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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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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含东汉建安时代)地位非凡。一方面,正是在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脱离儒学,由附庸蔚为大观;此期文学家之多,文学作品之富,也是周秦两汉远不能比侔的。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本土文学风格的地域特征,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史。(注:详细的论证,见拙文《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土文学—兼论本土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丛刊》第3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而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籍该地区的文学家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文学自觉与独立的魏晋时期,更是如此。大凡出人多且空间分布密集的地区,可称为本土文学发达区域;相对而言,那些出人不多、空间分布零散或稀疏的地区,则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学”与“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学发达的区域,文学局面不一定兴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学活动中心;而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的地区,文学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没有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受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故文学局面盛衰之间,可以变化迅速,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与转移,也可以完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本土文学则较为稳定、大体呈渐变状态。)“本土文学”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该地区的文学基础,其功能在于产生、输出文学家。具体到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一般情形,由下表可以看出大概:

  附表 魏晋时期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表(注:表中数字为文学家人数。据文学作品目录(《正史艺文志》、《补正史艺文志之集部·别集》)、文学作品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8年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先唐赋辑存》、《先唐赋存目考》、《文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诗品》)、文学家传记(《后汉书·文苑传》、《晋书·文苑传》、《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元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凡四类文献资料,可遴选出卒年在196年以后,生年在400年(东晋)、419年(十六国)以前的文学家722名,其中籍贯可考者578人。当然,此所谓722名文学家,自不必认作绝对数目。惟可以确认的是,艺文志有别集,正史列入文苑传,早期选本选录其作品,早期文学评论及其创作的诸人,是文学家,并且是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文学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又以上四类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彼此覆盖,如此遴选出来的文学家,标准自然“客观”,籍此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文学家标准的“主观”缺陷。又表中划魏晋全域为11区,其划区依据,详拙著《魏晋文学地理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97年打印稿)各相关部分的讨论。)

附图

由上表,则无论是魏晋两百余年间,还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具体的时代,河淮都是本土文学最发达的地区,次为江东,河东、关陇也表现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较大,河西则由野而文;辽东、淮南及江东以外的广大南土,本土文学尚处于落后状态。

关于河淮、江东、河东、关陇,前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注:详拙文《魏晋时期河淮本士文学的发达及其原因》(刊于《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昆明)论文集》)、《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士文学——兼论本士文学的研究方法》、《魏晋时期河东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述论》(《黄河文化论丛》第6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4月)、《魏晋时期关陇地区本土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刊于《2000年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论文集》)。)本篇再论河西。(注:按河淮、江东、河东、关陇、河西5个地区,本士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等各不相同,而又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兴趣的读者,可据以比较。)

这里所谓的“河西”地区,东起今兰州一带,西止今敦煌一域;曹魏、西晋的凉州地域与其大体相当,两汉则为凉州的大部分;又十六国时期,河西前后有五个凉国政权割据称雄,这五个凉国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403),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李(400-421),匈奴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401-439)。

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如上表所示,即三国1人(注:魏张昶,敦煌郡渊泉人。),西晋1人(注:西晋索靖,敦煌郡敦煌人。),十六国9人(注:前凉宋纤(敦煌郡效谷人)、谢艾(敦煌郡人)、张斌(敦煌郡人)、索绥(敦煌郡人),南凉秃发归(河西鲜卑),西凉刘昺(敦煌郡人),北凉张穆(敦煌郡人),北凉、北魏宗钦(金城郡人),北魏段承根(武威郡姑臧人)。又与谢艾同时,有“河西文士”王济,具体籍贯无考,未计入。再有需要说明者:其一,此11人之“国别”的区判,仅是大致上的,因为此一时期王朝历运大多短促,许多人实际上是跨不同朝代的,或仕宦上由此及彼;其二,所谓“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必认作绝对数目。)。这样的局面相对于其他文学发达地区,是远落于后了;不过河西本处文化上的边远地带,这十多位文学家的出现,意义仍十分重大;尤其敦煌一郡出了文学家8人,又十六国时期竟出文学家9人,更是值得称道。

第一位河西大文学家是被称作西晋“才艺绝人”的敦煌索靖。按索靖之前有敦煌渊泉的张昶。东汉末年,北地太守段煨从武威进占华阴,修建华山庙宇,张昶所作《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状盛,《文心雕龙·铭箴》比之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张奂之子,张奂则是颇有文才的著名将领。论其武略,张奂是东汉王朝镇压羌族反抗的一员主将;说其文才,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他著述甚丰,曾删《牟氏章句》为九万言,撰《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又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1]又张昶兄张芝,兄弟并善草书。张奂及张芝、张昶的相继显名于世,标志着河西豪族的兴起及其亦文亦武的特征,这为以后河西文学的进步打下了基础,并明显区别于西汉及其以前的文明不进。

