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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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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诗赋文总集,也是以一书而名世的传统学科。《文选》研究在20世纪中期停顿了四十余年后,于9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学术上升周期。作为新一轮学术上升周期标志的是全国性的“《文选》研究会”的成立,五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反映20世纪最后十年研究成果的一批优秀论文、专著的出现。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选》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减少,论题重复,具有突破性的成果较少,一批研究者退出了《文选》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都是在历经数十年辉煌之后才出现某种疲态,但是,在现代《文选》学界,刚刚恢复生机不过十几年的《文选》研究过早地呈现出一种疲态。造成这种疲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旧成说严重束缚研究的深入,二是新领域开拓进展迟缓。

一 超越旧“成说”

成说是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某种科学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亦有着数量众多的成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即是自先秦至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系列成说的历史。

对待成说首先应当尊重,但尊重成说并非恪守成说,亦步亦趋;其次是不迷信成说,但不迷信成说亦非怀疑一切,推倒一切。

有些成说是经过研究者反复验证并为后人长期认可的结论,它们更多地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学现象最贴近实际的体认。尊重这类成说,即是继承文学研究的科学成果。有些成说反映了文学现象的部分规律,尚须伴随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有些成说是前人提出并经过后人多次重复的结论,它们貌似客观而实际存在严重缺陷。

貌似客观而实存严重缺陷的成说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原因复杂。或因某成说潜在的学术风险不容易为人们觉察,或因人们发现成说难以成立亦不敢贸然否定。如果此成说系由古人提出,则更易为今人奉为经典,即使曲为之解亦不愿轻言否定,《文选》研究中的“昭明太子十学士”说和《文选》“不录存者”说即分别是上述两种情况的代表。

这两种成说涉及现代《文选》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论题,一者认为《文选》是由“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而成,一者认为《文选》选录作家不录存世者。“昭明太子十学士”说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梁书》和《南史》记载了萧统身边确有一批文人学士,萧统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经常和他们讨论篇籍。这是“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产生的第一阶段。

唐代《文选》盛行之时,出现了诸学士襄助萧统编纂《文选》之说,最著名的是《文镜秘府论》记载的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这是“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产生的第二阶段。

宋人邵思在《姓解》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昭明太子十学士”说。虽然邵思提出“昭明太子十学士”说并非是为论证《文选》是由“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而成的,但它却成为“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产生的第三阶段。

宋人吴棫提出《文选》是据千卷《类文》删节编辑而成,清人朱彝尊将其普遍化为《文选》是先编成千卷长编,然后删为三十卷的《文选》。这是“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产生的第四阶段。

民国时期的何融借助朱彝尊的观点,提出卷帙如此繁重,年代如彼绵远的《文选》必定不是萧统一人之力可以编成的,只有“昭明太子十学士”才可以完成《文选》编纂的任务。这是“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产生的第五阶段,即最后完成阶段。

此后,“昭明太子十学士”说得到了现代《文选》学界广泛的认同,成为《文选》研究中一个影响极大的成说。演绎、阐释、引用这一成说成风。

人们大都认为《文选》选录了自周秦至齐梁一百三十余位作家三十九种文体的七百多篇作品。由于作家众多,文体繁杂,作品数量庞大,因此,《文选》筛选作品的工作量极大。“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文选》说恰恰可以破解工作量巨大和萧统一人编纂力量有限相矛盾的难题。

很少有人考虑这一成说实际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学术风险,即此说成立的前提是默认《文选》为初选本,因为只有初选本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才需要破解巨大的工作量和萧统一人编纂力量有限的矛盾。

如果《文选》不是初选本呢?从理论上讲,《文选》成书应当有初选本与再选本两种可能。初选本必须先成长编然后再删选成书,再选本只须从现有的总集中选编即可。先验地认为《文选》必定是初选本,并由此推导出《文选》编纂的巨大工作量,只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因为《文选》是否为初选本的本身是需要论证的,它不可能像几何公理一样不加论证即可随意运用。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文选》的成书过程,就可以确切地证明《文选》并非是从数量极大的作品中直接选录成书的初选本,而是根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① 。

第一,《文选》中不少作品根据其注文可以知道它们已经被晋代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与刘宋刘义庆《集林》所选录。

