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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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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大体上经历了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印刷及电子这几个阶段。每一种文本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各阶段的文学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汉魏到晋初,是中古文学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也是文学文本由简册向纸质过渡的转换期,当时文学的走向与文本载体形式的转换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其中很多特殊的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一、简纸并用与简重纸轻的观念

文字载体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其每种形态的产生虽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它的兴替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还与人们的文化观念转变相关。纸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手段,曾与简册这种旧的文字载体长期共存过,简纸的替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现代科技史学者根据考古实物考证出,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7年)即有纸了,在西北地区还发现了王莽时代(公元1—23年)的绘有地图或写有文字的纸。① 应邵《风俗通义》记:“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刘秀于公元25年入洛阳,这些纸书至少应是在王莽朝时就有了。正史正式记载纸的事情是《后汉书·蔡伦传》,时间是105年。纸史研究者多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只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对纸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相关文献看,西汉及东汉前期,书籍的主要形式仍是竹简。 如《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应邵《风俗通》:

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今东观书,竹素也。②

皇家图书馆藏书也是先以竹简为稿本,再以帛书作为定本,这是西汉末的事。前些年出土的尹湾汉简,其中俗赋《神乌赋》一卷比较完整地保存当时书的形态,它是西汉王莽朝的民间书籍的一个缩影。又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滕囊。及王允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这些书可以拿去作车篷与布袋,就是因为制作这些书的材料本身就是昂贵的布帛。这也可表明东汉皇家图书馆藏仍以帛书为主,纸书仍是不多的。

其时最重要的书籍应是儒家经籍,而这些书仍是以简册制成的。如《后汉书》卷三九《周磐传》:“建光元年……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圣道’。”安帝建光元年即121年,这也正是“蔡侯纸”流行的时期,但周磐所用仍是“编简”以及制作简册的“刀笔”。此事足可证明,简册之书并没有随着的纸的出现而消失。

朝廷官府正式文书通用简牍,这一情况至东汉末也没改变。如由蔡邕(132—192年)《独断》所论公文格式看,当时官府仍流行简册。又如《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仪容,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连,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③ 此处所记也应是东汉灵帝初期(168—190年)的事,当时官府书写用具仍是“刀笔及版”。又如《三国志》卷六四《孙綝传》注引《江表传》言:“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④ 考其时间是孙吴太平三年(258年)。 关于此事还有实物证据,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东吴简牍十万多片,上面有百万字,多是仓库记账簿籍,也有少部分公文,其中写有汉献帝建安年号与孙权的赤乌(238—251年)年号。这十万多片简牍集中堆放在三口井中。这显然不只是为了存放档案。当时正是纸简替代的时期,估计在使用纸本之后,这些竹木文档才会被废弃集中堆放在一起。由所用孙权年号一事看,简册为纸完全取代是相当迟的,至少晚于“蔡侯纸”一百多年。

简纸共存与简纸替换时间之长,是因为纸作为一种先进传播工具,其高级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少数人掌有。这一点可由蔡伦造纸一事的背景见出。《资治通鉴》卷四八记邓后即位后,“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在她仅限的几样贡品中,纸已列具其中。蔡伦献纸时间也在这一时期,显然他造纸应是出于邓后对纸的特殊要求。这表明皇宫里用的纸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写材料。由当时的科技水平看,造纸术还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工艺技术,“蔡侯纸”是由宫廷专门机构研制出来的,也只能是宫廷贵族独享的“专利”。这种先进的造纸技术普及民间势必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民间生产纸的工艺较宫廷简单得多,所产的纸质量都不高,书写效果不佳,尚不能取代简册。因此,在纸问世之初,人们多将之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文本载体,并形成了一种观念:简重纸轻。如《艺文类聚》卷三一引汉顺帝时的学者崔瑗(78—143年)《致葛龚书》:“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⑤ 此处,他将纸与素分开,表明当时珍贵的东西都写在素上,纸还只是一种次等的记录用具。葛龚是汉安帝时(107—125年)人,此事应在“蔡侯纸”流行二十多年后了,但纸的地位仍是较低的。又如《三国志·魏志》卷二注:“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送国君以素书,送大臣则用纸书,这也说明至三国时,仍存在着以纸为贱的观念。又如《北堂书钞》卷一○四所引《楚国先贤传》云:“孙敬以柳简写经本晨夜习诵。”郭璞也曾云:“青竹为简以去书虫。”⑥ 其时人们在论及正式文本时都好用“简”“素”,而不提及“纸”,就是因为纸尚是粗糙之物,还不为人所重。

