綱擢升非次[⑱],蕭統、蕭綱兩任皇太子兄弟又都是有文學熱情的,所以,論者容易傾向於將蕭綱對當代文學的嚴厲批評直接或間接地與已故皇太子蕭統的文學立場聯繫起來作對立較量的考察。如果尋求對《與湘東王書》的歷史的解釋,這種聯想能得到的支援並不多。首先,蕭綱於普通二年(521)出爲外藩之後,至中大通二年(530)入爲揚州刺史,已九年在藩,尤其後期在雍州七年,遠離京師;初回京師,對京師文體看不順眼,大加鞭撻,可以從文學觀念與趣味的差異上得到理解。其次,若就《與湘東王書》所猛烈抨擊的謝體[⑲]、裴體而論,今可考知爲謝體作者的王籍[⑳]、伏挺[21],均與蕭統東宮無關。王籍、謝靈運曾孫謝幾卿、庾仲容三人失意任誕,一時相互追隨於京師,《與湘東王書》所譏京師謝靈運體風行,此三人或爲其中一支力量。王籍之外,謝、庾二人雖曾任職於蕭統東宮,但爲時短暫,亦非蕭統文學侍從之臣的主要人物。裴子野雖與蕭統有來往,但是,他的影響力主要是普通、大通年間擔任中書通事舍人期間,因爲爲皇帝撰寫詔令受到讚賞而發生影響的。所以,很難說謝體、裴體與已故皇太子蕭統有什麽重要關係。有趣的是,王籍等三人及裴子野,與湘東王蕭繹的聯繫似乎更多[22]。還可以作爲對照的例子,蕭統東宮文學集團中的代表人物劉孝綽、王筠,當時在文壇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與湘東王書》沒有對他們作任何批評。事實上,劉、王都是永明體的傳人,論文學理想的派別,與蕭綱應該大致相同。再次,蕭統名下所編撰的《文選》與蕭綱影響下所編撰的《玉臺新詠》的差異,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會給論者一些誤導,仿佛兄弟二人的文學觀念有多麽的不一致。事實上是二書的體例不同,《玉臺新詠》本來就是爲倡導豔情詩而編的。如果通選歷代各類別文章,即使由蕭綱授意來選,從《與湘東王書》推崇揚、馬、曹、王、潘、陸、顔、謝、謝朓、沈約的文學史觀來看,結果大概不會與《文選》有多大差距,畢竟《文選》所選的絕大多數文章皆爲當時傳誦已久的名篇。

《玉臺新詠》十卷是蕭綱正位東宮之初開始倡導宮體詩時的一個配合的作品。該書由徐陵於中大通六年(534)編撰成功[23]。

大同元年(535),蕭綱又有“文章且須放蕩”一說提出。《誡當陽公書》:“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24]《南史》卷五四《梁簡文帝諸子·尋陽王大心傳》:“(大心)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從《南史》這段史文來看,前揭《誡當陽公書》與“事無大小,悉委行事”一句應同出一書,爲大同元年蕭大心出爲郢州刺史時皇太子蕭綱的誡子書,當時,大心年十三歲,是初次出爲遠藩。梁朝歷史上,年幼的王侯初次出遠藩,父親對王侯本人都要叮嚀鑒誡,對隨行長官亦作仔細吩咐。梁史對此的記載較多,讓人多少感受到隱藏在封建政治背後的親情。比如,天監十三年,年僅十二歲的晉安王蕭綱出爲荊州刺史,以孔休源爲長史,《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高祖(按:梁武帝)謂之曰:‘荊州總上流沖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天監十八年,湘東王蕭繹年十二歲,爲會稽太守,以到溉爲長史,《梁書》卷四○《到溉傳》:“高祖敕(湘東)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在這樣的歷史氛圍裏,解釋蕭綱在對十三歲初出遠門的幼兒的誡子書中提出“文章且須放蕩”的見解,確實應當謹慎。