第二,《文选》中部分作品的篇题与该作家别集中同篇的篇题明显不同,这是《文选》据前贤总集选录而非据作者别集选录的力证。

唐人李善、陆善经为《文选》作注时可以见到大量魏晋南北朝作家的别集,而且李善、陆善经为《文选》作注时极为慎重,凡有别集存世者,李善、陆善经均将《文选》所选的作品与诸家别集中刊载的同一作品逐一核对,结果发现《文选》中部分作品的文字与作家别集中同一作品的文字颇多出入。这说明萧统编纂《文选》时并不是直接从作家别集中选录作品,而是间接采录自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和刘义庆《集林》等已经编成的总集。

第三,据李善注可知,《文选》中某些作品本有序文,但是,《文选》收录此类作品时反而未收原序。按照《文选》的体例,不收序文是破例。这类作品共十例,涉及曹魏至齐梁的九位作家,而这九位作家的作品当时均有单独流传的别集可供《文选》编纂时使用。《文选》不录序文,只能认定这九位作家的作品并非从作家别集中直接选录,而是采录自某些删除了这些作品序文的总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文选》中周秦至刘宋时代的作品应当采录自当时已经编成的总集。

第四,《文选》中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这说明《文选》选录这类作品时另有所本。如果所本不是作家别集,那么只能认为《文选》所本是当时已经编成的前贤总集。

因此,《文选》并非是初选本而是一部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如果《文选》是初选本说可以成立,那么它成书的工作量就决不会像笃信《文选》为初选本者所设想的那么大,萧统只须从上述前贤总集中圈定先秦至刘宋时期的若干名作,再选录齐梁时期的若干名作,最后由若干助手抄录成书即可。

“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风靡数十年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学林忽略了此说的成立有待于《文选》是初选本这一关键性前提;二是何融提出的“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与唐人、宋人和清人之说相合,因此,它大大加深了学林对“昭明太子十学士”说的信任度。

记载萧统生平、著述的《梁书》、《南史》,为《文选》作注的李善、五臣、陆善经,都没有说明《文选》是初选本还是再选本。

宋人吴棫和清人朱彝尊分别提出了《文选》编纂的两阶段论,两阶段成书说的基础是《文选》为初选本,但吴棫和朱彝尊都没有论证这一基础可否成立。近人何融也在没有论证《文选》是初选本这一关键性基础的情况下提出了“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不加论证地默认《文选》为初选本这一前提的本身潜藏着巨大的学术风险。因为,初选本与再选本工作量的悬殊实在太大。而且,史书中也从来没有“昭明太子十学士”齐聚萧统东宫的记载。

如果某成说出自古人之口,今人则明知其非亦不愿意加以澄清。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李善注《文选》下有一条重要注释“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所录皆前人作也。”这就是著名的窦常说。

《文选》自梁代中叶成书,至唐已广为流行。其时,人们忽然发现这部流传极广的总集竟然没有选录当时极负盛名的何逊之作。窦常说即是对《文选》没有选录何逊作品的解说。窦常是中唐人,“不录存者”说又得到《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的记载,所以流传极广,影响极大。

《文选》最初是作为一种常用文体的范本流行的,人们关注《文选》重在欣赏、学习辞章的写作。但是,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以往不为士人关注的《文选》成书时间成为现代《文选》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解决这一疑案的重要参数是窦常说。“不录存者”如果确实是《文选》编纂的一条原则,那么根据《文选》中入选最晚的梁代作家的卒年,即可为《文选》成书时间确立一个重要参数。

《文选》收录的梁代作家中去世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因此,根据窦常说,普通七年成为《文选》成书的一个重要界碑或认为《文选》编纂始于普通中,而终于普通七年;或认为《文选》编纂始于普通七年,而终于中大通三年萧统去世。总之,普通七年因窦常“不录存者”说而成为诸家研究者考察《文选》成书的一个重要参数。

但是,《文选》“不录存者”说也是一个需要论证之后方能使用的成说,不能因为提出此说的是唐人,就将其作为公理使用,这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学术风险。“不录存者”说存有三大疑点

第一,窦常说与钟嵘《诗品序》之言极为相似“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二者是各自成说,或者是《诗品序》影响了窦常说?如果《诗品序》影响了窦常说,则窦常说的价值必大打折扣;如果二者各自成说,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窦常说?