由现代考古实物看,自王莽新朝之后,用纸的情况明显增多,而且多出现于下层民间中,如在西北几处边防要塞遗址中,多处发现用于写字的纸。这说明这种质量不高的纸,在社会下层流传较广。趋简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一种本能。对于多数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下层吏民来说,它是一种最廉价又是最方便的传播工具。纸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在一开始就与下层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较多地体现了下层俗文化的需求。如“五斗米教”及《太平经》的流行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后汉书·襄揩传》曰:“初,顺帝时,琅邪宫祟诣阀,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这是帛书,但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并为张角与襄揩所藏的可能是纸书,否则,很难想象张角在宣传“太平教”时,能很快地将教义及道书传布天下。这可由当时道士用纸一事中得到旁证。《萧氏续后汉书》卷二三记:“李意其,蜀郡人,有道术,昭烈欲伐吴,遣人迎之,既至访以吉凶,意其不答,而索纸笔,画兵马器杖十数纸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画一大人,掘地埋之,径去。”可见道教徒很早就利用纸作为传播工具。又如在《太平经》卷四中就有“丹书吞字”之说,其事不甚明了,但有可能就是后来道士使用“纸符”之事。⑦ 这些都可证明,这种新兴而粗糙的传播工具与民间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应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如《艺文类聚》卷五八引《文士传》曰:“杨修为魏武主簿,尝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数纸,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连答之。’已而有风,吹纸乱,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以实答。”此事表明建安时纸已作为公文用具了。这可能与曹操有意推重纸有关。曹操曾下《掾属进得失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⑧ 经董卓之乱后,维持原有简帛制度想必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纸的作用则突显出来。纸从原先次要的文本载体一举上升为主要的正式载体,开始成为人们记录文字与传播信息的主要工具。在当时魏、蜀、吴三地以及各类公私活动中都已普遍运用纸了。此类事例较多,兹不赘列。

由上可见,纸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本载体,在其初期,只有少部分人享用它的高级形态;流行于民间的只是粗糙之物,其便利性与简陋、低廉是联系一起的,因而并不能取代简册的所有功能。旧的载体工具已凝固了一种文化传统,与权力制度、正统地位联成一体。新兴载体工具在与旧的载体共处时,它们往往因处于“异端”地位而被忽视,并与一些非正统的文本关系更密切。唯有到了东汉末传统崩溃之时,文本载体才加快了新旧替换的进程。

二、纸本的便利与写作思维方式及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在现存文献中,傅咸《纸赋》最早论及简纸转换一事: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淑,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⑨

傅咸是晋初的人,经历过由简到纸的转变,对纸写这种新型载体优越性感受颇深,因而具体描写出了纸的新型功能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纸取代简释放了写作空间,使创作思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如傅咸赋中所述,当人们在脱离了笨重的简册木牍而使用轻便的纸张时,感到原藏于心底与吟于口中的东西都可以一下涌现于纸卷之上,人们可以不受简册空间拘束,尽兴地挥洒才情。由具体写作过程看,纸取代简之后,写作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纸前时代,简册刮削不易,素帛成本昂贵,手持刀笔的作者在简册之上写作仅能作一些局部修改,很难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反复打草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每一次正式写作多是一次性的,难以重复。因而,他们于正式写作前,多有长时间的构思腹稿的过程,即将每一个字都想好之后才能落笔成文。如《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又《后汉书·王充传》记王充在写作时:“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这种长时间思维活动对写作长篇作品来说是很艰苦的。如王充《论衡·对作》自言:“愁精神而忧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又桓谭《新论·祛蔽》言:“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虑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这些都反映了以简册写作时的思维活动是在一种很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或篇制不长,或如《子虚》、《上林》、《两京赋》之类作品,篇制虽长,但多排比成文,缺少变化,少了一种既一气贯穿而又跌宕起伏的文气。显然,这类作品多是分几次成文的,写作思维是断续的。作者由于过多考虑成熟的表达方式,也阻塞了内在之意的自然流露。以纸写作则有所不同,纸本简便且成本较低,作者可随意书写,将所思所想尽现于纸,并能完稿之后,反复修改,以求逐字之工。且纸本展舒方便,作者可于一纸之上展现全文内容,保持了思维的连续性,因而能有一种整体观,更重文气的流畅。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气”之说,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可能多少与纸简转换这一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写作工具的改进,作者突破了“慎重落笔”的心理障碍,写作思维更加自然流畅,作者可以用最快的手段捕捉到瞬间的心理反应与创作冲动,其内在之“意”向外在之“文”的转换变得更加直接与方便,这除了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之外,更扩大了创作思维的自由度,释放了作者的内在情思。写作思维方式的这种变化,应是纸本写作对简素写作一个最具革命性的改变。