蕭大心自幼愛好文學,《三國典略》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與大器同年。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25]所以,蕭綱所謂“文章且須放蕩”提出的是一個文學寫作方面的意見。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放蕩”到底是什麽意思。《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阮)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引孫綽曰:“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竹林七賢論》曰:“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晉書》卷七一《熊遠傳》:“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南齊書》卷三五《高祖十二王·武陵昭王傳》:“(武陵王蕭)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綜合這些用例,可見,“放蕩”原本是就行事而言的,莊子是個放蕩的原型和模範,其實就是行爲不按禮教檢束的典型。竹林名士都是莊子的追隨者。引申到文章方面,齊高祖蕭道成認爲謝靈運的詩歌“放蕩”,是說他作詩“不辨有首尾”,也就是結構不太嚴謹的意思。蕭綱對《莊子》精熟,他用“放蕩”論文章,是指寫文章不要象禮教約束行事那樣拘束。蕭綱對謝靈運詩歌“放蕩”不辨有首尾也是不贊成的,所以他論文章要“放蕩”,用法與前揭蕭道成的不一樣。總而言之,只是說寫文章不要象立身行事那樣拘謹、拘束而已,試圖將“文章且須放蕩”往豔情詩、宮體詩方面理解,可能與原意相左。蕭綱表達文學觀點的資料還有不少,因其難以準確繫年,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蕭綱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幕僚的文學趣味的熏陶。天監十六至普通元年間(517—520),年輕的蕭綱(十五至十八歲)正處於形成文學觀念的關鍵時期,又受到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鍾嶸《詩品》等的影響。晉安王府的文學風氣的特色也許早已有之,但是,晉安王蕭綱成爲文學活動的真正的核心,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因此可以稱爲名符其實的蕭綱文學集團,大約開始於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出爲南徐州刺史之時。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時期,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逐步達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蕭綱入主東宮,將雍府以來的文學活動推到一個最高層次,蕭綱成爲京城也即梁朝文壇的中心人物。令人矚目的宮體詩風是在這時得到正名的,所謂宮體即“東宮體”。蕭綱文學集團從這時開始以湘東王蕭繹爲副領袖,又得著名文人蕭子顯的加盟。雖然徐摛、庾肩吾這兩位早期健將在東宮初期曾先後離開過東宮,但是,宮體詩風愈演愈烈,終梁之世,又不斷有新人加入。

寫作宮體詩的主張除了與“新變”的文學觀念有關之外,與當時整個的歷史氛圍、與永明體以來文學史發展的趨勢也並不矛盾。宮體詩的倡導、宮體新文學觀念,與當時文學史實際是可以銜接得上的。宮體詩的基本觀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張“新變”,所以反對復古;主張修辭,所以反對“闡緩”冗長;主張文娛審美的傾向,所以主張“放蕩”,主張美文學。

以蕭綱爲中心的文學群體的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發展,對於律體的建設及唐詩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從雍府時期成長起來的蕭綱文學集團的後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爲梁朝之後二百多年間文學的偶像。直至九世紀初葉,唐元和年間“元和詩變”的推動者們樹立杜甫的典範地位時,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梁元帝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梁末大亂,寇沒京師,受密詔爲司徒承制,後即皇帝位。諡曰孝元皇帝,廟號世祖。所生母阮修容諱令嬴。

如前節所述,中大通三年蕭綱正位東宮之初準備倡導新文學之際,蕭繹受邀出任副領袖。蕭綱《與湘東王書》曰:“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這一波宮體詩的浪潮,在文學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濤。蕭繹的文學生涯,以宮體詩爲標誌來劃分段落,大致也可以分成四節。

第一,文、學並重的早期教育。

自天監十三年(514)受封出閣起,至普通三年(522)入爲丹陽尹止。七歲至十五歲的階段,湘東王蕭繹所受的早期教育,與蕭綱比較,大同小異。蕭繹亦文才早著,六歲能爲詩,《金樓子·自序》:“余六歲解爲詩,奉敕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蕭綱、蕭繹文才早慧相似,出閣之後所受的引導略有不同。蕭綱的早期核心幕僚多數是文學之才,比較而言,蕭繹的早期核心府僚在文、學兩方面,似乎“學”更有專長;同時,蕭繹還受到母親的教誨。