按河西本是畜牧地区,鞍马骑射,民习战事,尚武而不修文。[2]及西汉武帝时代,以降汉的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徙“关东贫民”戍边,于是河西农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河西文化的有所进展,是在东汉。先是新莽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在窦融的割据下,却较为安定、富庶,于是“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3],其中也有一些士大夫,如扶风孔奋、彭城刘般等,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助于河西学风的生长。东汉建立后,一些地方官在河西兴办教育,推广儒学,(注:如东汉初任延之于武威,灵帝熹平时殷华之于金城。)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如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4],金城“缙绅之徒,谭讲雅诵”[5],敦煌一郡则尤为突出。《后汉书》中,敦煌郡列传士人已达3人,不列传士人又有2人,敦煌郡人士著书更达7种,其中集部就占了4种。敦煌士人的影响也较大,如侯瑾(约140-195),“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覃思著述,……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侯瑾因得列名于《后汉书·文苑传》;又张奂,与安定皇甫规、武威殷颍并誉为“凉州三明”。这些知名的文人学者的出现,说明了河西的由野而文。

然而予河西文学以长远作用的,还是在东汉一代习经风气的影响下,河西本土豪族的兴起及其重武修文的区域特征。作为政治上的边疆地带,河西的民族状况本相当复杂,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而自东汉时代起,在经常性的汉羌战争中,河西逐渐成长起一批豪族。这些豪族不仅宗族强盛,习于兵战,也兼修儒业,习经诵文。习于兵战者,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然;习经诵文,则是为了确保其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凉州三明”所属的安定皇甫氏、武威段氏及敦煌张氏均属此类。又敦煌索氏也颇为典型,西晋河西文学的代表人物索靖即为索氏中人。

据《晋书·索靖传》:靖“累世官族”,“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汜衷、张䖕、索轸、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其“四龙”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靖善草书,与河东卫瓘齐名而出其右,所作《草书状》,《晋书》全录其辞;又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辨理阴阳气运;撰《索于》、《晋诗》各二十卷。靖有五子:鲠、绻、璆、聿、綝,皆举秀才。又靖不独“才艺绝人”,亦精武略,靖少子,更以武略而致显宦。按如索靖这样的人物,没有一定的文化环境与长期的文化积累是难以出现的,“累世官族”正说明了这样的文化积累;而敦煌“五龙”俱诣太学、游学京师,也正指示出敦煌一域良好的尚学风尚。

西晋以降,河西文化仍稳步进展。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北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的普遍衰歇,河西文化的这种稳步进展,便显得十分地突出。(注:关于这一点,论者众多,此处不赘。可参阅曹仕邦《论西汉迄南北朝河西之开发与儒学释教之进展》(载《新亚学报》第5卷第1期,1960年),赵以武《试论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成就》(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文学上也是如此,《北史·文苑传》说: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矣。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

按“胡义周之颂国都”,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指的是胡义周的《统万城铭》,《魏书》和《北史》的《胡方回传》则说铭为方回所作。胡方回为胡义周子,安定临泾人,而安定属关陇地区,此处且不论;就河西地区言,由《北史·文苑传》的概述,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其一,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文人作家与旧时的中原相当,文事活跃且有成绩;其二,西凉敦煌刘昺(字延明)的《酒泉颂》,既是河西文学的代表之作,在整个十六国文坛上也堪称“清典”。

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学之有成就,也反映在文学批评著作中。《文心雕龙·熔裁》:“昔谢艾、王济,河西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注:河西又或作“西河”,今按谢艾,敦煌人,则作河西是。)须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很少论及十六国时代北方作家的(注:谢艾、王济以外,又有两人,一为身在后赵、但每以任异族之官为恨的卢谌,一为效忠晋室的十六国前凉君主张骏。),其对河西谢、王的评价,说明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一定的声誉,从而引起了刘勰的重视与赞叹。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事。《十六国春秋·南凉录》[6]:“傉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按归,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氏是由塞北迁徙而来的鲜卑族游牧部落(注:《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又说:“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按东晋时,今兰州市东北有麦田城,浇河在今青海省贵德县,牵屯、湿罗无考。大漠与浇河之间,晋时为武威、西平二郡地。),本身的文化素养很差,曾视“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7],却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及至后来,秃发傉檀已是“机变无穷,辞致清辨,……信一代之伟人”,后秦使臣韦宗以为可与汉族一流士人比美。[8]傉檀的手下有一批文武人才,其中的张穆、边宪,号称“文齐扬(雄)班(固)”。[9]然则秃发归之少年早成,文才英发,既说明了河西浓郁的学风对非汉民族的影响,也反证了河西本土文学总体水平的提高。今人赵以武更通过具体考证与赏析,结论“五凉时期河西的文学创作,无论就文人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地位”。[10]