《文心雕龙·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注,不应是为文之例;史称枚乘思速所作,多应时短篇,少有佳作。刘勰在书中言及才速者多指曹植、王粲、阮瑀、祢衡等汉魏之士。他们身处简纸转换期,既受过传统的构思训练,又得纸写之便利,故更能表现出“倚马可待”的才思。又《后汉书·祢衡传》载:“黄祖长子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祢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点者,以笔灭字也,是简册写作涂记的方式,祢衡不用此法,一举成文。纸写释放了作者写作心理,这才有可能训练出一气呵成的写作技能。如此为文的方法与速度,对于用惯简牍写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奇迹,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在这一时期也就比较多。这一现象也是当时写作方式变化的反映。

第二,纸与简素相比,纸质轻便,改善了文本传播的条件,如傅赋所言,它能在短时间内将个人的情思传到远方,在千里之外,借一纸书信如同面晤。这种交流的便利与自由,大大促进了文人间的交流,以至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书信体文学比较发达,文学的私人化色彩愈发明显。在简纸并用年代,以纸写成的文字是非正式的文本,起初多被广泛运用于私人间的书信中。汉末之后,文人间的书信文献明显增多了,其原因就在于纸的流行与普及。此前文人作品的发表与传播多是借助公务与礼仪活动。公开发表的散文,除赋之外,只是章、表、疏、议之类议事之作或碑、铭之类应用性文字,纯粹私人性的文字很少。纸写的普及,带来了通信的方便,这也为文人发表私人性文字与表现个人才情提供了一个更为方便的渠道。这种便利也大大激发了文人的表现欲与创作欲。文人们对这种用新兴载体写成的书信怀有莫大的兴趣。如唐代李贤注《后汉书·窦章传》曰:“融集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窦章与马融通信可能是汉顺帝时代(126—144年)的事,这还是纸写方式流行不久的事。马融在信中表达了因此而产生的极度兴奋的心情,他详细介绍了这封信的格式,很可能是因为其时纸制书信还比较少见。又如张奂《与阴氏书》言:“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⑩ 张奂卒于光和四年(181年),此信也当写于纸流行不久时。由张奂的表述看,虽然纸的质量不高,他仍非常喜欢这类书信。又如《三国志》卷七记陈琳《与臧洪书》言:“又言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11) 这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之前的事。一封信长达六张纸,若使用竹简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纸的便捷,使得文人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写作热情,以至用纸传情成为一时风尚。

有一个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书信体文学发达的情况。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专设“鸿都门学”,《后汉书》卷六十称:“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后汉书·杨赐传》记杨赐批评汉灵帝言:“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袁宏《后汉纪》也记:“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12) 鸿都门学,是一个与太学相似的学校。此处除了收罗各类经生与书法绘画等艺术人才外,还集中了一批善于尺牍辞赋的文人。尺牍成为朝廷学府专设之科,尺牍之才已似太学生一样,由朝廷招募,可以想见这种文体在当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尺牍原先是专门写在书版之上的一种文体。但是,我们由尺牍之文的如此流行的状况来推断,这种尺牍应已经超出公文范畴,它已与“造作赋说”联系起来了,似乎是一种可自由发挥的书信体散文。这种文体的流传,显然是与纸的普及相关的。由《后汉书·蔡伦传》记载看,大规模生产纸的部门是由宦官控制的,鸿都门学正是由宦官控制的与太学相对抗的又一学府,如此多的绘画、书法之才集中于此,自然需要大量的纸,尺牍之才集中于此,也应与此相关,可以说私人化的尺牍文应是在纸这样一种新型传播工具刺激下而盛极一时的。

