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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心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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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格”辨析及方法论

  人格(Personality)是外来词,中国古代只有人品、人极等类似概念。人品指人的品质,人极指做人的最高标准。【1】由于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品藻余波所及的南朝梁代和北宋理学家,所以其涵义都单纯地指向了道德领域,与西方的人格概念并不完全等同。

  作为从西方心理学剔抉、引进的新概念,人格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戏剧演员所戴的体现角色身份的面具。这个词根说明了人格概念的复杂性:人既有表现于外给人外部印象的特点,也有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二者冲突、交错,进而形成真实的个人。实验心理学诞生之后,经一个多世纪的探讨,人格理论已沉淀出如下大致相同的结论:人格是个体内在因素在外部行为上的倾向性,是个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有特色的处世模式,具有动力的一致性和身心组织的整体性。陈寅恪说:“古今论陶渊明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2】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3】都是针对渊明而发。诚哉斯言!陈、鲁二人都强调了渊明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本文选取人格特征角度从事心理学分析,其意即在此。

  渊明作古已久,现代心理学行之有效的交谈法、投射法等不可能采用,因而,境遇法、自叙法、他叙法和行为分析法将成为本文的主要方法。所谓境遇法,即把渊明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现作简要勾勒,寻绎其人格侧面的蛛丝马迹。所谓自叙法,即从渊明对自我行为、心境的叙述(如诗、文)中抓握信息予以分析。所谓他叙法,即从他人对渊明的记载、评价中提取材料作为旁证予以分析。【4】这一切,又必须经由行为分析法和笔者的透视来串联。因为说到底,人格作为个体物质模式和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其内隐部分是通过外在行为、语言等来体现的。由于渊明的创作动机是“聊命故人书之”以“自娱”的,【5】并未想藏之名山或流传后世,其中所记载的个人行为和心理事件的真实性相当可信,所以,自叙法尤应提到显要的地位。

  本文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所有的分析、结论都以确凿的行为事实为基础。

  乙,境遇A:与上司交往中的人格呈现

  境遇,本文所指,既包括境(环境),但主要指遇(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境遇,即渊明本人与不同人交往所形成的特殊场景、情境。

  渊明一生分为仕、隐两部分。仕任过州祭酒(?)、镇军、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其余半生隐于田园。在自叙中,渊明没有半句提到上司,其厌恶上司、“不堪吏职”的程度,可谓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与上司的有关交往主要见于他叙,如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李延寿、房玄龄《隐逸传》和萧统《本传》等。【6】他叙中,正面言及出仕期间与上司交往的只有一处,众所周知,即,郡遣督邮至县,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辞职。【7】此外,便是在归隐后与州郡长官王弘、檀道济的接触。

  与王弘之交往可分离为如下三件小事。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在这种交往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渊明的态度。(1)会面前,王弘先请,渊明不往。接着王弘亲自登门,渊明称疾不见。最后王弘只好由庞通之(主簿)穿针引线,具酒肉于庐山半道候邀,渊明才“共饮酌”。返州路上,他们一人乘华轩,另一人(渊明)乘篮舆,然而后者言笑自若,不觉欣慕,也未感低贱。【8】(2)量鞋码,渊明“伸脚令度”。(3)尝九月九日无酒,适逢王弘派人送来,渊明“即便就酌”。据谱家考定,王弘在江州凡八、九年,但由上可见,双方交往的次数寥若晨星,而且渊明纯取守势,不卑不亢。为什么?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渊明极度厌恶以隐求名者。因为第一次婉拒王弘后,他曾对不理解自己行为的人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哉?”【9】二是渊明时时刻刻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官场中人始终是陌路人。王弘曾邀渊明饯客,渊明虽参与了但内心却独白道:“逝止判殊路”。据逯钦立,逝:仕者,指被饯者和在座的其他人;止:隐者,指孤独的自我。【10】如上肺腑之言,应是考察渊明心理动机的最佳证据。

  与檀道济的交往只有一件事:由造访,馈梁、肉,坚拒三个环节构成。渊明对檀的态度幡然迥异,没有了对王弘的温婉平和,相反以“何敢望贤,志不及也”等冷谈的自嘲却之于千里之外。王、檀身份相同,都是州郡长官,都在渊明窘困中纡尊降贵,来周济他,为何渊明的态度判然有别?清人杨希闽解释说:“檀公仕宋,陶已心非之,特临州上官,不能明绝耳。又谓文明之世当仕,弥为乖谬,陶更不与辩,第曰志不及。迨遗梁肉,则麾之。”【11】此说从渊明为东晋朝廷守节来立论,难以服人。据陶澍考订,王弘兄弟都是宜都王(后宋帝)刘裕的忠诚参佐,有扶立之功,故显贵,其作江州刺史,大半时间也是为宋服务。如果渊明矢志忠晋,尤应痛恨王弘而不是檀道济。温王而倨檀,必另有原因。