蕭繹兩位侍讀賀革、臧嚴,前者出自經學世家,通《三禮》,後者精於班《漢》史學,都不以文學著名。賀革爲梁初名儒賀瑒之子,《梁書·儒林·賀瑒傳》附子革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 此後,革多數時期隨湘東王出鎮,以至卒官。湘東王在荊州立學,以賀革爲儒林祭酒,講《三禮》,荊楚士夫聽者甚衆。臧嚴自初爲湘東王侍讀,在王府也幾十年之久,直至卒官。《梁書·文學·臧嚴傳》:“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並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 蕭繹年十二勤讀史書的掌故,經《金樓子》、《顔氏家訓》的一再敍述,是廣爲人知的。《金樓子·自序篇》:“吾小時,夏日夕中,下降紗蚊綯,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顔氏家訓·勉學篇》:“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蕭繹愛讀書聚書,重視經、史之學,特別是史學,這一趨向與他的早期教育頗有關係。他的文學趨向,也總是不廢“學”的方面,這是他的特色。

梁武帝沒有立皇后,蕭綱的母親育有包括昭明太子在內的三個兒子,住顯陽殿,通常充當的是皇后的角色,不可能隨蕭綱出藩。而蕭繹的母親只育有一子,正常隨蕭繹出藩。蕭繹所受的早期教育,還包括他母親的教誨,《金樓子·雜記篇下》:“余好爲詩賦及著書。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爾其勖之。’”母親希望他作爲王侯要首先重視政治,不急於詩賦著述,這種教誨,在蕭繹成長的早期也是起作用的。起碼不會過於偏重詩賦文學。

當然,蕭繹府中也有王籍這樣的文學名流,名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即寫於蕭繹的會稽太守任。《梁書·文學·王籍傳》:“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著名詩人王筠也做過蕭繹的長史,少年蕭繹的文學才華事實上也沒有被耽誤,但是,總地來說,與蕭綱相比,蕭繹的早期教育更有文、學並重的特色。這也可以從他後來學術事業的發展中看出來。

第二,聲名卓著的丹陽尹。

普通三年至七年(526),十五至十九歲的蕭繹任丹陽尹,這是他成長的一個關鍵時期。當年,十五歲的蕭綱回到京城時,讀到的是《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這樣的新出的新穎的文學評論著作。事隔五年之後,湘東王在京的這五年,文壇的風氣大致趨於多元。昭明太子的東宮文學侍臣扮演着文壇領導者的角色,從文學史演變的角度看,劉孝綽、王筠是“永明體”的繼承者。而文學復古的派別,從湘東王的朋友裴子野的漸趨活躍來看,已經逐步發生影響。另一撥學習“謝靈運體”的作者,以隨湘東王府再回京師的王籍[26]爲例,也有所行動。

年輕的蕭繹優遊於各種風格之間,他與劉孝綽唱和[27],與裴子野結交,也寫作豔體詩。據本譜考證,蕭繹、何思澄、孔翁歸《班婕妤》詩唱和,應成於湘東王任丹陽尹時期。此一時期,蕭繹受邀撰寫許多碑銘,可以證明他的文章之名已經顯著。

蕭繹在丹陽尹任時,廣泛交結朝士與名流。《梁書》卷四一《王規傳》:“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此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特別是他結交了一批博學的碩儒級的人物,爲他日後的著述事業打下了重要基礎。這裏以《金樓子·序》所稱的四知己及阮孝緒爲例。《金樓子·序》:“裴幾原(子野)、劉嗣芳(顯)、蕭光侯(子雲)、張簡憲(纘),余之知己也。” 裴子野出自南朝著名的史學世家,齊末已著有史學名著《宋略》。子野博學,爲衆所推服。據《梁書》本傳,普通七年,子野經理梁朝國家大手筆,“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裴子野文體於普通末、大通、中大通初影響京師文壇甚大,激起蕭綱《與湘東王書》的強烈反撥。已見前節所述。湘東王蕭繹與裴子野交好,又於中大通二年子野去世後爲作《墓誌銘》,對子野的學術、文章成就均致褒美。但是,這未必表示蕭繹一定是文章上的“裴子野體”的信徒。劉顯博學聞名於時,尤精於《漢書》,有“《漢》聖”之名[28]。蕭子雲書法蓋代,又勤學有文,年二十六便撰成奏上《晉書》一百一十卷[29]。《南史》卷五六《張弘策傳》附張纘傳:“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 纘博學,受裴子野推重[30]。《南史·隱逸·阮孝緒傳》:“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檢孝緒而後施行。”亦見蕭繹與阮孝緒的交誼。此節文字又表明,蕭繹當時已撰成《忠臣傳》、《丹陽尹傳》、《研神記》、《內典碑銘集林》諸書。

