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经学体系的崩解与魏晋士人个性的释放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古代学术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诸子学说的萎缩和儒家学说的经学化、神圣化。
  为了激励士人们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身通其艺者可选拔为郎中。“治经”成了士人通向利禄的阶梯,士人纷纷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了“治经”上。西汉立于学官的是今文经学,重在经义的阐发,但是,今文经学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逻辑基础、以维护封建“大一统”和封建皇权为目的的政治官学,从其诞生开始,对政治就有强烈的依附性。随着封建集权程度的加深和封建固有矛盾的显现,封建政治需要经学进一步更化来维护皇权的稳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学走向神学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汉哀、平之间,经学领域出现谶纬思潮。
  谶纬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在社会危机到来时,统治集团需要援引经义,把自己的实际的政治诉求转化为虚幻的上帝和神灵的意旨。所谓“谶”,就是编造大量的预言神化自己,所谓“纬”就是依傍经义实现“谶”的传播。在一些宣扬谶纬的著作里,有不少荒诞的谶纬之语,谶纬的出现加剧了经学的进一步神化,并使经学走向荒诞虚妄。
  由于无需引经据典进行理论化的阐释,谶纬的政治宣传作用直接而强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光武帝即位洛阳,“宣布图谶于天下”,经过明章二帝的继续提倡,谶纬发展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学问,臻于极盛。谶纬的泛滥使儒学演变为粗俗的神学形式。
  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今文经学的虚妄、古文经学的繁琐以及谶纬的蔓延,使得原本就依附于政治而不健康发展的经学,走向了更教条化和繁琐诠释的死胡同。儒经成了僵尸,治经成了网罗词汇、制作繁琐词章的无聊的文字游戏。常常出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的情况。到了这种地步,经学已经失去了可学性,也失去了可操作性,走向衰落将不可避免。
  物极必反,儒学盛极而衰。其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学理的轨道,变成了荒诞不经的谶语和政治教条,对人们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进入魏晋时代,社会分崩离析,僵化的儒学教条自然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约束,追求信仰多元和个性释放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潮。
  与经学的僵化相反,新兴的玄学和佛学,却以“得意昌言”,不循旧章,不拘文字,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受到人们的欢迎。“竹林七贤”是玄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魏晋鼎革之际,他们活动于洛阳和河内郡(治今武陟西南)等地。他们著书清谈,倡扬玄风。主张顺应自然,建立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君臣“名教”、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社会。玄学的文化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一是掀起了一个个性解放的浪潮。
  与玄学紧密联系的道教在魏晋时期也兴盛起来。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南华经》为主要经典,吸收了儒、墨、阴阳五行、佛、谶纬等家内容,视长生不老、全性葆真、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
  佛学是魏晋时期另一门显学。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北朝战乱不已,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生若朝露”的“忧生之嗟”。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面向八方去寻找安身之命之处。玄学的兴起,为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的思想新域。而佛教的到来,又为人们开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首先,佛教塑造了一批解脱人们痛苦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如菩萨、佛等,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不啻为绝望中的光明。其次,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善恶报应之论为痛苦的人生找到了人生支点,消解了人们对于今生痛苦的感受和对来世未知的恐惧。
  儒学失落,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暂时崩解,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制的士子们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这种思维转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时期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下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品格的形成。而在文学艺术的畅扬中,魏晋士人的个性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
  在儒学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儒学。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立义”须“托五经”;“咏情”须以“彰教”为归宿。在儒学的所谓“有为”精神规范下,润色鸿业、讽喻教化成为文学的惟一职能。文学家,不过是毫无人格而言的弄臣。到了魏晋南北朝,尽管来自统治者的强权统治依然存在,但思想领域的独尊格局毕竟被打破,玄、佛、道的流行不仅为士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实际上也为士人导化出了新的生活方式,玄风独振中的魏晋士大夫们狂狷不羁,蔑视礼法,任性放达,追求感观刺激,炼丹服散,纵情山水,溺于美酒。这些怪诞异行,被称为“魏晋风度”,既是世人对抗礼教,个性宣泄的体现,也是动乱社会消极避祸的求生手段。他们也许只能在佯狂或醉酒中求得个性的真正解放,但他们毕竟借助于这些手段实现了在文学创作中的情感释放,创造的文学作品确已完全实现了独立的学术品格。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人与文都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个性得以释放,学术有了自觉,这是中国文化形成以来思想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是一个既破又立又重新融会的新时代,它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舞台,这一时期的文艺理念与创作方式,一直影响到唐中叶。 原载:《文艺报》2007年0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