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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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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探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
  
  一
  
  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章句之学渐疏,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NFDAE",而且"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注解:仲长统:《述志诗》,《后汉书》仲长统本传引。]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何晏、王弼以天纵之才气,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在士流中扇成风气,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援道入儒,兼重思辨和感悟,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王弼、何晏相继去世,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
  "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注解: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0页。]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但于魏晋由清谈而著论,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其说虽有可商之处,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只有在方法上"弥纶群言",在内容上"述经叙理",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注解:参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
  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著论双水并流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GK2!〗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注解: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著之风"相提并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如魏文帝的《孝武论》,夏侯玄的《乐毅论》等;有两人比较的,如孔融的《周武王汉高祖论》,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曹植的《汉二祖优劣论》,钟会的《夏少康汉高祖论》,张辅的《管仲鲍叔论》、《班固司马迁论》等;也有综论一群人物的,如戴逵的《竹林七贤论》等;还有权衡两地人物的,如孔融的《汝、颖优劣论》,伏滔的《青、楚人物论》等。这些形式多样的人物品评,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庙堂共论和闲燕竞辨的文字结晶,但其中与之关联密切的毕竟不是少数,如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钟会的《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等即与庙堂共论的主题完全一致[注解: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云:"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NFDBA、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见《全三国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8-249页。],其互相之间的影响当然也是有迹可寻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臧否古人,实含有以古喻今之意。譬如嵇康的《管蔡论》就大胆为当时公认的历史罪人管叔、蔡叔翻案,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贤者,所以屡得文、武、周公三位圣人的重用。后来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他们远在东隅,"不达圣权"、"不能自通",所以才"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他们的叛乱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属迫不得已。嵇康对周公的微辞,显然影射了当时挟持着曹魏少帝,常以周公摄政自拟的司马氏父子,其现实意义是昭然若揭的。其他如阮籍《达庄论》等对钟会等所谓"礼法之士"的批判,也是隐约可感的。所以清谈和论文的对象与主题虽然是相似的,但在论文中的展开似乎更为明确和坦诚,这大约也是它们同时兴起而不能互相代替的原因。
  魏晋清谈的大宗是玄学义理。《文心雕龙·论说》曰:"江左群谈,惟玄是务。"鲁迅曾从清谈主题的变化分析由汉末清议到晋代清谈的历史变迁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清谈了。"[注解:《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7页。]谈玄是当时热门,许多名士都醉心于此。大凡本末有无的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意关系等,都是清谈圈内热衷探讨的问题。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玄理的内容是因时而变的,从老庄到释藏再到融通各家,不能一概而论[注解:参见拙作《汉魏六朝论文主题的历史演进》,《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而且每一时期的思想也显得较为复杂,像王弼、郭象虽多据老庄思想立论,但调和儒道的意思也颇为明显,而裴NFDC5、范宁、干宝则更以维护传统礼教、捍卫儒家经典为己任。有的学者把魏晋南北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大约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现实[注解:汤一介:《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创刊五周年纪念号》。]。而且由于参与清谈的人数众多,自然也就会出现一些谈得很杰出的人,譬如何晏就堪称早期清谈的领袖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另如东晋的谢安、支遁等也都谈锋甚健,声誉广被。但由于清谈不仅仅"理致甚微",而且"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注解:《世说新语·文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时和后来的论文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云:
  〖GK2!〗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NFDC6)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既时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复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口谈与笔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有些论文或许就是敷演清谈的内容而写就的。像此处提到的"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就很有可能是后来收录在《全晋文》中的某一篇,当然现在我们难以作具体的实证了。