湘東王任丹陽尹,有良政之名,吏民作“善政碑”,裴子野撰文[31]。在任的最後一年,他還一度代理揚州刺史。

第三, “前在荊州”前半段。

蕭繹於普通七年至大同五年(526—539)、太清元年至承聖元年(548—552)兩度出任荊州刺史。他在《金樓子·聚書篇》中將前一段十四年駐荊時期稱爲“前在荊州”。中大通三年宮體詩興起之前的五年時間之內,蕭繹十九至二十四歲,他的詩賦著述,可考的事迹不多[32]。總體上大致繼續丹陽尹任上的方式,禮賢、立學、結交、養士、著述。衡山侯蕭恪的譏諷,可以從旁證明當時湘東王蕭繹勤心著述,一心想傳名後世。《梁書》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王傳》附子衡山侯恭傳:“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又曰:“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第四,宮體詩副領袖。

中大通三年以後,自二十四歲開始,蕭繹在文學史上扮演的是“宮體詩副領袖”的角色。蕭綱正位東宮之後不久,即邀請蕭繹與他一起倡導一種新文風。詳情已見前文所述。蕭綱所以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者,蕭綱、蕭繹自幼兄弟情誼特別好[33]。二者,湘東王蕭繹在文章、學術兩方面已經具有出衆的才能與名聲。所以蕭綱要推他作領袖。

對於蕭綱邀請他加入推動新體詩的寫作,蕭繹的回應非常積極。中大通四年,兄弟倆先後作詩和蕭子顯《春別》。中大通六年東宮學士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其中作者有湘東王府的徐君蒨、鮑泉、劉緩等人。大同初年湘東王府僚蕭淑受命編《西府新文》詩集,《顔氏家訓·文章篇》以之爲“鄭衛之音”,顯然是一部類似《玉臺新詠》的著作。可能就是爲了配合《玉臺新詠》而編。今傳《玉臺新詠》收有蕭綱《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和湘東王三韻二首》、《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武陵王蕭紀《和湘東王夜夢應令》,庾肩吾《和湘東王春宵應令》,劉孝威《奉和湘東王冬曉應令》,鮑泉《雜詠湘東王三首》。僅從這些詩題,就可以看出,在大肆寫作宮體詩的活動中,湘東王蕭繹非常活躍與積極。此外,蕭綱東宮的文學勁將如庾肩吾、徐陵、庾信,都有往來東宮與西府之間的記錄。

