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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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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 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概。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立刻自我膨胀,立刻感觉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东南西北,立刻狺狺然如狂犬状,连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认账。文学新锐祢正平,也是如此这般的狂妄到了许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刺者,名片也,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无人买他的账。所以,他心理更趋变态,狂病也益发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曹魏势力。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自然也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是这个营垒里的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个年轻作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卞急躁狂,这一捧,更加谵妄失常。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如果不是孔融的蛊惑教唆,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丝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剧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心气相通的。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搅进首都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骂了一顿以后,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没有下令杀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个人挟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还搞了一次欢送会,很隆重,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当时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辞别,这场面很有点黑色幽默。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着墨镜,跟他挥手,拜拜再见。这时,年轻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骂了曹操,给人家当枪使,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如以历史所描写的,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一百个脑袋也杀了,但曹操却按捺住他的杀意,将他打发走了。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他也是作家,他当然有数。这种傻狂之徒,顶多言不及义,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不过,一笑了之的事。

  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骂得极其淋漓尽致,语惊四座。可是,痛快同时,痛苦也来,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如此干脆利落,连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这种孤注一掷的、无济于事的骂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动了刀子杀文人,这一回轮到孔融。

  他杀他,大概颇费踌蹰,因为孔融当时的名声很大。《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信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为一方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许都,又任将作大匠,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工程部长,说明他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孔子二十世孙的这份无形资产,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无上光荣,从这一细节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但是,他已经没了地盘,当然也就没有了实力,曹操还是比较在乎他,留下他在许都,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后者。他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对于政敌的容忍,肯定是有限度的,所以隐忍不发,自然是时间不到。只是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未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易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自信过甚,对时局常常估计错误,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能够左右政局。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罢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到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

  《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日:‘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

  当初,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做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虽然,他有资格看不起出身微贱的曹操,敢当面问:“你算老几?”但是他忘记自己是一无兵卒、二无地盘、三无资本、四无奥援的毫无实力,徒有虚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点,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说了算,拥有予取予求的最高权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装饰门面,他不干;偏不自量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要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反对派。

  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

  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侮慢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政治家曹操最畏忌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法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历史的任何一页,都会翻过去,说来说去,有一点值得记取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无论政治家、文学家,不管是谁,必须要有真本事,才会永远。

  否则,都是扯淡。

  

原载:《文人遭遇皇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