  与清谈内容的"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注解:《文心雕龙·论说》。]相对应,魏晋时期注释老、庄的风气也颇为盛行。《晋书·向秀传》云:"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故魏晋之世玄风独振,实赖向、郭之力。论文创作也以阐释老庄思想为宗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魏代阮籍的《达庄论》、《通老论》,何晏的《老子道德二论》(已佚)、《无为论》、《无名论》,晋代王坦之的《废庄论》,李充的《释庄论》,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江NFDC7 的《通道崇检论》等。可见其时论文创作的热点所在。
  王弼、何晏、嵇康等都是清谈与著论同擅名声,同为时人和后人称赏的人物。他们的清言妙谈在《世说新语》中有着生动的记录,他们的论体文章也曾领一时之风骚。但到了西晋时期,像王衍、乐广等人,论文已鲜有传世者,一人而兼有二者之长的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的学识有分限,口才有辩讷。讷者在清谈现场不免会词穷气弱,便每每以笔论为武器。《世说新语·文学》云:"江左殷太常(即殷融)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殷融大约属于善属文而不善口辩一类,据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他著有《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等,"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又:"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可惜的是,殷融的论文一篇也未能流传下来。无独有偶,挚虞也是能著论而不擅清谈的人物,而乐广则是能清言而不擅著论,《世说新语·文学》云:"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洽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洽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当时清谈与著论难以兼擅的尴尬情形,二者的互补关系恰在这种尴尬中得以体现。
  清谈与论文创作的相互生发,还与他们相对固定的组合有关。清谈的组合以有较为固定的对象为常。正始年间,以洛阳为中心,何晏、邓NFDBB、王弼、卫NFDC9、钟会、荀融等,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谈玄群体,另如夏侯玄、应贞等的组合,"竹林七贤"等,都属于这一情况。随意拼凑的不仅罕见,而且因彼此的不够熟悉,难免有别扭之感,一般的不速之客只有叨陪末座的份了。如东晋的桓玄与殷仲堪就是常常终日相对,谈论不辍的。《世说新语·文学》云:"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刘孝标注引周祗《隆安记》云:"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这种两人对谈,想来他人是难以介入也是不便介入的。当然,固定的清谈组合,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清谈就是一团和气,彼此的攻难既必不可少,清谈的双方也不一定是相知相契的朋友。支遁与王坦之就属于这种情况,《世说新语·轻诋》云:"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NFDBC,NFDBD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王坦之的《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对支道林也不无含沙射影的意思[注解:《世说新语·轻诋》云:"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但"绝不相得"的王坦之和支道林,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清谈的对手和切磋论文体会的诤友。《世说新语·文学》云:"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这一节对话比较微妙,但有关《即色论》的内容将会进入清谈的范围,似乎不应成为疑问。
  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是魏晋时期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等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材料,它们在关注的题材和关注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汉魏清谈的最直接启蒙是王充的《论衡》[注解:参见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汉人清谈清议往往从中取资。而且某论一经通行,学者咸加诵习,所以从汉代的情况来看,论著是清谈之本,清谈是论著的口语演绎。这当中的杰出之士即是蔡邕。《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时人称其才进。戏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蔡邕为了维护自己清谈的独尊地位,得异书而"恒秘玩",其竞胜心态昭然若揭。而士人一获其秘,咸步其后,读书清谈蹑迹步踪蔡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特别是"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之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提高清谈水平的两个基本途径:名师指点和异书润泽。而其中《论衡》的影响堪称既深且巨,汉魏的论文便有不少留有《论衡》的思想痕迹,如王粲的《难钟荀太平论》即取意《论衡·儒增》诸篇,曹植《相论》、《辨道论》、《令禽恶鸟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也显然受到《论衡》的影响[注解: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些欲增进清谈水准的士人往往想方设法与清谈名家攀上关系。因为这样的人太多,那些清谈名家对于来者清谈功底的深浅,就显得特别在意,在交接态度上也就尊卑有别了。张凭初举孝廉,负其才气,欲参刘NFDD1,先是"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刘NFDD1也是"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而当张凭稍后在刘府诸贤清谈遇有客主难通之处,于末座以简约深远之言,畅通彼此之怀,令满座皆惊,便马上以其妙善玄言而被刘NFDD1"延之上坐,清言弥日"[注解:《世说新语·文学》。],并推荐他到抚军司马昱那里,做了让人艳羡的太常博士。清谈既然成了晋身仕阶的砝码,自无不盛之理了。而且清谈名家的地位也特别受到尊崇,譬如何晏因清言妙谈不仅使他成为"天下谈士"的偶像,也成为当时权势宗尚的对象。东晋清谈领袖王导,其地位也不是一般的权贵所能比肩的,他因羸疾而不堪朝会,皇帝就亲临其府第,纵酒作乐。因清谈而见敬如此,其对士人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了。
  清谈的方式有多种,有的执他人之论以作清谈,如蔡邕对《论衡》的"恒秘玩以为谈助",《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仲堪"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闲强",对何晏《道德二论》的涵泳,即是其例。钟会祖述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以作谈资[注解:《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文学》更说:"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刘孝标注即以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及欧阳建《言尽意论》之文以实之,可见论文对于清谈的巨大影响。而且似乎从魏代开始,诵读论文就成为学童的日课(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魏志》曹植本传:"(植)年十余岁,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王僧虔《诫子书》说,清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所以他提醒儿子:"……且论注百氏,荆州《八NFDD2》,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注解:《南齐书·王僧虔传》。]汤用彤和余英时都认为,文中"言家口实"云云,都是指的清谈家的必读文献[注解:见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中国文化》第8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余嘉锡甚至认为:"清谈之重《四本论》如此,殆如儒佛之经典矣。"[注解:《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凡此都可昭示论文对清谈的影响。
