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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自觉说”的几种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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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先生在1927年发表著名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文学的自觉”,及以“曹丕的一个时代”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文学自觉“魏晋说”,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几成定论,为各种文学史和批评史所通用。
综观当代中国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普遍的认知在中国学界沿用了大半个世纪,相关的学术研讨比较沉寂。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才打破沉寂,对“文学自觉”这个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搜索中国期刊网的相关内容,纵观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五年(1995—2005)间,学者们发表与“文学自觉”相关的论文多达389篇。在这数以百计的论文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探讨文学自觉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概括起来,学界主要形成两大观点:第一种是坚持学术史一直沿用的“魏晋说”;第二种是不因循旧习支持新的说法“西汉说”。
199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少康教授发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认为中国的文学自觉始于西汉。“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在学界引发强烈争议。认同此说法的学者纷纷发表论文声援,或补充佐证,或从不同角度论证,大有“西汉说”能独当一面之势。
面对“西汉说”的有力挑战,“魏晋说”的支持者也加入到论战中。他们或从微观考察、或深化已有论据,以巩固“魏晋说”的地位。尤其是暨南大学的李文初教授,继1997年接连发表《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和《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两篇论文,就非“魏晋说”的两种观点进行逐一辩驳后,于1999年又发表《三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文,进一步深化“人的觉醒”是导致“文学自觉”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
这两种观点的争锋相对,使学界一时热闹非凡。而这两种观点不同提法的背后,正透视了学者们对“文学自觉”标准的不同理解。一直以来学界钟情于以“纯文学”的单一维度为标准,而在世纪之交的十年探讨中,学者们对标准的定义赋予更多的元素,从而使不同的观点呈现五彩纷呈的局面。
到21世纪初,在西方的反思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又转入对此课题的总结与反思。一方面,他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亦即把“文学自觉”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考察,从而进一步扩充与完善“文学自觉”的纵向体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重新解读历史材料,如鲁迅讲话背景及其原意,曹丕的《典论·论文》等,得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理解。如果说“西汉说”的提出是单纯对“魏晋说”的否定,那么这一时期的研究就是对整个“文学自觉”说的质疑或否定了。
一个事物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由模糊混沌、朦胧无知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凡意义。但凡这样的一个飞跃决非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受各种事物影响或与多种事物发生关系,也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杂糅着很多必然引发争议的模糊地带或尚待推敲的空间。因此,不难理解“文学自觉”的问题为何会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虽然学术的发展不以纪元为界,但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因而在世纪之交作一番回顾和反思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文学自觉”的研究,一直以来,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或忽略,即关于“文学自觉”这个命题自身真正由来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关于“文学自觉”的由来,学界一直把“文学自觉说”的源头追溯至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所有论及“文学自觉”的话题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直接借用这个概念。即使在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们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文学自觉”始于何时,或“文学自觉”的标准标志等问题上,而甚少有人谈到“文学自觉”真正出处的问题。
直到1996年,孙明君才首次澄清误解,还原史实。他指出:首次提出“文学自觉说”的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先生,而不是中国学界一直认定的鲁迅先生。早在1920年,铃木先生就在日本《艺文》杂志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文章明确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朝”。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前文作为该书的第二章录入。在此书中铃木先生认为:“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曹丕著有《典论》一书,……评论之道即自此而盛。《典论》中最为可贵的是其认为文学具有无穷的生命。……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
孙明君首发的这条史料,它的还原为学界找到了“文学自觉”的真正源头。其后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不出其右,并多有引述他的观点。如:罗宗强在为张峰屹著的《西汉文学思想史》作序时指出,铃木虎雄在1925年出版的《支那诗论史》中,就已经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虎雄的说法,并且把它解释成‘为艺术而艺术’而已”。
关于鲁迅先生的言论是否与玲木先生的叙述有关系,即“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观点,是不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也是后来学者经常涉足到的话题。究竟他们是不谋而合,还是鲁迅引用了铃木的观点,而他本人亦赞同这种观点呢?涉及此话题的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同“鲁迅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借鉴自《中国诗论史》一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不是鲁迅所论述的重点问题,只是在不经意中一笔带过,虽然借用了铃木的观点,但他不一定赞同这种观点。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学界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正如接受鲁迅先生的“文学自觉说”一样,学界也一并把他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魏晋说”沿用了下来。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魏晋说”经历了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铃木先生“魏时”→鲁迅先生“曹丕的一个时代”→“魏晋说”→“汉末魏初说”, 等等。在此过程中,“魏晋说”深入人心,并成为主流观点。这主要得力于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他在《美的历程》(1981年)中为“魏晋说”提供“人的觉醒说”这一理论支撑,使“文学自觉说”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获得更系统更合理的阐释。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1999年间,随着张少康和李文初围绕“文学自觉”是否始于魏晋展开激辩,并大有形成两大阵营之势,在这一问题上沉寂多时的学术界开始爆发。支持“魏晋说”的学者们为巩固“魏晋说”的地位纷纷著述论文,从不同的视角,为“魏晋说”添砖加瓦。