书信体发达的创作趋势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一个高潮,文人书信明显增多。这种创作活动给文坛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的抒情性大大增强了。如曹植、曹丕与杨德祖、吴质等的往返通信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曹植《与吴质书》:“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其诸贤所着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讽而诵之。”(13) 吴质《答曹植书》:“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14) 他们已感受到这种纸写书信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分居各方如同对面一样,直接抒发情感。他们都以极度兴奋的心情享受着纸写的便利。这种语言在纸前时代是很少见到的。纸的流行带来了文字交往的方便,具有书信功能的交往诗也随之流行起来。如建安七子间交往诗及同题之作尤多,如曹植《赠丁仪王粲诗》、繁钦《赠梅公明诗》、邯郸淳《答赠诗》、刘桢和徐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及曹丕、王粲、陈琳的《柳赋》等。这种交往诗应是书信体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如刘桢《赠徐干诗》:“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此处就表达了能读到对方作品的兴奋。《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些诗中所讲的书信材料仍是“札”与“素”,据此可推断它们可能是纸流行前的作品。纸的流行当使这种具有书信色彩的诗歌创作活动变得更加频繁,纸写文本的传递成了此后文人发表作品的主要方式。后人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为文学史一转捩点,若考虑到纸写文学这一背景,也可以说文学的“缘情”之门是由书信体文学开启的,推其源仍与纸写这一新型传播形式的流行有关,陆机之论可视为对这类作品特征的总结。

纸本流传方式的变化还对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如同傅咸所述,一个人身处僻陋之所,即便职微阶低,借纸抄的传写,也可名传天下。个人作品发表与传播的简便与自由,大大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使人更加推重文学的神奇效能,进而对文学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此论已被现代学者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一个宣言,其立论的中心就是强调了文学可以作为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翰墨”与“篇籍”可以超越他人的评价与权位的局限,让自己的思想意识得以“自传”,从而实现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如果考虑到曹操重视用纸之事及建安时代纸写文学大兴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断文学传播的发达与进化是生成曹丕这一观点的现实基础。纸写的传播效应,可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生命的“不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本载体的进化与转换也是造成邺下风流的一个物质基础。

传播工具与传播内容是互动的,人的传播需求推进了传播技术的进化,而先进的技术又能推动传播内容的发展。从汉魏到晋初,纸作为一种更加简便的文本载体工具代替了笨重的简册与昂贵的素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人们表情达意的需求; 而纸本书写与传播的便利又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创作与发表的自由,它从作品产生与发表两方面改善了文学的形成方式、生存条件,进而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并形成了新的文学价值观。这些对当时人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三、文本形制之变与文体论的发达及用典之风

魏晋之后,文学批评日趋发达并在中国文论史上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期,其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关于“文体论”的讨论。这一状况的形成,应是文本的简纸替换引发的文体变异的结果。纸被普遍运用后,文本的载体空间扩大了,文本的表达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必然带来了文体的变化。相对于此前已经规范化的简帛文本而言,初期的纸写文本是非规范的,纸写文体相对自由的表达方式,破坏了原有的简帛文本的规范,而由于长期不为人所重,其自身也处在无规则的状态,这则需要重新确立与纸写时代各类文体相适应的新的文体规范。

蔡邕《独断》是一部专论朝廷典章规范之作,由其论简册一事看,简牍文体规范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简牍形制与空间而制定的,王充、蔡邕在论及诏策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与行文格式。

王充《论衡·量知篇》云: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蔡邕《独断》云: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册。”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