  至此,不得不牵出渊明与颜延之的交往一并讨论。据《沈传》载,陶、颜交往有两次:一是颜在浔阳任刘柳后军功曹时,双方初识,以致“情款”。按,款,诚也。二是颜任始安郡守路过浔阳时,双方“日造饮”,临别时,颜“留二万钱”,陶却悉送酒家(做酒资)。必须指出,颜虽非渊明直接上司,但入宋后历任郡守、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封金紫光禄大夫,实属政界之上层人物,因而宜列入境遇A讨论。【12】研读渊明,笔者有一问题实萦绕于心,愿求教大方之家:颜、陶交往,除《沈传》外,并见《萧传》、《李传》,《颜诔》自身亦津津乐道,但奇怪的是,渊明自叙却无一字道及。为什么?原因很可能是,渊明与颜延之虽虚与委蛇,但心中可能瞧不起。这个问题若以陶王、陶檀的交往为参照系,并从心理动力学角度予以说明,也许更有说服力。

  清人顾易说:“王弘钦迟(按即敬仰)公(按即渊明),则馈之酒而受,延之情款公,则馈之钱而受;至道济,则独麾梁肉。观道济所云,全非知己矣。所以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也。然于梁肉则麾之,而对道济之言则甚温和冲粹。孔子云:危行言逊。藉非涵养深,讵易臻此境地哉?”【13】此从渊明内在人格活动之微妙过程立论,独辟蹊径,甚确,但将王、颜都视作渊明知己,却没有证据,也没有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是否可将渊明与王、檀、颜的关系以及心理活动做如下清理:(1)王以敬仰之心主动与渊明交往,其志诚,其态恭,其行谨,渊明知非同道但不愿被看作狂傲,故淡淡相处。(2)檀也主动交往但实则居高临下,是政府官员的“作秀”行为,依渊明真率之秉性,何能忍受这种霸王式的教训,食嗟来之食?【14】这恐怕是渊明厌恶道济的主要原因。(3)颜、陶“情款”是颜为参军时,两人平等谦让,交往自由和谐,惺惺相惜(渊明也做过参军),自然话多。后来相遇,双方只是饮酒,沈、萧、李、房等数传均无“情款”之记载。是否酒席之间颜有自得之色,或言语不谐,不得而知。如果是这样,在渊明看来,颜赠金钱与王送酒米本质上并无区别,对前者既可随意“就酌”,对后者也就无妨“悉送酒家”了。

  个中秘密还可从《颜诔》窥之。此诔有一细节发人深思,那是酒酣时由颜挑起的。颜说:“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真希望您能顺世随俗!”一听此言,渊明面容严肃。说:“肉体、荣名都归虚无,违众背俗、遭指责又有什么关系?”【15】这是颜的一厢追忆,但很可能是真的。可见,颜之劝谏亦似有怜悯、责备之意,与檀差不多相同,渊明实难首肯。依照渊明性格,没有坚拒、“麾之”就不错了。可见,陶、颜友情或过于王、檀,但并未达到钟子期俞伯牙的程度。另,据明人张溥所言,陶、颜的人格差异更巨。颜的“狂不可及”与陶相似,但其“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之性格,其“历四主陪两王,浮沉上下,得功名寿考”,一直在仕路稳稳前行等经历【16】,显然与陶之淡泊自守相悖。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渊明自叙始终不及与颜交往的深层原因。

  由上可知,渊明与上司之交往虽有程度深浅之别,但几乎都是虚与委蛇,严格保持自我行动、心灵的绝对自由和个人人格的绝对开放,不“违己”,不矫情、做作,更不炫耀、迁就,将冷峻隐于温恭,使棱角藏于谦逊,真可谓“平淡如水”。

  丙,与朋友(含乡党)交往中的人格呈现

  1.与朋友交往

  朋友,古代五伦之一,是人格表现之重要方面。

  《周礼.地官》:“五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若以此衡量,渊明左右无一人够格,因而这里的“朋友”,泛指相交好之人。