也許論者可以從蕭繹的理論論述中發現他的文學觀念有與蕭綱不一致之處,但是,事實上,梁中大通、大同之後的新文風,是由蕭綱、蕭繹兄弟聯袂領導的。

蕭梁皇室儒雅重文,蕭綱、蕭繹在文學之外的其他學術與藝術方面也頗有成就,其中又以綱繹兄弟的玄學、蕭繹的史學、蕭繹的繪畫、綱繹兄弟的五行之學比較重要。

第一,玄學。

文、義之學並稱南朝的顯學,義學即玄學。與對待詩歌類似,蕭氏兄弟在玄學上投注的熱情也非常大。歷史上的梁大同年間,宮體詩風與玄談講學之風之盛,大致並駕齊驅。蕭綱、蕭繹兄弟與其父梁武帝蕭衍一起,充當了大同玄風的重大推手。《梁書·武帝紀》曰:“大同中,於台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顔氏家訓·勉學篇》回憶說:“洎於梁世,茲風(引按:玄風)複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元帝在江、荊間,複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金樓子·雜記上》記載大同五年蕭繹自荊州還京師,“其日賦詩”,“其晚道義”。正是一時風氣的寫照。京師、郡國其他講學玄辯的事迹,可以參看本譜的相關內容。這種風氣,至太清、承聖國難之中仍在延續,蕭綱的太子蕭大器臨刑之前仍在講《老子》;西魏大兵壓境、江陵勢如危卵之際,蕭繹亦頻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真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或許如前揭《顔氏家訓》所說,“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玄談也有消除緊張恐懼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聞名於史,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學,佛學的理論,而非實踐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榮的佛學,梁武帝一再開講所推動的佛教講經的風氣,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與玄學的發展聯結起來。以本譜所述天監十八年昭明太子蕭統講真俗二諦義,以及蕭綱等人的諮問爲例,其實就是一場玄學辯論。

歷史上西晉亡國,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爲是玄學清談導致的結果。清談廢事,對於梁朝的滅亡,也有史籍記載直接與玄談的風氣聯繫起來。《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載,太清元年,何敬容遷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複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又有託名陶弘景的詩歌預言玄風再盛終將導致侯景之亂、斷送梁朝:“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34]

與文學藉文字以傳不同,玄學重在談論,多是口頭之學,保存不多。蕭氏兄弟的玄學著述與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書·簡文帝紀》記載蕭綱《老子義》、《莊子義》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錄,書名、卷數稍異。蕭繹有《周易義疏》三十卷,《老子義疏》十卷,《金樓子·著書篇》自述,主要奉述制義,即演述其父梁武帝對《周易》的見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老子》,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講疏》,……世頗行之。”證明隋唐之際蕭氏《老子》義仍流行。唐人著述也有引用梁元帝蕭繹有關老、莊的論述。參見本譜附錄《蕭繹著述考》相關部分。

第二,蕭繹的史學。

蕭繹自幼愛讀史書,《金樓子·戒子篇》叮嚀子嗣讀正史:“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蕭繹注《前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是一部精心與費力的著作,可惜不傳。蕭繹可考的著述中,史書的比例也較大。有《孝德傳》、《忠臣傳》、《丹陽尹傳》、《懷舊志》、《全德志》、《繁華傳》、《古今同姓名錄》、《研神記》、《晉仙傳》、《貢職圖》、《荊南志》、《江州志》等。《古今同姓名錄》全書今存。

第三,其他學術。

蕭綱的著述事業,除了前述文學、玄學的成就之外,體現出對雜藝、陰陽五行兩方面的較多興趣。雜藝有《馬槊譜》、《投壺經》、《棋品》、《彈棋譜》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經》、《竈經》、《新增白澤圖》之作。兩部大書《長春義記》、《法寶聯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編著。顧野王《玉篇》係受蕭綱之命而作。

蕭繹的著述事業,除上述文學、玄學、史學之外,《金樓子》爲傳世名著,已佚兵書《玉韜》蕭繹自我評價較高,其他亦以陰陽五行之書居多,有《洞林》、《連山》、《筮經》、《式贊》、《夢書》等。與蕭綱文學才能比較特出的特徵比較,在學術上蕭繹著述領域廣泛,幾乎是個全能的作者(唯不好雜藝)。

蕭綱、蕭繹較多的陰陽五行著作,大多今屬道教領域。反映了一時風氣。唐初貞觀年間,鑒於陰陽五行雜書太多,唐太宗就曾經下令太常集合諸術士一起進行大肆刊定[35]。

第四,書法與繪畫。

蕭綱、蕭繹二人的書法,雖然唐人都有好評[36],但是,蕭氏諸兄弟中,書法之名以邵陵王蕭綸最高。蕭繹是梁朝最有成就的畫家之一,尤以人物畫最出色。陳姚最《續畫品》評湘東王曰:“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複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爲難,王於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複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制雖寡,聲聞於外,非複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蕭繹爲中品,著錄畫五幅。今存名畫《職貢圖》究竟是否蕭繹原作,學者有異說,莫衷一是[37]。