如有的学者从文学表现时代生活、作家个人独特情感出发,以文学的人文关怀作为终极关怀,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还应包含文学内容的自觉,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 ;也有学者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流派的涌现”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魏晋南北朝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时代; 也有从微观的角度支持“魏晋说”,认为魏晋的文学自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作的自觉、观念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还有学者结合儒家思想,从儒学史和社会形态转化的角度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度性质进行论述。这些观点使“魏晋说”有着更广阔的理论依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魏晋说”的坚定拥护者李文初教授,继1997年发表《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和《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两文,分别就“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时间上的推前和拉后两种说法提出质疑及辩驳后,1999年他又撰文《三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该文从哲学的角度考察,认为“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之间的确存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魏晋人看重自我,尊重真我,崇尚生命自身价值的主体意识正是“人的觉醒”的真正意蕴;该文既而探究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及其特点,论证了“人的觉醒”如何引发“文学的自觉”这一关键问题。当然也有学者对“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质疑,如俞灏敏就认为“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原因,两者的关系是并行的,而不是因果关系。尽管她也是“魏晋说”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学者对“魏晋说”的具体内容做了比较多的概括、说明与补充。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观点。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概括,与李泽厚的论述相比无疑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表面看来,“魏晋说”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但学术是要推陈出新的。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们敏锐的触觉,他们决不会放过原始资料中任何的模糊地带,总是试图从最细微处发现问题,并分析和解决问题。“文学自觉”这个课题也不例外。由于最早提出“文学的自觉”说的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未详细解释“自觉”的概念,也未论及文学“自觉”的标准,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或诘问。
譬如,刘跃进在其著作《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就提出了“宋齐说”。其主要的依据是:刘宋元嘉十六年于儒家、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之馆开始,人们才明确地把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他认为“南朝作家从刘宋初年开始,到南齐永明前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从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深入到文学内部,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文学自觉的时间还应提前到先秦时期,认为庄子的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文章,或者《诗经》的出现,或者屈原及其《离骚》的出现,都可代表文学的自觉。尤其是屈原的个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用文字表达爱国情怀的诗人,如果单纯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为标准来定义“文学自觉”的话,他完全可以视作“文学自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在各种新说中,笔者要为文学自觉“西汉说”写上粗陋的一笔,因为这个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而且是对“魏晋说”的有力挑战。
在“西汉说”的发展历史,最早认为文学自觉始于汉代的是龚克昌先生。他在1981年发表的《论汉赋》首次提到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1988年他又发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证出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第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其次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
1994年,金化伦在《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中,例举了汉代的政论散文、大赋、传奇文学写作、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体裁。这些文学体裁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注重文采,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从而由艺术自觉性推导出汉代文学自觉的新说法。不过此文仅以鲁迅先生的话语作为检验“文学自觉”的标准,即“文学的自觉”乃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等,缺乏对“文学自觉”标准的深刻思考,颇有断章取义之嫌。
真正为“西汉说”撑起架构的是张少康教授。他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中,明确提出不同意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并为主流所沿用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的说法,认为无论是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还是从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来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都应该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由此,他认为“文学的自觉”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中已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的图书分类)作为基本标志。而顾易生和蒋凡合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通过对史料的详细研究,也指出:“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詹福瑞先生也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作者简介:周新寰,男,汉族,一九八五年一月生,湖南双峰人。
曾获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司法部、全国少工委、浙江省文化厅、绵阳市人民政府、中共韶山市委、韶山市人民政府、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等主办的征文奖。文学评论散见于《中国新闻出版报》、《文化时报》、《中国艺术批评》、中国文学网等报刊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