  渊明交友不多,范围不广(没有朝廷显贵,亦无鸿儒巨学),而且,这些人的思想成分也较为复杂。郭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戴主簿、羊长史、丁柴桑、庞主簿、邓治中,庞参军等为仕者,刘遗民、周续之、祖企、谢景夷、张常侍等为隐者。其中,羊长史虽仕,思想却近道家,其“衔史秦川”时,渊明曾嘱代为拜谒“四皓”遗迹。刘遗民、周续之虽隐,思想却是儒家。刘入宋后归隐,旌号遗民。周退隐后率祖、谢等人,被江州刺史檀韶延请至城北,开坛讲《礼》。张常侍,据陶澎考,虽屡被举为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散骑常侍等,却从未入仕,相反与佛学领袖慧远过从甚密(刘遗民后亦参与)。另外,仕者庞主簿、庞参军为往来甚洽之友,而郭、戴主簿,胡、顾功曹,殷晋安、丁柴桑、邓治中则为泛泛之交。

  从表面看,渊明交友似无标准,实则内在有着比较严格的原则性,可简括如下:(1)他们都属士人;(2)都是郡县属吏、下级官佐;(3)这两点可通约为,都与渊明本人身份差不多。如上交往范围,固与渊明之生存环境有关,更与其人格特征有关。在这种朋友圈子里,虽不能如鱼得水,但相对平等,较少顾忌的气氛还是有的。

  渊明交友状况尽见于自叙,表现为以“和、别、赠、答(酬)、示”等题目所做的诗。若参以沈、萧诸传,王、吴诸谱,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楚。这些人前前后后或做过邻居,或是乡人、周旋人。【17】按,乡人,即同乡之人。周旋人,即日常交际、应接之人。【18】至于那些事迹不详、只留下姓氏职务的郡县小吏,恐怕只是偶然认识的一些过客式朋友。据《萧传》载,渊明常有“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的聚会。据《房传》载,渊明亦有“酣醉便返”、“不识主人”的交往。这些过客式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如此交往中认识的。

  渊明与朋友交往,其活动内容不外乎三类:一是“有酒邀之”,或“邀之共至酒座”,或“载言载眺”的游赏式饮酒;二是“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的聊天;三是“辄以《周礼》往来之意”的诗文赠答。由此可见,渊明与朋友交往及其在交往中“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的内在动机和“做之后”的心理感受。这才是分析并把握渊明人格要素的实实在在的依据。

  这方面可供分析的材料很多,按内容的指向性归纳,可分为如下几类:

  (1)诉苦或宣泄焦虑。这主要针对仕者。《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风雨纵横至,收获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酬刘柴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它们应该都是真心话。因为渊明与庞、邓、刘甚好,发一点怨言无碍,而且他们分任郡主簿、县令,负有养民之责。【19】也许渊明欲藉此告诉他们,隐居是很艰难的事,并非想像中那般容易;我已如此贫困,其他农民更可想而知。(2)抒发人生体悟。亦主要针对仕者。《五月旦作和郭主簿》:“既来孰不去,人理故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凹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和郭主簿》:“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这些都表现出知足常乐、不求闻达不羡仙,只求身心平静、精神自由的达观态度,也潜藏着坚守素志的决心。(3)表现交往的快乐和遗憾。这有时针对仕者,有时针对隐者或由仕入隐者,视所言之事和心境而定。《答庞参军》:“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和胡西曹等》:“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麾。”《示周叙之》:“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这类自叙很多,不赘。

  渊明与朋友交往之自叙,有一很大特点,就是末尾往往笔锋一转,落入“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的无言惆怅,或“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的绝望希冀,【20】从而引发失态般的孤独和难以排遣的伤感。为什么?笔者认为,这正是渊明诗文之魅力所在,亦是其心理底蕴泛出水面的痕迹,值得分析,以便对其人格构成的主要方面加深理解。渊明《与殷晋安别》道出个人隐衷:“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按:语,仕宦;默,归隐;自殊势,各不同;乖分,分离。可见,原来与境遇A相同,渊明在与朋友交往中,亦非常孤独。他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只是同伴并非知己,一旦面临歧路,必然分手。“杨公所叹,岂惟常悲?”甚至包括像庞参军那样“相识何必旧,倾盖定前言”的朋友,渊明仍无法从心底认同。“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一句自谦话把对方推得远远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渊明何以在诗文中经常于交往最欢洽时,突然会无端地出现“嘉游未斁,誓将离分”的苦恼,或发出“钟期难遇,慷慨独悲”的自我放逐令。渊明的伤感近似一种“怒其不争”的绝望,因其绝望更增加了自我孤独的深度。对此,宋人洪迈深有体会:“渊明诗文率皆纪实,虽寓兴花竹间亦然。《归去来辞》云:抚孤松而盘桓。其《饮酒》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东园……独树众乃奇。所谓孤独者是已,此意盖以自况也。”【21】