蕭綱、蕭繹初爲王侯,後來先後登帝位,其一生事迹與梁朝政治的關係不言而喻。以下僅就接觸的史料分別論述其大概。

第一,蕭綱與梁朝政治。

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經發教原減民間資費[38]、又發教革除貪惰[39]。在東宮時,視察京師監獄,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濫,上啓論事[40]。從這些事迹來看,他能夠體恤民瘼。至於他的政治業績,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時,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書·簡文帝紀》曰:“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軍進討,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這裏是綜合蕭綱普通、大通北伐業績而言的,詳細的內容,本譜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證。

蕭綱養德東宮十八年,與通常的太子一樣,沒有特別的政治業績。在攸關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亂當中,蕭綱最初雖然積極投身救亡,但是,從范桃棒事件的處理,可見他個性優柔寡斷。台城攻陷之後,先作俘虜,再當傀儡皇帝,最終仍死於敵手。

論蕭綱與梁朝政治,蕭綱與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應忽視。在梁朝的中後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寵信的權臣。中大通三年蕭綱繼蕭統之後任皇太子,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初入東宮,蕭綱就非常不快樂。他在《與湘東王書》中透露過心中的壓抑與鬱悶。朱异因爲嫉恨自蕭綱小時就隨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賞識,馬上將徐摛排擠出京城。奸臣擅權,對於經歷過邊鎮辛苦的蕭綱來說,很看不慣。他答書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歎自身雖居監撫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慚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浞訾栗斯,容與自熹。亦複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41]

大同年間,蕭綱親信的侍臣韋粲又被朱异排擠外放。侯景之亂爆發之前,相關事件的處置失當,與朱异頗有關係。侯景之亂爆發,叛軍提出的口號就是要誅殺朱异等奸臣。據《梁書·朱异傳》,侯景叛軍包圍台城時,城內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權,皇太子蕭綱作《圍城賦》直指朱异爲招禍之首;又據《南史·朱异傳》,蕭綱作《愍亂詩》也指斥朱异誤國。這一現象值得讀史者深長思考。蕭綱其實也是因爲受父皇寵愛才被越次拜爲皇太子的,貴爲王儲,仍要身受一位權臣幾十年的擠壓,直至國家滅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憤怒。可見君主專制政體的嚴重弊端。

第二,蕭繹與梁朝政治。

蕭繹藩政的業績,任丹陽尹,吏民爲樹“善政碑”;在荊州任,總督過中大通六年的北伐;在江州任,平定劉敬躬叛亂。然而,在侯景之亂中的表現,才是評說蕭繹千秋功罪的關鍵。這又涉及(到)蕭繹個人的政治品德(的)問題。

侯景之亂爆發,舉國震驚,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先後派五路大軍,親率第六軍下援京城建康。儘管如此,史籍的許多記載仍指蕭繹沒有傾盡全力救君國之難。這是否是事實呢?梁元帝中興梁朝,所建立的江陵朝廷只有短短的兩年就覆亡了。歷史上短命王朝因爲歷史由別人書寫,所以,大多難免背負不少誣衊不實之詞。而聯合西魏軍隊消滅梁元帝江陵政權的蕭詧(昭明太子蕭統第三子)一系又在後來隋唐之世獨大,理論上來說,成書多數在隋唐之際的梁代史籍的記載不利於蕭繹,是有可能的。但是,《梁書》作者姚察、姚思廉的先人歷事蕭綱、蕭繹,所以,《梁書》不太可能誣衊蕭繹。而根據《梁書》的記載,在侯景之亂爆發後的亂局中,梁朝的諸侯們一方面聲援京師,另一方面又自相爭鬥,武陵王蕭紀、河東王蕭譽均爲湘東王蕭繹所滅,邵陵王蕭綸受湘東王的軍隊逼迫,走投無路,最終爲西魏所害。國難當頭之際,兄弟叔侄骨肉自相殘殺如此,雖說理由種種,但是,蕭繹作爲其中力量最強的一方,是負有推卸不掉的主要責任的。顔之推出生並成長於蕭繹西府,是西府的後代,他對府主蕭繹應該是尊敬和有感情的。對於骨肉殘殺這一點,他也難爲蕭繹諱隱。《觀我生賦》曰:“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42]以周公誅管、蔡和漢武帝害戾太子爲喻,所諷的當然是蕭繹。

