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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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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精神空间大为开阔,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艺术也空前繁荣,知识分子在继承和重审旧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构建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这种时代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反映上层统治阶级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尽管作者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创作小说,但都企图通过自己的叙述,实现个体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也在客观上呈现和反映出某些业已逝去的历史真实。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上曾存活过的封建帝王,“于汉世盛于群主” (郭宪《洞冥记》序) ,而又颇存争议,颇具传奇色彩。
  在汉魏六朝小说家笔下,他却得到了丰富和生动的另类演绎。通过小说文本细致深入地研究汉武帝形象,可以丰富和充实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反观历史,又能在汉魏六朝这个大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凸显其形象的认识价值。

  这一时期关于汉武帝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三大部小说中,另外还有《海内十洲记》、《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记》、《拾遗记》、《志怪》、《幽明录》、《世说新语》、《异苑》、《小说》、《古今刀剑录》等十一部小说作品。承载汉武帝故事的文学文献,以汉代最为集中,魏晋南北朝开始散乱稀落;隋代只有杜宝的《水饰》记载一则,其后的文献就鲜有录载。通过细致深入地考察这些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实有人物被赋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刻画和反映,为我们深入把握和全面认识其人提供了丰富翔实、生动可观的材料。下面我们就撷取几个角度,尝试分析一下汉武帝形象几方面的问题。

  一、专横任性、好大喜功的帝王与有情有爱、血肉丰满的凡夫
  作为帝王,武帝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体表现在政务决策和日常言行中,这一点史书的记载可谓周详确凿。
  在小说中,我们亦可通过故事窥其大略,如《汉武故事》记载的有关谏止伐匈奴两越事就较有代表性:
  元光元年,天星大动;光耀焕焕竟天,数夜乃止。上以问董仲舒,对曰;“是谓星摇,人民劳之妖也。”是时谋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谓董仲舒妄言,意欲诛之??[1]  雄尝伐匈奴,为之小止。雄卒,乃大发卒数十万,遣霍去病讨胡,杀休屠王??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骚动。黯数谏争,上弗从。??上怒,乃出黯为郡吏。[ 1 ]
  作为一国之君,武帝面临很重要的考验就是如何治国安邦、威加海内。而对于讨伐匈奴南越,武帝是早有深思熟虑的。小说中多有记载,当时北有匈奴屡加侵犯边境,杀人掠财;南有两越虎视眈眈,对汉朝中央政府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加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2 ] (武帝征和二年) ,战争虽然残酷,劳民伤财,但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拿出强硬的举措加以威慑,他并不因臣子苦谏就轻易改变决策。对于一个专制帝王而言,能够审时度势地作出决定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被谏言所轻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较为可贵的。力排众议的专横在专制社会里是普遍而必然的,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 “宽宏大量,在专制国家里是找不到的。”事实上,从历史发展来看,武帝讨伐匈奴、南越,对于巩固边疆、加强民族交流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夏曾佑在评述武帝时说: “攘夷之功,使中国并东西南北各民族,而成为大国。削弱匈奴,其绩尤伟。”[ 3 ] (P256) 当然,固执专横、任性而为的做法也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但唯物主义辨证法告诉我们,想问题、办事情总要看主要矛盾和主流,故而对武帝近乎专断的偏执更没必要简单加以指责。
  好大喜功,几乎是一切君主的共同特点。帝王既贵为万民之主,自想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以求名垂青史,对功业的追奉自然在情理之中。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武帝为了振兴汉室,成万事之统,不断封禅祭天,广置楼台亭阁,广招贤士名流,以助其成就伟业;另一方面,武帝又追慕先贤,欲后世流芳:
  上巡边至朔方,还祭黄帝桥山。上曰: “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孙卿曰: “黄帝已仙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叹曰: “吾后升天,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 1 ] (P219)
  追古思今,武帝反观先圣,喟叹之中深蕴着强烈的功名感和自我实现意识。
  同时,武帝作为血肉之躯,小说更多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情义可嘉、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汉魏六朝小说,虽然篇制短小,但却注重刻画人物内在的神髓、气质和性情,往往通过短悍的片段来传达丰富的生活气息,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很多小说作品都有这样的记载: 武帝作为子辈,对社会地位极为低贱的乳母的哺育之恩刻铭于心,虽获罪亦赦之,表现出难得的人道主义品格;在景帝面前,夸谈“金屋藏娇”,童言无忌,又极尽天真可爱之态;作为丈夫,武帝对李夫人恩爱有加,“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后李夫人死,帝思哀不止,常泛舟灵池凭吊,又用宝石刻为其像凝观。
  小说把武帝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描画得真切动人,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其的认识层次。
  值得一提的是,武帝还喜欢吟诗作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借文辞来抒情达意。我们可以凭此洞悉帝王丰富细微的心灵世界,这些文辞也成为文学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 “泛楼舡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吹兮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 1 ] (P226)
  全诗借景抒情,发人生哲思,传达武帝内心难以排遣的惆怅。虽然素拙古朴,毕竟真切可感。又如《拾遗记》在武帝思李夫人而作的《落叶哀蝉》之曲,更是凄婉缠绵,真挚动人: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4 ] (P115)
  此曲格调冷寂,言辞无华却极富表现力,给人一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迁逝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不似端坐大殿、威风凛凛的帝王,更像一位痴情执著、多愁善感的士子墨客。
  在小说中,我们总可以看到,武帝作为帝王专横任性、自信偏执的武断其实是和作为普通人多情善感、仁义可嘉的宽忍鲜活紧密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显示了其形象的厚重与复杂。