  由此可见,渊明虽有诸多朋友却竟无一个知音。既非知音,渊明之有礼貌地推拒或自我拉开适度距离,就顺理成章。渊明无意识深处并非只是为了划分豪猪式的界限,而是为了提升自我到一定高度,把对方的行为乃至彼我交往之行为,都当成对象(幻像)来欣赏,提醒自己与人不同,飞黄腾达非宏愿,忘怀得失乃本分,从而保持内在自我宁静澄明之境界。渊明自叙“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22】“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23】等,约略传达了上述题旨。

  2.与乡党交往

  乡党,《论语》篇名。朱熹注曰:父兄宗族之所在。【24】相传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春秋之后,此制乱坏,乡党泛指乡里。这里笔者借指乡邻,又特指参加农业劳动的人。

  渊明与乡党之关系既纯洁,又简单,其自叙多有记载。亘古以至斯,诗、骚人中,从未见过。他们平时劳动在一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回家休憩则“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农闲时,“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逢节日,则“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班荆”于树下、菊丛,“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或者是别人邀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或者是我邀别人,“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邻”。都是一团亲热气息。

  有两个典型情景,千古传为美谈: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 吾驾不可回。(《饮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心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遗。(《乞食》)

  两个场景有相异点,前者是有人携酒来,后者是自己登门去;前者渊明经济状况难明,后者是穷困潦倒之时;前者婉拒再仕,后者深感彼恩。但亦有共同点:一对象都是田父,二场景都是饮酒,三气氛极为和谐,因而都道出了真心话。《韵语阳秋》曾将杜甫《遭田父泥饮》与此第一场景比较,说:“贤者豹隐墟落,故当和光同尘。……陶渊明、杜子美皆世伟人也。每田父索饮(按:理解有误,非索饮,乃请饮),必使毕其欢而后去。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之说,则姑守陶之介,又何妨杜之通乎?”【25】此从陶、杜之大度,圆通立论,固无足言,尤指出两人与田父之融洽关系,诚可谓点铁成金之说。至于第二场景,后代文人也许羞于启齿,谱家大多也只记“此诗当作是年”等,但渊明本人却不在乎,反以“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的认真口吻详细写出,可见必寓深意。【26】对一般士大夫来说,乞食是羞耻的事情,但对渊明来说,无所谓。若参以同年挥斥檀道济梁、肉之事,渊明宁乞食田父也不要官员“作秀”式救济的人格侧面,便水落石出了。

  渊明与乡邻之情谊明显在上司、朋友之上。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渊明尊敬以劳作为生的人。他知道劳动生产的不易,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并含蓄地批评过孔子鄙视樊须,批评过董仲舒不履田园的行为。【27】其次,乡邻朴素、实在的交往使渊明享受到温暖的人际关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28】由于没有其他心不由衷的废话,因而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朋友间的戒备防范全被清除掉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清纯的和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关系,这对于见惯篡、乱,倦于仕宦的渊明来说,该是何等舒心的事?最后,艰苦的生产活动劳累了肌肤却换得了心灵的相对宁静。渊明深深体会到“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平静心境,【29】也获得了“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欢乐【30】。由此可见,渊明在与乡邻的交往中才稍许卸掉了人格面具,那“觞酌失行次,一饮一陶然”,并与父老杂乱言而聊发少年狂的性格侧面,也才活脱脱地呈现出来。

  丁,境遇C:与亲戚、儿子交往的人格呈现

  渊明幼年失怙,父名无考。少年丧庶母,36岁丧亲母。亲戚中,有一位家叔太常夔(曾推荐渊明为彭泽令),此外,只剩下程氏妹,从弟敬远、仲德,和“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的远亲长沙公。

  渊明与长沙公乃一面之交。据自叙可知,此交极平淡。渊明以有礼貌的赞美“实宗之光”掩饰自己不想高攀的情愫,以客气的“款襟或辽,音问其先”结束了会面。渊明深知,双方身分、志趣悬隔,且“礼服遂悠”,“在长忘同”,因此,于“笑言未久”便“逝焉西东”之后,对方必将自己抛诸脑后。【31】因此,渊明觉得,这种交往不值得吹嘘,更不值得留恋。