这两则材料表明空间的大小、形制的长短,是各简牍文本的重要区别。简牍文体形式就是根据简牍空间设计的,如《后汉书·循吏传》记:光武帝刘秀倡导“俭约”之风,“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这种“一札十行”的“尺一诏”,显然是由版片的空间决定的。纸写文体则不受这种限制,卷舒轻便的纸张可以充分延展,形制、篇幅及行文风格都会与简牍文本有所不同。这种新情况在东汉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争议。这也是因为纸写文本还没有完全取代简牍文,新型的传媒工具尚没有影响到简牍的正统地位。如蔡邕在《独断》中论述了策、制、诏、章、奏、表、议七种公文文体,并未涉及其时方兴的纸写文本的特点。建安之后,曹魏集团有意识推重纸的作用,提高纸写文本的地位。纸写文本大兴,传统的文体规范又已不适应流行的纸写文本特点。辨明各类文体特色,是习文者首要之务。曹丕《典论·论文》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论述了四个种类八种文体的基本特色,所论也较简要,但体现了在纸本流行之时,一种辨明文体的需求与意识。其时应在建安十三年(212年)前。(15) 到了晋太康时,陆机《文赋》则言:“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他不仅增加了碑、箴等文体,而且对各类文体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文赋》的写作时间,可能比《典论·论文》晚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纸写的各类文体已得到充分的发展,各类文体的界限与功能更加清楚了,所以,他才可以作出比曹丕更具体的论断。这些文体虽然在纸前时代就一直存在,但是,对于它们的分类,除了使用功能有别之外,载体材料的不同也是分类的自然标准。如碑、铭、箴、策等起初都由石质碑柱、青铜器皿、玉木版片等不同的书写材料来确定各自的特色,到了纸写时代,这些文字多是写于纸上,较少受书写材料的空间限制,篇幅明显增大,自然突破了原有的文字规范、格式、结构,以至混淆了各类文体差别,因此,有必要强调各自的特色与功能。另外,纸写的流行使文字交流更为普及,书面语言在表达形式上更为自由,书面文本的功能与适用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进而形成了很多新型文体。无论是旧有文体的变化,还是新文体的涌现,都需要制定新的文体规范。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约晚于陆机《文赋》三十年左右,(16) 当时纸写的文体自然更加成熟定型,故其研究也更加全面与深入,并能作出专著。《晋书·挚虞传》称:“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其文体论之所以为当世所重,就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通行的纸写文本在文体上规范化的需求。在他之后,李充又作《翰林论》,其书虽佚,但由现存的相关材料看,分类更细,并多以魏晋人作品作为范例加以论述。我们将两书相关论述与陆机所论比较一下,不难见出其中的发展轨迹。

《文章流别论》曰: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心之辞。

《翰林论》曰: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者矣。(17)

两书所论都指出文体古今之变问题,挚虞还指出了“质文时异”与书写材料的关系。当时文体论的这些特点,都是与纸简替换这一背景相关的。除碑文外,他们多列举魏晋时的作品为例,显然这些在纸本流行后出现的文章更能代表当时流行文体的特点。如徐干、孔融、嵇康等人的文章篇制都较长,都有下笔不休的特点,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纸本文体的特色。

在竹帛时代,书籍制作比较复杂,书籍非人人皆有,知识的传承主要是采取师徒间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有纸时代之后,文人著书与发表条件得到改善,书籍总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除了章句之作外,注疏、集解之类增多之外,个人专著成倍上升。(18) 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集部书与类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在刘向编辑的《七略》中有“诗赋略”一类,相当于后代的集部书,数量并不多。《隋书·经籍志》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别集之名,其起源或早于东汉,而大量别集的出现应是纸流行之后的事。魏虽承汉末大乱,但借助着纸写之便,在不长时间内又聚集起大量书籍。梁阮孝绪《七录序》记:“魏晋之世,文籍逾越,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晋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郑默《中经簿》改变了刘向《七略》的图书分类,变六类为四类,并将文人诗文集单独列为一类,这显示出当时集部书急速增加的情况。大规模编纂总集,是晋初之事。《隋书·经籍志》叙总集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别集概念的确立与总集的流行进一步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强化了文学在士人知识体系中的独立性。

随着书籍的增多,文人的知识量与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类书的需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类书编纂活动可能发生在建安年间。《三国志·魏志》卷二记:“初(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曰:“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这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类书,也是简牍时代很难想象的事。魏晋之后,文人用典成风,这一现象的形成与纸书流行及书籍增多相关。类书的出现也是这一文风的反映。这一点可由左思作《三都赋》一事见出。《晋书·左思传》言:“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广泛收集资料是左思写作过程中一项主要工作,《三都赋》完成后,当时的学问家张载、刘逵为之作注。皇甫谧赞其“博物”,卫瑾称:“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这种文章已近似于关于三都的类书了。《晋书》称“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纸写的方便加速了本文传播,它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欢迎,也是由于它繁富的用典本身具有类书化的功能。此事说明书籍纸本化之后,人们阅读量大增,审美趣味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对文章的知识含量的需求也更高了。

