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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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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①它甚至成为许多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这种提法合适吗?它能很好地揭示中国文学史现象吗?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反驳。但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巨大。我以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②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这样做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亟需要我们对这一说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

①“魏晋文学自觉说”在不同学者那里也有不同的表述。日本人铃木虎雄最早的提法是“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则称之为“曹丕的时代”,还有的学者称之为“建安时代’,。相应的内涵也多少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是“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所以本文也以此为统称,除了确有必要外,一些内部的细微之处不再做更多的辨析。

②据孙明君考证,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乃是有感而发,“不同于那些爬梳史料、精心推敲的科学论文,其间渗杂了许多讥讽时事的成分。”参见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一92页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简述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①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铃木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②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很难看到铃木的文章,所以,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③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④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先生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李泽厚对于鲁迅说法的张扬,使得“魏晋文学自觉说”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深入人心,大有“风靡天下”之势。⑦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⑧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说法。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①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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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