  值得重视的是渊明与程氏妹,从弟敬远、仲德的交往。

  据《颜诔》,渊明一生“居无仆妾,就养勤匮”,大部分时间都在“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的辛劳且单调的日子度过,所以,与亲戚的交往尤显重要。它是渊明生活中欢快的浪花,也是常忆常新的温馨镜头。

  据自叙,渊明与程氏妹同父不同母。与敬远“父则同生,母则从母”,是仅次于同胞的堂兄弟。仲德身份不详,估计与敬远差不多。【32】他们三人之间,可谓怡怡如也。渊明与程氏妹是“爰从靡识”到“抚髫相成”,都在互相爱护中长大。渊明与敬远,青少年时一起“绝粒委务,考磐山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及渊明归隐,他们仍是”长愿携手,置彼众议”,每逢金秋,便“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渊明与仲德,虽“礼服名群从”,但“恩爱若同生”。在相互交往间,他们也有许多共识。渊明说程氏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说敬远“有操有概,少思寡欲,后己先人,临财思惠”。这些品德不但被渊明所肯定,而且被赞赏。渊明称他们为“善者”、“仁者”,并呵天问地:善有善报,仁有仁寿,为什么唯独他们早夭?“彼苍何偏,而不斯报”?“如何斯言,徒能见欺”?进一步,渊明只能“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并“执笔涕盈”,呕出一掬真情之哭。

  如果说渊明与程氏妹和两位从弟的交往中露出了指向同辈之挚爱,那么与儿子的交往中,则把这种爱推向了人道主义的博爱程度。

  渊明是独子,茕茕孑立,无依无靠,却有五个儿子: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这种独子身分在父子关系之间留下了较深印记。由于是独子,所以渊明切盼生子,并给予将要降临的小生命以美好的祝福。“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厉夜生子,遽而求火”是长子陶俨降生时年轻父亲急迫、惊喜心情的真实写照。“名汝曰俨,字汝求思”,“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则是渊明那海洋般深的父爱的殷殷期待。【33】隐居之后,个人生活日趋平淡,由于见惯了篡、乱,渊明当年对儿子的高度期待也慢慢地流水般地消逝,慈父胸怀逐渐化作宽厚、戏谑之柔情。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一副老顽童憨态跃然纸上。梁启超于此云:“诸子小名及年岁具列,绝佳史料也”。【34】笔者按,此更是渊明父子感情深厚了无隔阂的心理学材料。他们不是春秋时代晋献公与申生那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主奴关系,也不是曹雪芹笔下贾政与贾宝玉那种“猫与老鼠”的威慑关系,而是相互平等、自由。渊明不把儿子看成鞠之育之因而可以呵之斥之的私有物,也不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老太爷。耕作虽苦,但不影响其乐融融的父子亲情。“哈,你们这般小家伙,真没办法!我还是喝酒吧”。这才是此诗的弦外之音。顺便说一句,有人由此认为渊明五子皆傻瓜,实在令人发笑。

  渊明经历过孤苦无援,独力支撑全家生活的困境,因而父子关系极为随和。推及到儿子们之间,他也要求他们互相扶助。其《与子俨等疏》云:“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诸多论者对此亦感兴趣,盖因可考知陶氏兄弟有正庶之别。虽对,但有不足,因为抛弃了作者的眷怀之意。其实,此疏既有对儿辈的同情,也有对自己的谴责,更多的则是祈盼,即希望他们在恶浊的社会里相濡以沫,和平生存。其拳拳之情,唯知者察之!

  再联系渊明对他人之子的态度,其胸襟之弘阔,越发令人叹为观止。据《萧传》、《李传》载,渊明作彭泽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人们由此普遍注意到渊明的长者、仁者风范。顾易慨叹道:“公之慈祥恺悌如此!”梁启超亦云:“与子书文虽简短,蔼然长者之言,可见先生博爱襟抱之一斑也。”他们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点出了渊明心理人格深处那厚重的沉积层:博爱的人道主义。

  渊明未作过达官显宦,也没有与君主交往的任何记载。渊明两娶。前妻无考,大抵生俨不久即去世。继室翟氏,《萧传》云:“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想是患难夫妻。此外再无其他记载。现代心理学认为,人格考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行为从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否则便被视为臆测。因此,渊明的君臣、夫妇关系暂付缺如。容另文再论。