  恒玩他人著论以作谈资,是清谈家的通常做法。但也有不少清谈家为了能增加清谈的机锋,往往预制论文,以求出奇制胜之效。《世说新语·文学》云: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王长史即王NFDC6,虽然受到了支遁的一顿奚落,但他"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却明确反映了当时依论而谈的一种基本情形。另如支遁的清谈老庄,也可以在其《逍遥论》中寻得端绪,后更以支遁之说作为清谈界的共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一家之说要成为同界的共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清谈中的互相争胜心态是昭然可见的。如王僧虔《诫子书》云:"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王逸少在会稽时,孙兴公曾带支遁一起去拜会,受到了王逸少"不与交言"的冷落,"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支遁这里作的"数千言",与他在白马寺中同冯太常共语的有关《逍遥》的"新理""异义",大约即是后来广被声誉的《逍遥论》了[注解:《逍遥论》原文已佚,仅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辑录有部分文字。近人严可均《全晋文》、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NFDE1《世说新语校笺》均有转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中互文见义,指出嵇、阮论文的共同特色是师心与使气。而清谈的环境特点决定了这种师心与使气的风气只会更炽。《世说新语·文学》曾将许询与王修在会稽西寺往复辩论的情形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时年约16岁[注解:参见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而王修只有12岁。虽然12岁的王修已凭借其《贤全论》赢得了其父王NFDC6以及刘NFDD1"足以参微言"[注解:《晋书·王修传》。]的高度评价,但在"苦相折挫"的许询面前,也不得不一次次败下阵来。而许询的耻与王修并称,以至要"共决优劣",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少年意气,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清谈心态。
  但每一次清谈并不总是以或胜或负的形式终局,有时因为双方观点过于悬殊,或者论辩实力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晋书·孙盛传》记载:
  孙盛字安国,……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是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如果说许询与王修还只是口头上的共决优劣的话,孙盛与殷浩的谈论则又辅以激烈的动作,带来的竟是一种"理竟不定"的尴尬。至于殷浩对孙盛《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的无处发难,也显然是将清谈中的"抗论"带进了论体文的创作领域,是清谈的自然延续。
  清谈不止是手执麈尾的清言雅谈,所谓"伟质软蔚,岑条疏理。体随手运,散飚清起。"许询:《墨麈尾铭》,《全晋文》卷一三五。]手持麈尾的风雅只是清谈名理的一种形象辅助,清谈的宗旨是辨析名理,所以一人发论之后,必以有人发难为盛。《世说新语·文学》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否?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因此,清谈须遵循一定的程式,一般是一方发论,一方诘难,发论方再加答辩,往复争论可至数番(或称"数出")。又因为清谈各方往往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如何折服对方,如同用兵作战,很讲究战略战术,一些清谈名词如"坚守城垒"、"云梯仰攻"、"汤池铁城"、"崤函之固"等,都是清谈策略的形象概括。《世说新语·言语》云:"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或者顺着自己的思路去谈,或者避其锋芒,或者釜底抽薪,真是用尽心机。
  由于双方各执一理,有时不免会出现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所以作为评判的第三者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评判的目的是寻找辩难双方的契合点,疏通各自的思维障碍,以使名理彰明,使辩难双方两情相得。其情形如《世说新语·文学》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当然,如果谈者城隍坚固,发难者自然也就理屈而退,判的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如殷中军虽思虑周全,偏精《才性》之论,但每每言及《四本论》,"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注解:《世说新语·文学》。]《高僧传》卷七曾记载慧远弟子僧彻谈讲《小品般若》,听者与之展开激烈论辩,僧彻一一为之瓦解。慧远夸赞他说:"向者NFDD3敌,并无遗力,汝城隍严固,攻者丧师反轸。能尔,良为未易。"面对各种攻难,能做到应对如流,战无不胜,确实是不容易的。
  论文的辩难之风与清谈的辩难之风如出一辙。魏晋论文以允合事理为尚,根柢虽无易其固,但裁断必出于己。盲从固然有可能被视为低能,偏激之论也未必会引起共鸣,所以论辩之风一如清谈,势所难免。魏代阮NFDBE著《文质论》,同时应NFDD4也著《文质论》,对阮NFDBE的观点进行辩驳,以维护孔子在文质方面的基本主张。虽然题目上未见"难"、"答"等字,但基本文风已定。钟荀的《太平论》与王粲的《难钟荀太平论》,阮籍的《乐论》和夏侯玄的《辨乐论》,都是观点对立的论争之文。如嵇康掺杂神仙方术诠解老、庄,著《养生论》,向子期马上就写了《难嵇叔夜养生论》,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嵇康复撰《答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以作回应。何晏著《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就著《难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加以驳正;夏侯玄的《本无论》和裴NFDC5的《崇有论》、王衍的《难崇有论》也有明显的针锋用意;荀粲、荀俣、钟会、蒋济等有关言尽意与言不尽意问题的争论,以及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的才性四本之争,本身就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其他如桓玄的《四皓论》和殷仲堪的《答四皓论》等,也都是这方面的显例。而且一论一难的形式与清谈的形式也是极其相似。刘大杰甚至认为:像孙盛的《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和《老子疑问反讯》等,"这种文字,完全是辩论的形式,很有点像清谈时候的记录"[注解:《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魏晋时期对于彼此论难,往往在达到一定规模或意见粗定时,即集录双方往复之文,以示总结。如嵇康与张辽叔关于宅之吉凶的争论论文,晋代阮侃就集为《摄生论》二卷,何晏、钟会、王弼等关于圣人情感的有无的争论论文,也被辑为《圣人无情》六卷。二书《隋书·经籍志》均曾予著录。
  清谈与著论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生发,以及在辩难形式上的同步性,已为我们清楚地昭示了魏晋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考察魏晋的思想和学术,当然不能无视这一点。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