河西文学居十六国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原因,论者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五凉(特别是前凉、西凉、北凉)政权的重视文教,五凉统治者的招揽人才,一定的文化传统与家世之学的遗传不坠。(注:详见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过这样的现象也出现于十六国时代其他的诸侯国中,(注:详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且就文化传统言,河西也实在谈不上深厚。笔者倒以为,河西文学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河西相对僻远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原因,论者或有提及,却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按河西的僻远,无待赘言。而一般来说,当和平统一的时期,僻远之地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相对落后势所难免,而一旦分裂动荡,则僻远反而可以转化成某种优势,传统文明在僻远的环境中往往得以延续以至发展,政治上也能维持相对的和平安宁。十六国时代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地区,正是如此。陈寅恪先生指出:

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11]

以此,五凉河西文学的兴盛,关键在于河西地域的边隅性质。因其边隅,“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2];文化学术之一种的文学亦复如此,河西文学的身价正是借着中原的残破荒落而提起来的。又河西文学风格也与河西之僻陋遐方有关。河西文学在河西“本土世家”与外来“儒英”的双重刺激下,表现出清典纯正的儒家文学特征。(注:前凉后期,玄学之风流播河西,在一部分学者中,经学与玄学开始合流。不过总的来讲,五凉学者治学还是沿袭汉魏传统,以经学为重,潜心用力于儒家经典。)这种特征,颇类似于孙吴时代的江东文学,而区别于三国西晋玄风影响下的中原文学。

河西文学的上述特征,在河西本土文学家的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张昶、索靖前已论及;若前凉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13]西凉刘昺,父宝“以儒学称”,“德冠前世,蔚为儒宗”,著述繁富;[14]北凉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15]又北凉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16]至于前凉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精《春秋》之义;[17]前凉索绥,善讲论经义,“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18]这些河西人物,既为儒者,复是文家,甚是明显。

河西地理位置之僻远与河西本土文学之兴盛的关系,又尤以敦煌一域为典型。十六国河西文学家9人,谢艾、张斌、索绥、宋纤、刘昺、张穆6人均隶籍敦煌,如此,敦煌又可称为河西本土文学的中心,而这并非偶然。历史地看,河西文学,敦煌居首;且不仅文学,敦煌一地所出经、史人才及总体文化水平,东汉以还,包括整个五凉时期,也都居凉州之首,这与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边僻,相对而言也更加稳定有关。(注:即使河西发生变故,敦煌所受的影响往往也不大。如在魏初、晋初的河西混乱中,敦煌就未遭扰乱。)正是由于敦煌的稳定,发展到西凉时,在河西诸郡中,敦煌已以“郡大众殷”著称;文化方面,敦煌也号称名邦,西凉李暠就曾戒其诸子曰:“此郡(按指敦煌)世笃志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19]名邦多文家,此属事之自然;而稳定的政局,宁静的生活,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文学得以成长的温床。

收稿日期:2002-06-15

【参考文献】:

[1] 后汉书·张奂传[M].

[2] 史记·货殖列传[M];汉书·地理志[M].

[3] 后汉书·窦融传[M].

[4] 后汉书·循吏·任延传[M].

[5]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28)·卫觊(汉金城太守殷华碑)[M].

[6] 太平御览(卷602引)[M].

[7]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M].

[8] 晋书·秃发nù@⑦檀载记[M].

[9] 晋书·秃发nù@⑦檀载记[M].

[10] 关于五凉文学的评价问题[J].西北史地,1991(2).

[1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 晋书·隐逸·宋纤传[M].

[14] 魏书·刘bǐng@⑥传[M].

[15]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M].

[16] 魏书·宗钦传[M].

[17] 晋书·张重华传.

[18] 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卷124)[M].

[19]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M].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