  戊,刚、达、真——渊明人格之基本点与两极

  正象不能把渊明单纯地叫做儒家或道家一样,其人格也不能用固定的框子,不管选用中国古代刘 劭的“七缪法”或西方现代容格的“八类法”,都不行。渊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格特征只能从其行为活动中实事求是地概括。颜延之认为,渊明有“宽乐令终之美”和“好廉克己之操”,因而以“靖节”二字作为渊明的諡号,很有说服力,但稍显粗疏。笔者认为,如上从三个境遇和多个侧面的考察,已初步凸现了渊明的多极人格。对此,如果要从性质上深入地分辨和把握,尚须分离为刚、达、真三个互有联系的成分。

  刚,即刚直不阿,不随流俗。这是渊明人格之一极。渊明一生都受刚所控制并时时在行为方式上予以体现。刚是导致他仕途舛错的心理病灶。亦是成就其“晋宋第一高人”的磨砺石。刚乃渊明本性,不由任何假借。他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舛”。【35】这里,“才拙”是谦词,“性刚”是实话。为什么?如前,渊明做州祭酒时“自解归”,做主簿“不就”,做镇军参军时想“终返班生庐”,做镇军参军时要“终怀在归舟”,乃至做彭泽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在隐居后与王弘交往时的不动声色,与颜延之交往时的不蕴不火,对檀道济的推拒等,都是其潜在刚性的一种柔性显示。虽以退让方式表现出来,但背后所包含的强烈的鄙视、不合作的内容却有目共睹。也许渊明属牛,这种刚性的固执越发激励他成为处世的一贯性。渊明“自量为己”,心知“必贻俗患”,但仍不由自主要这样做,说明他是率性为之,是人格的真实流露。

  真,即任真自得,颖脱不群。这是其人格的基本点。清人李光地《榕村诗选. 叙例》云:“惟陶靖节隐居求志,身中清,废中权,故其辞虽隐约微婉,而真气自不可掩。”渊明之真率自然、无拘无束,不仅体现在他与乡邻(田父)、从弟、程氏妹、儿子的日常交往中,也体现在生平大节上。王弘送酒,“即便就酌”;颜延之“日造饮”,必“酣醉”;不管贵贱,凡造访者来,“有酒辄设”;随意取头上葛巾滤酒;常抚无弦琴以寄意;日涉菊圃,徘徊孤松等行为,都是任真自得、不在乎物议的表现,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挥斥檀道济等行为,更把这种表现推向了极致。真,亦是渊明天性所在,所以他给人的印象一点儿也不偏激、不矫情。一切在别人可能是过火的举动,在他这里均化作任随自然的率真。诸论家所谓“危行言逊”的说法,其支撑点也在这里。

  洪迈说:“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36】推举渊明为“晋宋第一辈人”拿真率作基础,可谓有得之言,但仅把真率视作渊明擅长描述自我生活的准确自然,又显偏狭。还是苏轼说得好:“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37】以对待仕、隐之随便态度,来证实渊明之真率,已触摸到人格深层之秘,但仍未至。

  依笔者之见。真率是渊明生存状态臻于化境的赤裸裸自我之表现。试言之。在司马氏倡名教而虚伪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的时代,最令正直士人绝望的,显然是一个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或选择)来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而不得不做一个并非自己的人。阮籍、嵇康的反常举动便是这种状况的悲惨写照。想想“文革”,我们也会有同感。至渊明时代,社会并没有任何改观反而变本加厉。象渊明那样把精神自由、自我选择当做最高价值的人,其苦恼可想而知。在仕途上,渊明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只是顺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只是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生活的那样去生活,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思维的那样去思维、去感受和行动,他感受不到一点自由,也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这是一种让人多么惶惑而又无可如何的悲哀啊!“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38】“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39】等,便是渊明人格挣扎的如实反映。要想回归自我,就必须放弃官场。“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40】“乃瞻衡宇,载欣载奔”,【41】又是渊明摆脱了官场的虚假生活,返还质朴生活的欢快情绪的流露。没有从真率天性中勃发之一念,一个人怎么会自我解职,安于贫穷?还有,“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于小邑”,“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些令人沮丧的无奈和心在田园的夙志,昭然若揭。与阮籍、嵇康相比,渊明之真率更坦然、从容,也更引人注目。徐骏《诗文轧范》说渊明诗淡泊渊永,高于流俗,乃“其情性然也”,很对。