  二、精思善断、晓世通达的明君与自私贪婪、崇迷仙道的俗子。
  小说中的汉武帝,往往善于思考,精于析断,且旷达通脱,对自身有着清醒的估认。《汉武帝故事》记载,武帝少时便才思过人,善于处理复杂的问题:
  防年继母陈杀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景) 帝疑之,诏问太子。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 1 ] (P213)
  武帝能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简单地固守刑律,这种充盈伦理色彩又不乏逻辑性的剖析显示了其贤明善辨的品性;还有前文提到的其对人才观的阐释与理解,亦能证实武帝超人的思辩力。
  对于天下兴衰,王朝更替,武帝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不似其他皇帝夜郎自大地盲目乐观,而是表现出旷达淡然的处世态势: “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但是,这种清醒的理性认知并没有帮助他摆脱贪婪自私、痴迷仙道的俗子本性。
  按照荀子的观点,人性本恶,主要是说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总想通过更多地占有和掠夺他人以获得自足,这既是一种天性,又是一种恶习。武帝的贪婪自私主要体现在占有财富和女色上。小说中多有显示,如西王母赐帝仙桃,武帝还想留核以植,企图长久地品食仙物。为得长生,他不惜滥用民力,四处寻宝。还有《幽明录》上记载,一老翁神秘出现在武帝宫室梁上,喻谏止宫室之役,帝无奈息之。后帝幸瓠子河,梁上翁及水底怪兽奏乐以颂天子德,并馈帝以珍物,但武帝还不满足,曰“可更以珍异见贻”,又索,老翁就拿出洞穴宝珠,“径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足见其贪心之巨,欲望无止。
  武帝对于女色的猎求和占有更是无以复加。《汉武帝故事》和《幽明录》等小说多有记载,武帝不满足后宫佳丽充栋,还经常外出猎艳,夜宿民家,奸占民女,甚至竟对仙女动手动脚,可谓好色不择人。更有甚者,武帝连棺中女子也加以凯觎:
  上巡守过河间,见有青紫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见一女子在空棺中,姿貌殊绝,两手一拳。……由是得幸,为拳夫人。[ 1 ] (P225)
  尽管小说作者借助神秘主义方式赋予武帝此行径以传奇性,但客观上却令武帝贪淫好色的本性暴露无遗。
  崇仙好道,实质上也可视作贪婪自私本性的一个注脚。对于生命不死的渴求,恐怕是人类共有的观念,尤其在科技文化沿不发达的汉代,人们更希望长生不老以继续享受世间荣华,对于统治万民、占有一国财富的皇帝,更是希冀延续奢靡的生活。于是便出现了种种求仙问道的故事并多为学者所注意。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痴迷于仙道,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滥施民力,为一己之私劳万民之苦。我们经常在小说中看到,武帝动辄大兴土木,建宫室园囿或发派童男女、方士、大臣出国下海寻仙。“昔之去者,经十年而还,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返者四五人。”[ 4 ] (P117) 虽然小说用玄秘的语言描述,但却掩饰不住武帝求仙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并且,武帝对成仙的向往已发展到了痴迷而不能明辨事理的程度。小说中记载,武帝因为受了少翁欺骗而迷信栾大,竟然把公主嫁给他,还封官晋爵,后来试之不验,遂诛之。
  但他还继续招募方士,又有言海上遇仙之事者,武帝起初不信,及群臣复言,乃信,又安排一系列求仙活动,但最终亦没有成仙。关于对武帝迷信神仙事,史书多有讥谤: “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5 ] (太宗卷上卷二P33) 假如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武帝对于成仙其实总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奇迹某一天出现;又因为当时宗教观念盛行,而每事又无法亲验,甲说有乙说无,此时有可能彼时无,也并没有一种言之凿凿的学说证明鬼神不存在,武帝不能明辨也不足为怪了。