至於蕭繹是否故意不盡全力下援建康,殊難對質。當時建康援軍已有十餘萬之衆,但是,侯景叛軍生怕湘東王下荊州兵,確屬事實。湘東王蕭繹本人的性格暴躁、忌刻,也是事實。蕭繹雖然讀書萬卷,多才多藝,滿腹經綸,但是,才略恐不如他自詡的那麽高。我們考察蕭繹在侯景之亂中的表現,也要考慮到當時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及東晉南朝的政治遊戲的慣例。南朝諸侯爭奪皇位的較量總是特別殘酷。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要求諸侯藩王不爭戰廝殺,簡直就象要求乾柴不燃燒一樣困難。

蕭繹最大的的歷史功績是平定侯景之亂,再造梁朝。《陳書·文學·何之元傳》引之元作《梁典·序》曰:“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庾信《哀江南賦》對蕭繹不無微詞,但是,也承認他爲國報仇的功勞:“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

編這本年譜,斷斷續續,先後持續了近二十年。1986至1989年,我在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曹融南先生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我的碩士論文《蕭綱研究》從1987年開始準備,作爲論文的一個輔助部分,當時編了一份《蕭綱年譜》。論文於1989年答辯通過,論文的主要部分經修改以《論蕭綱和中國中古文學》爲題在《文學評論》1991年第1期發表。此後,在讀博士及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文學的領域,以及自魏晉向上追溯。蕭綱和梁詩的研究沒有再提上日程。

直至1997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之後,因爲從事“中古詩”的研究課題,重新審視梁詩的領域,我發現蕭綱、蕭繹兄弟的關係異常緊密,就將多年之前的《蕭綱年譜》擴展成《蕭綱蕭繹年譜》,並進行了初步的編撰。此後,出国访学两年,因另有研究任務,《年譜》編撰的工作又停了下來。回國之後,才最終完成。

儘管成績很不足道,在此我還要向以下諸位表達我的謝意。

感謝我的老師曹融南先生。本譜的雛形是我的碩士論文的一個輔助部分,最初是在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先生早年在中央大學求學,親炙黃侃、吳梅等名師。先生一派古君子之風,儒雅謙虛,所完成的學術工作也偏重基礎方面,如《謝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漢魏六朝散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爲人下”的工作,但是,造福能夠長久。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鳥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德。爲人下者其猶土也?”(《荀子·堯問》)筆者在此,略表追隨先生治學風格的心願。並深深祝福我的老師,年登九旬的曹先生。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鄭永曉先生。他既是宋詩的專家,又是電腦的專家。我在用電腦寫作的過程中,每遇到電腦操作或者電子文件方面的困難,多承他給予的熱情幫助。

感謝文學所陳鐵民先生、蔣寅先生。在本書申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基金時,多承兩位爲我出具專家推薦意見書。

感謝中華書局徐俊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陳爽先生、侯旭東先生。他們在我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惠予幫助。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工具書室的工作人員。本譜的很大部分是在他們潔淨、安靜的環境中編撰出來的;也利用了該室的常備的典籍。

感謝我的妻子戴東陽博士。在我編撰本書期間,她經常爲我的具體研究提出很好的建議。

吳光興

2006年3月於北京西垻河北里寓所



[①] 關於這一理論,拙文《中國詩史實錄大綱》有論述,見《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

[②] 《梁書·徐摛傳》。

[③] 按:將日常小事、遺聞軼事與軍國大事同樣對待,筆者是經過一番考慮的。所謂小事,無非是說它們在時空範圍內意義不重大、微不足道,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個別事件或者種種雜事;歷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爲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復發生,經多次反復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它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爲方式上刻下印記。……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便能顯露社會的面目。”見《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92),頁27。