  达,即优游放达,不被物累。这是渊明人格的另一极。钟惺《古诗归.卷九》云:“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在与上司、朋友交往中,渊明之达,体现为无可无不可。他不敬高官,不欺贫贱,不孤傲亦不自卑,适我者交往,不适我者婉拒,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同时自由挥洒。与亲近之人交往,渊明之达,体现为真诚而随意。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其“欢乐”、“情欣”之本心不改。对于亲人,止于委命、顺变,对于儿子,止于随其自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渊明不把名利、财色放在心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42】是渊明的生活准则。颜延之对这种知足常乐的生活表示由衷地赞赏:“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高蹈独善,无非适心。”【43】正因如此,渊明的人生境界才那样冲淡,那样祥和。在最艰难的日子,他仍可把旁人无法忍受的生存贫困状况化作哈哈一笑:“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44】甚至在死亡面前,渊明也没有丝毫胆怯。“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45】把旁人无法消除的死亡恐惧化作宁馨、静穆的审美观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Hugo)曾说,比大海大的是蓝天,比蓝天大的是人心。以此方渊明,实在妥帖。

  刚、达、真三种成分相互渗透,并圆融为渊明人格统一体。其中,真是基础、本体,刚、达是两极。刚的价值指向是不合作,达的价值指向是无欲,两者又以真的核心内容——回归并实现自我——为出发点。反过来说,正因为刚、达都萌生于真,故刚能化作绕指柔,达亦能化作审美的境界,三者圆融即渊明的人格。用封建社会事功标准衡量,渊明未作帝王,未出将入相,够不上“伟人”,但按照当代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马斯洛(Maslow)等人的看法,渊明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变成自己”并“实现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而精神富足,与世相忤而自我人格保持了纯洁和完整的人。他信任自己的内在律令,相信自己来自机体的情感和体验,依靠自己的价值标准决定人生之取舍,而不在乎他人的赞成和否定。从颜延之到梁启超,这种人格备受推崇。渊明之“真”与屈原之“执”曾上升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之镜。后者有待探讨,但前者,几乎无人不同意。特别是今天,谁不用渊明之“真”来映照自己,似乎就无权站在现代人的行列。

  小结:提纯描述与圆融分析

  渊明人格之来源,有人以遗传解释。宋人王质云:“盖折翼之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46】梁启超亦持此说:“侃之德业,世所熟知。先生述德,独诵美其高尚冲穆之气,得诸遗传者深远矣。其父则淡焉虚止,置兹愠喜,其外王父则如传中所云,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47】笔者按,说渊明人格受先祖之熏染是对的,但全归诸遗传,显误,因为生命科学至今未发现有隐逸基因。

  从社会学角度讲,渊明人格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只有古代中国才出现大面积的隐士,只有东晋才产生陶渊明这种人格。尽管如此,但仍须从个人心理学角度予以具体阐述,因为在古代中国,在东晋,除隐逸外,确实还有许多热衷仕途的士人。笔者认为,渊明人格除祖先遗风影响外,主要当是个体与社会刺激在同化、顺应的交错、碰撞中形成的。所谓同化,即个体把来自社会的刺激纳入原有的心理格局,就好象消化系统将食物吸收一样;所谓顺应,又叫自我调节,是指个体受到社会刺激或环境作用时而引起的原有心理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渊明人格之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社会窒息般的压迫;(2)而“犯上作乱”被视为大逆不道;(3)个体有理性、有良知,有追求自由的渴望,此外就是本人的天性、禀赋,因为一切社会刺激,都须经由独特的“这一个”大写的人来整合,才能发而为具有内在自组织原理的一种行为处世方式。

  至今,人们大都知道魏晋重门第,有真假隐士之事实,但似乎并不知道东晋又有不重门第,还有由政府(朝廷)出面伪造隐士的情状。

  太元14年,左卫领营将军许营上疏曰:

  ……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临官领众,政教不均。【48】

  隆安2年,桓玄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桓玄)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按,西晋)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故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49】

  这两则材料,充分说明了当时朝野之无耻、混乱。

  太元14年、隆安2年,渊明分别为25岁和3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偏偏摊上一个世风颓坏、憨怒不敢言的时代。象渊明这样“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纯真之人,所受的社会刺激是多么剧烈,其内心的顺应又是多么尖锐和难受,不言而喻。他怎么可能不鄙夷一切,逃禄归耕,怎么可能不把荒诞的现实看成闹哄哄的喜剧?“乐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嗟我独迈,曾是异之;捽兀穷庐,酣饮赋诗”,【50】是渊明洞察社会、人生乃至宇宙奥秘之后的至诚之言。对此,萧统评论说:“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驹,寄寓逆旅,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放荡,岂能劳于忧畏,役于人间。”【51】笔者认为,这段话最得渊明之旨趣。王质也曾深入解析道:“渊明《形赠》、《影答》、《神释》,本趣略见,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唯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化,夫复何言!”【52】 此解析更真确,也更发人深思。