  三、武帝形象的内在悖论
  统观武帝形象的各个侧面,我们如再作深入究诘的话,就会发现在他身上存在着难以解脱的内在悖论,从某种程度上也能映照出汉魏六朝人对生命所作的艰难拷问与追寻。
  首先,虔心求仙、渴望成仙与追求现实享受的悖论。
  仙人比凡人之所以有较大的优越性就因为成仙时要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按《汉武内传》中上元夫人的说法就是:
  “闭诸淫,养尔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臭腥??”[ 6 ] (P148汉武帝内传) 如此一来,想修炼成仙就意味着放弃现世的享受,二者之间的矛盾似是不可调和的,而这种要求对于一个求仙者尤其皇帝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他不可能轻易放弃作为帝王的特权和利益而去忍受痛苦和寂寞,于是我们就在小说中看到武帝因为斋戒不洁而遭惩罚的事例。其实对于武帝来说,神仙生活固然美妙无比,令人艳羡,但神仙究竟有无还是个未知数,存在着较多的虚无性和不可追及性。神仙是遥远的,不可触摸实感的,又何况通达神仙之路的修炼过程又是如此的苛刻和痛苦,与其笃信一个不确定的神话,把自己的希望都交给未来,还不如好好享受现世的生活: 锦衣玉食,琼楼玉宇,美酒佳人。从逻辑上分析,武帝是应出现这种心灵选择的。但实际上又可能潜藏着另一层心理: 彼岸的世界又时时充满诱惑,求仙又是为了享受比现世更好的生活。这种两难让武帝不能解脱。于是他很可能会采取一种聪明的折中方案: 既不斋戒,还要求仙;不牺牲眼前的豪奢生活,还憧憬更加诱人的神仙生活。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而悖论于其身明了却无法挣脱。
  这种悖论的心态典型的体现了诸多汉魏六朝人的对生命的困惑。在为数众多的汉魏六朝小说作品中,这种悖论的生命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到了后来的唐传奇小说,人们就渐渐的把目光由鬼神世界转向现实世界,强调现世的享受。
  在现实和未来之间,人们往往先着眼前者,再而希图未来,这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关系思考深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命悬于天与修炼成仙的悖论及其消解。
  《汉武故事》记载了这样一段武帝与东方朔的对话:
  上问东方朔曰: “此何神也?”朔曰: “此司命之神,总鬼神者也。”上曰: “祠之能令益寿乎?”对曰: “皇者命悬于天,司命无能为也。”[ 1 ] (P216)
  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他又具有异于常人的神性,即他是天子,他的生死祸福都掌管在神秘的上天之手,不是靠求取得来的。即言一般的求仙活动对他是没有效应的,这无疑又给武帝带来了更深层的悖论与困惑: 既然命悬于天,求仙显然无济于事;但又不甘心懵懂的听从上天的摆布,总想通过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把成仙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步骤。他总是摇摆于听天由命和孜孜以求之间。实际上,这种悖论也可以解释以上我们所论的武帝求仙的“无验”问题: 武帝可能会因为自恃“命悬于天”来安慰和开脱自己求仙的不勤勉,一旦求仙无验他亦可用此来作为心理底线来支撑自己而不致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受阴阳天命思想影响的武帝很难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求仙者,他的追求长生的举动事实上也是基于这种思想而施的,一旦神仙不可得,他就会用天命思想安慰自己,其晚年的忏悔即说明了他徘徊于听从和反拨之间而最终倒向前者。在这里,二者的悖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这种现象其实又折射出汉魏六朝人迷惘而脆弱的生命观念: 求仙不得就无可奈何地罢之,冥冥的命运也许是无法抗拒和经营的。天命观以其不可辩驳的圆滑让所有怀着各种企图的人哑口无言。
  总之,武帝形象是帝王与凡人的有机统一,他的丰富内涵既体现了其本人独特的心灵折光,又典型而真切地阐释着汉魏六朝人对生命观念、态度的理解和思考。