当然,文体论的发达与用典之风的形成主要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深究其因,又与简纸替换的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可视为载体技术发展对文学演变的间接影响。如文中用典自有其渊源,书籍的增多、知识量的扩大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与纸简替换的关系不可作机械的理解。

四、文本观念转变、文本形态转型与文本流传的失序

相对于成熟与规范的竹帛文本,新兴的纸写文本长时间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纸写文本长期与非正式的私人化写作相关,也与世俗化与娱乐性的非正式写作如小说、乐府之类关系密切。纸本成为正式文字载体形式后,人们文本观念改变了,不再视纸本为陋,这也提升了这一类世俗化与娱乐化文学的地位。

汉末之后,艳情诗赋与小说故事都有明显的发展。如杨赐批评鸿都门学时就将“造作赋说”作为一项罪名,他所说的“赋说”,其中应含有俗赋与小说性质的传记。近年的出土文献表明这类作品在很早时期就已产生了。如甘肃放马滩秦墓的《墓主记》及尹湾汉墓中的《神乌赋》,前者近似传奇小说,后者则是有小说色彩的俗赋。但是在传世文献中,这类材料甚少。这表明当时这类作品主要还是处在极边缘的地位,一直不为文人所重。这一方面是缘于儒家正统化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竹简这种载体的限制,人们还不可能以笨重的竹牍与昂贵的帛书大量传写纯粹娱乐性的小说文字。纸本流行之后,情况便有所不同。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些“街谈巷说”应是当时流行的小说。《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裴注引《典略》云:“(曹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榷鍜,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他能背诵数千言小说,也当是这类小说在当时已有相当广泛的流传。如邯郸淳就有笔记小说《笑林》传世。(19) 曹植当其面诵读小说,也应是对邯郸淳小说有所知,投其所好。小说一类作品能有如此广泛的传播,想必也是有了纸写方便的缘故。这一推论,与以上所述纸本的地位是相符的。在曹植现存的作品中,如《洛神赋》、《寡妇赋》、《叙愁赋》、《感婚赋》、《山妇赋》、《静思赋》、《愍志赋》等,都是具有一定叙事特色的抒情小赋,含有一定的小说因素。他以自己的辞赋为少小戏作,也缘于取材于这类娱乐性的世俗文本。汉魏小说多已不传,仅存的一些目录已能够让人想象到这类作品流传的状况,如邯郸淳《笑林》三卷、《艺经》、曹丕《列异传》三卷,以及佚名的《李陵别传》、《赵飞燕传》、《汉武帝内传》等,不一定都是由六朝人杜撰而成。如前所论,相对于传统的主导性的简册文学,新兴的文学载体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起初总是与边缘性的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想象,与纸贱简贵的观念相应,早期的纸写文本多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娱乐之作相关,在大量的纸写文本流行之后,先前不为人所重的纸写文体渐渐成为最通行的书写与传播方式,附于纸上的娱乐化通俗化文学的地位自然也上升了。趋简求便往往是世俗化的娱乐方式的一个特点,当其形式被雅化后,其主体内容也得以提升,这是古今雅俗文化轮替的一个通例。小说因纸本地位上升而得以流行,正是其中一例。

纸本原本是正式写作的产物,本身长期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其由边缘状态成为文本载体的中心后,传统的简册都转换成纸本,在这种转换的初期,仍会保留着无序化与非规范性的特点,造成了一些文本流传的失序,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流传出现了无序化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无名氏作品流行。如其时五言诗的流行与发展就颇能反映出这一问题。除了少数几首之外,现存汉代文人五言诗,多出现于东汉中后期,多数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无名氏作品。从诗体形式看,汉代文人五言诗是民间乐府诗不断地被文人化的结果,相对于汉赋与散文而言,五言诗在当时只是通俗读物,是居于正宗文献之外的流行文学,这些多是随意性的娱乐之作,应多不会写在昂贵的帛书上,在纸流行之后多不会写在简牍之上。它主要应是借助纸这种流行文化载体来传播,也应是伴随纸写这一载体的通行而流行起来。如《古诗十九首》,其语言多有歌词的类型化特征,其中还有与汉乐府诗相似的诗句,这些都应是纸本在随意传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这些五言诗失名的原因,或是原创者本不是有名的文人,或者不愿将本名与浅俗的纸写文学联系起来。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由序看,显然是后人记录与整理的文本。创作的自由与随意往往是杂合在一起的,这类纸本文献起初是不为人所重的,原创、抄写、改写的情况往往会混在一起。