  渊明人格是魏晋两个时代士人与社会刺激相摩相荡的结晶和形式化,又是中国士人中与屈原不同的另一种典型人格的完成。笔者认为,在这种人格中,虽多多少少包含着鲁仲连的刚、孟子的人道主义和孔子的“舞雩”余韵,但更多承袭的却是西汉杨王孙的放达哲学,庄子的逍遥游精神和老子的返朴归真理想。它源远流长,真正是中华优秀文化精粹之所在。

  在某些人看来,渊明人格中可能有消极成分,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消极可能更多是一种抵抗,一种为了保持心灵纯净不受社会污染的没有办法的行为方式。试想,在一个政治专制和精神专制异常酷烈的社会,谁敢公开(积极)抵制来自各种层面的异化?你敢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应该说,在渊明的人格行为中,那些貌似消极的行为(例如隐居、乞食),其实潜藏着的正是强烈的不合作精神。如果中华民族要想在经济腾飞同时还要文化腾飞,有旺盛生命力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得不建设民族的新人格。如果要建设新人格,就不得不发掘并发扬渊明人格中的刚、达、真成分,先使每一个人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注释:

  【1】[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宋]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180页。

  【3】《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4】关于这几种说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详细使用状况,可参阅李珺平《创作动力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章。

  【5】参见陶渊明《饮酒.序》、《五柳先生传》。

  【6】以下简称《颜诔》、《沈传》、《萧传》、《李传》、《房传》。由于《莲社高贤传》已被汤用彤先生证伪,故不取。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8章。

  【7】此事见各传。督邮:汉设,魏晋沿袭。郡属官。掌举察属县官吏的功罪善恶,督治地方豪强奸恶,宣达教令兼案讯诸囚、捕亡等司法刑狱之事。由于有此特权,有些任督邮者便为非作歹,成为汉、魏、晋时代的恶官。人所共知,刘备、陶渊明都与之发生过冲突。

  【8】华轩:卿大夫车也。见《左传》闵公2年杜预注。篮舆:类竹轿。

  【9】[唐]房玄龄《晋书.隐逸传》。

  【10】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

  【11】[清]杨希闵《晋陶征士年谱》。

  【12】陶、颜关系如何评价?笔者不想故作高论,只想提出问题,供同好者深思。

  【13】[清]顾易《柳村谱陶》。

  【14】参见《有会而作》:“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15】【43】[宋]颜延之《陶征士诔》。

  【16】[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7】 自叙《与殷晋安别》:“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答庞参军》:“自尔邻曲,冬春再交。”他叙《房传》:张常侍、羊长史、庞主簿等,皆是渊明之周旋人。

  【18】参见《后汉书.贾逵传》:“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斗争”。《晋书.殷浩传》:“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也。”

  【19】主簿:以钩籍簿书为职。魏晋以后,渐为统兵开府大臣幕府中的重要僚佐,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县令:县府最高长官。见邓德龙《中国历代官制》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99-200页。

  【20】颖水滨,用许由不愿应尧之召任九州长,洗耳颖水之典,见[晋]皇甫谧《高士传》。

  【21】【36】[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2》、《容斋随笔. 卷8》。

  【22】【23】陶渊明《和郭主簿》。

  【24】[宋]朱熹《论语. 乡党. 注》。

  【25】转引自[宋]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5页。

  【26】见陶渊明《有会而作. 序》。据王遥,此诗与《乞食》作与同年。

  【27】陶渊明《劝农》。

  【28】【39】【40】陶渊明《归园田居》。

  【29】陶渊明《庚戍中于西田获早稻》。

  【30】陶渊明《饮酒》之14。

  【31】陶渊明《赠长沙公》。

  【32】【34】【37】[清]梁启超《陶渊明年谱》。

  【33】陶渊明《命子》。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后,多盛德。渊明希望儿子做此种人。

  【35】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37】转引自[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38】陶渊明《杂诗》之5。

  【41】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

  【42】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44】陶渊明《有会而作》。

  【45】陶渊明《挽歌诗》之3,之5。

  【46】【52】[宋]王质《栗里谱》。

  【48】【49】[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卷1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975页,第1999页。

  【50】陶渊明《自祭文》。

  【51】[梁]萧统《陶渊明集序》。


原载:(广西《东方丛刊》1998年第4期,加拿大《文化中国》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