  通过以上对汉武帝形象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武帝由历史走进文学是有其必然性和巨大的认识价值的。
  首先,小说家对武帝的塑造大多依于史传,而无实质性偏离,加重了它的史料价值。汉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黑格尔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历史起始于中国神权专制的地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7 ]史官文化传统对所有文学样式的深刻影响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论及,也成为共识。历史无疑是一切文学取用不竭的源头活水。现今我们所见的小说中的汉武帝故事大都成书于汉末或汉后,在时间上很可能依于《史记》、《汉书》;而有关武帝形象的各个侧面,我们大都可以从《汉书。武帝纪》、《汉书。郊祀志》、《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资治通鉴。汉纪》、《太平御览。皇王部》等史书中找到呼应。况乎小说作者们大都为史官,他们目之所及,案头几间所陈的大多为史书,不能不受其熏染。对照史书和小说,举凡史书中有关汉武帝言行举止的记载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副本”。而从干宝、葛洪、郭宪等人的小说序跋中可以看到,他们无不是先研史后创作,有的还以“补史之阙”
  为己任,足见史书对他们创作的重要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这些小说的可信性和史料价值。
  其次,汉魏六朝小说以其创作观念的规定性决定了武帝形象足堪与历史文本相参照,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充实历史文本,帮助我们认识和重审武帝及其时代。
  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观念,其实与史传原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小说的作者严格按照“实录”的写法去创作,特别重视事件的真实性。如干宝著《搜神记》强调的是“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 6 ] (P277干宝:搜神记序) ;裴启撰《语林》,因为记谢安语不实而遭诋毁,结果该书遂废。可见当时无论小说作者还是社会舆论,对小说的真实性要求都相当严格。[ 8 ] (第二章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们还没有想到去可以虚构作品,至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所谓荒诞迂阔之言,也不妨理解为: 在他们看来那也是真实,是一种观念上的真实,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所言“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这种蒙昧抑或原始的小说观念注定了他们记载的很多事实极有可能成为洞察人文物事的窗口和触点。譬如《幽明录》载武帝出行奸污民女事,对于贵为天子的武帝作出此举固然不雅,但度其身份与时代境状,却是极为可信的。这些记载,对于我们全面客观的评述历史人物将是大有裨益的。再者,小说的题材来源十分广泛,“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故事多来自民间,这样一个传播渠道其实是不可小视的。自汉代就兴起谶纬之风,这些谶言纬说很大程度上是绝密的信息,带有相当大的可信性和预测性,肯定多有史官耳目不及或不愿辑录的事件及其因果,故尔类似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小说,便更加重了它的价值砝码。

结 语

  汉武帝在汉魏六朝小说家笔下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刻摹,其形象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全面认知;而基于汉魏六朝特定的文化思潮诞生的这一形象又无疑启迪我们反观历史,重新思考小说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 鲁迅: 古小说钩沉[M] .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2 ]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3 ]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M] .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4 ] (晋) 王嘉: 拾遗记[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 ] 旧唐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 ]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7 ]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8 ] 张稔穰: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M]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作者简介] 赵蓉涛(1977 - ) , 山东郓城人,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