二是托名之作较多。纸写的便利激发了人们制作文本的热情,也带来写作与发表的随意,为求更大的传抄效应,托古、仿古之作也应运而生。其中托西汉人名的尤多,如现存的汉武帝时期的李陵、苏武的诗文、司马迁《报任安书》、班固《汉武帝内传》、刘歆《西京杂记》等。其归属问题,在南朝时即有争论。由语言风格看,这些作品不似西汉之作,也不像西晋后文风。前人多以为是出自汉魏文人之手。今人认为不能排除苏、李写作这些诗的可能性,(20) 笔者以为所论不无道理,更大可能性是这一时期的人改编前人之作后再托名以流行。这种托名与改编,正是纸书初兴之时出现的一种无序化的不规范现象。

三是“伪书”增多。在纸写方式流行之后,将先前的简牍帛书文本转换成纸写文本,应是初期纸本书籍生产的主要内容。如东汉私家藏书以蔡邕为最,《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粲。”蔡邕写字不用纸,其家藏书应多为竹简书。在董卓之乱中,王粲由关中逃至荆州,再由荆州到洛阳。其书最后能传到王弼手中,这些书,如果全是简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书已被纸本化了。此事由蔡琰抄书事可得旁证。《后汉书》卷一一四《列女传·董祀妻传》记:

(曹操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由蔡文姬纸抄其父藏书一事看,书籍的由简本到纸本的替换工作在汉末魏初已大规模展开了。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古老的简牍被废弃了,所有的传统文本都以新的面目出现,自然容易产生失真乃至增伪之事。此前简册主要藉师徒关系传授,有着明晰的授受关系。纸书流行之后,抄书成为主要流传手段,书籍传播更趋于商业化,而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旧的传承秩序被打乱,伪书也随之多了起来。如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东晋初梅赜伪造《古文尚书》、郑玄《孝经注》、张湛的《列子注》等。伪书之所以在当时被人接受并流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简纸转换之后,古书原貌已不为人知。在简纸转换过程中,纸本书籍往往并不是对简册书原样复制,而是根据新的载体形态而有所改变。如在简书时代,经文与注文是分开的,经注合写应是书籍纸本化的结果。又如简与纸的容量不一,分卷方式也不同。这些调整变化往往会导致失真的结果。以前学者多关注作伪者本身的动机,其实,由这些具体情形看,王、梅等人未必是有意作伪。朱熹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又指出:“《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21) 这种真伪杂糅的现象就是由文本载体形态转换造成的。

综上所述,纸简的替换对汉魏晋初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先进的书写与传播形式给文人带来更大的写作便利与发表自由,而最初充分发挥这种自由的人是那些不以儒家经学为业的“辞赋文人”,可以说,纸的普及首先推动了这类非正统的著述活动。由尺牍到书信,再到书信式的诗赋及各类书信体文学的繁荣正是纸代简的产物。政治的动荡促成了原先边缘化的纸写文本地位上升,同时,各类纸写读物的流行也加速了以经学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瓦解,从而引起整个文体序列与写法方式的变化,魏晋文体论及用典之风就是对这一变化的消化与总结,而娱乐化的小说性的作品出现与大量随意性的文献增多,也正是这一转换的结果。文本载体技术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表达的自由度上,实际上,这种进化也是人类心灵释放过程中的一种进化形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本载体的进化与文学发展才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而这种自由在初始阶段或多或少地表现为非规范化的状态,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 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58页。

②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94—495页。

③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张既传》。

④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綝传》。

⑤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60页。

⑥ 以上二条材料均见《北堂书钞》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见《太平经》卷一○八《庚部之六》以及卷八七与卷九二。

⑧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三《魏武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艺文类聚》卷五八,方括号内文字据《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六补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艺文类聚》卷三一,《太平御览》卷五九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

(12) 袁宏:《后汉纪》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曹子建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文选注》卷四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595页。

(15) 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册第159页。

(16)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此事于太安元年(3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00页。

(17) 《太平御览》卷五九○、五九六、五八八、五九五。

(18) 关于这一点,清水茂先生有较具体的研究,此处从略。参见清水茂《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22—36页。

(19) 参见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13页。

(20) 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21) 《朱子语类》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