第二,以阐释何逊未能入选《文选》的窦常说并没有能解释清楚何逊未入选《文选》的问题。何逊生前诗名极盛,深受文坛激赏,本人又确切可知卒于陆倕之前。但是,何逊未有一篇作品选入《文选》,连一时传诵极广的《临行与故游夜别》诗亦未入选,这显然不能以“不录存者”为解。与何逊相似者尚有柳恽、吴均、王僧孺等人,他们也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家而且均卒于陆倕之前,窦常说对此亦无法解释。窦常说是为解释何逊未能入选《文选》而产生的,如果此说不能解释何逊未能入选《文选》的问题,则窦常说已经成为失去存在意义的臆语。

第三,窦常的“不录存者”说从《文选》所录作家的卒年入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但尚有从《文选》所录作品的编年入手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的另一种思路。而且立足于《文选》中作品编年考察《文选》的编纂时间,比着眼于《文选》所录作家卒年考察《文选》的编纂时间更为精细。

尽管窦常说存有诸多疑点,但因为窦常是中唐人,其说又得到《郡斋读书志》与《文献通考》的认同,所以窦常说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为《文选》研究界所尊奉,成为研究《文选》成书时间中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极少有研究者对此说存疑或者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是何融。他在提出“昭明太子十学士”说的那篇名文中写道“考何逊卒于天监、普通间,先刘峻、徐悱、陆倕等卒,谓《文选》不录逊文,以其在世,虽与事实不符,然谓《文选》不录现人之作为其选文之一原则,则甚合理而可信。”明明已经证实窦常说对何逊的解释不能成立,仍然承认窦常不录存者说是《文选》选文的原则之一。迷信古人成说到了这种程度,又怎么能指望《文选》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呢?

传统《文选》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不少久为学林所尊奉的成说,随着这些成说重新得到人们的审视、研究、修正,《文选》研究在传统领域中必将出现新的创获。

二 开拓新领域

新世纪的《文选》研究要延续上一世纪末形成的新的学术上升周期,并给它以新的助推力,使本世纪的《文选》研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就应当在不断超越旧成说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文选》研究仅仅停留在新一轮学术上升周期之初的某些论题之上,现代《文选》学研究要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的突破已十分困难。从《文选》研究的现实来看,尚存在着许多亟待开掘的新领域。

《文选》学史研究是亟待开展的重要学术领域。《文选》与群经、诸子、“前四史”一样,是旧时文士必课之书。因此,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的《文选》与《文选》学的材料,数量众多。搜集、甄别、研究这些材料,建构《文选》学史,是《文选》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学术史的写作不是简单地排比材料,罗列诸家观点,优秀的学术史往往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展示《文选》学的发展历程,展示历代诸家在《文选》研究上的倾向、成就、不足,为新世纪的《文选》研究提供材料与视角。

清代《选》学史资料相当丰富,至今未得到系统清理。周贞亮、骆鸿凯的《文选学》对清代《选》学进行过简单的梳理。但是,周贞亮、骆鸿凯的梳理都产生在七十多年之前,而且周、骆二氏的梳理亦仅仅限于根据各书之序的简单介绍,远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大量散见于文人别集中的《文选》研究资料更未得到全面搜集和整理。

清代《选》学研究多与《文选》校勘、训诂相关,其中,确有许多精到见解。搜集、研究这些资料,是新世纪《文选》今注的基础性工作。不能想象新世纪的《文选》今注未能包融清代《选》学家在校勘、训诂方面的全部优秀成果。

《文选》版本、注释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文选》流传绵长,版本众多,各种版本交互影响,使得今传《文选》诸本的关系极为复杂。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已出版了饶宗颐先生辑录的图版,虽然尚有少数缺失,但此书基本将今存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残卷悉数收录。但是,学林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研究相对滞后,这些本子中有最早形态的李善注本,也有各种白文本,弥足珍贵。

《文选集注》本是今传唐钞本《文选》中保存《文选》注释最为丰富的版本,其中,有久不为人所知的《钞》、陆善经注、綦毋邃注。日本学者对此本的研究成果最丰,国内学者对此本的研究起步晚,成果也较少。

尤刻本《文选》是宋刊《文选》的惟一一部李善注单注本,此本经清人胡克家的校刻,广为流布,影响极广。但是,尤刻本的问题非常多。尤刻本最显著的问题是增注,即尤刻本的李善注和李善保留的二十多家旧注,相对于北宋天圣监本《文选》和秀州本系列的宋刊六家本《文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增注。这些增注有些是被秀州本、明州本删除的原北宋监本李善注,有些是李善注中增加了五臣注,有些是违背李善注“同卷再见重出例”和“异篇再见重出例”增注。这些增注是何性质,有何价值,如何处理这些增注,将直接关乎到《文选》今注的整理。对尤刻本增注不作整体研究,见一条增注则处理一例增注,将使我们对尤刻本增注的处理陷于一种盲目状态。只有全面清理尤刻本的增注,理清增注的全部现状,并对增注处理有全盘考虑,才能对尤刻本增注进行妥善处理。这类问题,既有实践层面的操作,又有理论层面的探讨,绝非简单的去留可以解决。