[④] 《宋書·謝靈運傳論》:“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

[⑤] 《南史》本傳曰:“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⑥] 《詩品》以沈約源出於鮑照,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鮑照之遺烈”一派,應以沈約居首。

[⑦] 《梁書·文學·鍾嶸傳》。

[⑧] 《文館詞林》卷六九九。

[⑨] 參見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第290頁。

[⑩] 《藝文類聚》卷五八;《初學記》卷二一;《全梁文》卷一一。

[⑪] 《資治通鑒》,中華書局標點本,第6921頁。

[⑫] 按:《梁書》卷三五本傳所載蕭子顯卒年有誤。本譜大同元年有考述並訂正。亦參見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第574—575頁。

[⑬] “南齊書”本名即爲“齊書”,撰述時間約在天監十一年歲末。參見本譜。

[⑭] 《藝文類聚》卷四八;《全梁文》卷六四。

[⑮] 具體考證參見本譜。

[⑯] “六駮”,原作“分肉”,據中華書局點校本《梁書》“校勘記”說改。

[⑰] 裴子野、任昉二人是表親,但是,居然是有矛盾的。《梁書》卷三○《裴子野傳》:“天監初,……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

[⑱] 按:論常規次序,皇太子卒,應續立太子長子爲皇太孫。而非立太子弟。

[⑲] 蕭綱對於謝靈運,是愛而知其惡。對於學習謝靈運的成功之作,他是非常欣賞的。王籍是梁代學習謝靈運詩的名流,《顔氏家訓·文章篇》記載:“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⑳] 《南史》卷二一《王弘傳》附王籍傳:“(王)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

[21] 《梁書·文學·伏挺傳》:“(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

[22] 王籍爲湘東王幕府舊人。謝幾卿等失意落泊,湘東王致書安慰,參見《梁書·文學·謝幾卿傳》、《梁書·文學·庾仲容傳》。裴子野更被湘東王引爲四個學術知己之一;湘東王在丹陽尹任,裴子野爲作《善政碑》;子野於中大通二年去世,湘東王爲作墓誌銘。

[23] 關於《玉臺新詠》成書於中大通六年的考證,參見日本學者興膳宏《〈玉臺新詠〉成書考》一文,見所著《六朝文學論稿》,彭恩華中譯本。

[24] 《藝文類聚》卷二三;《全梁文》卷一一。

[25] 《太平御覽》卷六○二引。

[26] 《南史》卷二一《王弘傳》附王籍傳:“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27] 蕭繹作《理訟詩》,劉孝綽作《和湘東王理訟詩》今存。

[28] 《隋志》史部正史類小序曰:“梁時,明《漢書》有劉顯……爲名家。”《陳書》卷一八《韋載傳》:“(韋)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顔氏家訓·書證篇》:“《漢書》:‘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

[29] 《梁書》卷三五本傳。

[30] 《梁書》卷三四本傳。

[31]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類聚》卷五二;《全梁文》卷五三。

[32] 據蕭綱《與湘東王書》“十八日晚”,可知中大通三年蕭繹注釋《漢書》的工作頗有進展。參見本譜附錄《蕭繹著述考》“注《前漢書》”條。

[33] 有一種傳聞說,蕭繹的母親當年是因蕭綱母親的幫助,才有機會接近皇帝而生育蕭繹的。參見《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諸子·廬陵王傳》。

[34] 《南史·隱逸·陶弘景傳》:“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製詩云……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35] 《通鑒》卷一九六《唐紀》貞觀十五年。

[36] 唐李嗣真《後書品》評蕭綱爲下中品,蕭繹下下品。見《法書要錄》卷三。

[37] 參見本譜附錄《蕭繹著述考》“貢職圖”條。

[38]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類聚》卷五○;《全梁文》卷九。

[39] 《類聚》卷五○;《全梁文》卷九。

[40] 《隋書·刑法志》,《隋書》,頁701。

[41] 《類聚》卷二六;《全梁文》卷一一。

[42] 《北齊書·文苑·顔之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