毛晋汲古阁本《文选》,是清初至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文选》问世之前,流传最广的《文选》注本,《四库全书》著录的即是此本。但是,今人对汲古阁本的研究相当薄弱,仅有一两篇研究论文论及汲古阁本。虽然很有见地,但是,毕竟不是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今人对毛氏汲古阁本仍然知之甚少。毛氏汲古阁本是尤刻本系列的重要版本,整理尤刻本绝对不能离开对毛氏汲古阁本的研究。

逐步推出《文选》新注。《文选》是20世纪极少数未有新注本的先唐文学选本之一,新世纪需要推出高质量的《文选》新注。我们殷切期待着这些凝聚着现代《文选》学最新成果的新注陆续推出。但是,此类新注应当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理清今存各本的相互关系,吸收各本的合理成分。《文选》有钞本和刻本。钞本主要是唐钞,唐钞有敦煌吐鲁番本、《文选集注》本、各种旧钞本;刻本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唐钞有白文本、注释本,注释本有单注本和集注本,单注本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和无名氏注本。刻本之中,有李善注单注本、五臣注单注本和六家本、六臣本的合刻本。《文选》的复杂在于诸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价值。没有对《文选》各种版本、各种注释的全面研究,没有对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各种旧注的全面研究,见一本则校一本,见一注则处理一注,显然不适合像《文选》这样版本如此众多、注释如此繁杂的典籍。

二是吸收自唐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文选》研究的优秀成果。由于《文选》选录了自周秦至齐梁的历代名作,始终是历代文人学士研习辞章的最佳教材,加之《文选》的文献价值使历代学者对其钟爱有加,校勘、补注、评点诸方面成果颇丰。近人、今人对《文选》校勘、注释的研究亦相当可观。新世纪的《文选》今注必须吸收历代《文选》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一领域的工作量极大。

三是吸收国际《文选》学界的研究成果。日本《文选》学者在《文选集注》本研究、《文选》李善注研究、唐钞本《文选》研究上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斯波六郎、冈村繁、清水凯夫的研究成果已为中国大陆学者所熟知,但是,广岛大学历来是日本《文选》研究的重镇,广岛大学一些学者如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富永一登等都有上乘的《文选》研究之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除了上述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外,其他学者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亦应纳入吸收范围。

四是补注。《文选》李善注虽然精审,但是,李善注也需要补充、发展。李善注能否补充?补充后的注释还是不是李善注?如何补注?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亟待探讨。

注 释

*本文为河南大学河南省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开放研究中心项目《现代〈文选〉学史(续)》成果之一。

①参王立群《〈文选〉成书考辨》,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立群,1945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该校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现代〈文选〉学史》。

陈庆元评议

《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超越或者说是突破“成说”,所谓“成说”,就是以往研究《文选》大家公认或基本公认的结论,王文举了《文选》是“十学士”编纂而成和不录存者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开拓方面,王文认为学界应着力构建《文选》学的工作,当前有四个方面的事要做一要做好版本研究,二要吸收宋元以来研究成果,三要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四要做补注工作。作者研究《文选》多年,成果丰硕,故熟悉当前《文选》研究状况,论文对《文选》的研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超越“成说”两例的论证也具有说服力。总的说来,论文前半写得较好,后半较一般。论文也可能写得匆忙一点,如有时间,还可以写得更加丰满些。

佘正松评议

王先生在《文选》研究中成果颇丰,造诣深厚。论文《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即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将“选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并非空泛而论,他对“选学”研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成说”一为《文选》是由“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而成;二为“《文选》选录作家不录存世者”两个问题作了初步考辩,从而得出了《文选》并非是初选本而是一部根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以及“不录存世者”说的三大疑点,因而不能迷信的结论,表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在开拓新领域中,作者提出了以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文选》学史的研究;《文选》版本注释研究;逐步推出《文选》新的注本等三大领域的问题,既有启发性,又有针对性、紧迫性,对《文选》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断想”有很多闪光之处,但亦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细化,如文中提到要进行《文选》的新注,又提出对李善注进行补注,这二者是何关系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