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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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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陆机的评价可以初盛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六朝时期一直到初唐时代,陆机受到了崇高的礼遇。葛洪云:“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1] (P1481)钟嵘许其为“太康之英”[2] (P38)。唐太宗认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1] (P1481)。盛唐以下,虽然也有对陆机给予高度评价者,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就每况愈下了。清人陈祚明、沈德潜等对陆机多有批评,沈德潜说:“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3] (P156)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将陆机看作一个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诗歌一味模拟前人,敷衍成篇,繁缛华丽,对后世诗风产生了不良影响。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注:本文所引陆机作品,据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在《遂志赋》主张“声为情变”,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中不仅描写情感的词语比比皆是,而且直接使用“情”字的地方也随处可见。一个首次提出“诗缘情”主张的文学理论家,一个在作品中频繁使用“情”字的诗人竟然被人认为言不及情,这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的确,陆机诗歌中缺乏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4] (P349)的英雄意识,也缺乏那种“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4] (P347)的“诗史”之作。从这个角度看,沈德潜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但是,陆机诗歌有属于自己的情感,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概括地说,陆机的诗歌着重在表现一种士族意识。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
所谓士族即是中古时代的门阀大族。士族形成于东汉时代,钱穆先生指出:“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5] (P184)士族势力在两晋时代进入兴盛阶段,在东晋时代与皇权结合形成了门阀政治,直到初唐时期门阀士族势力才逐步衰亡。中古士族在政治上与政权关系密切,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庄园,在文化上引导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在文学上引领时代审美时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古时代是一个门阀士族的时代。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自然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从诗歌的角度看,士族意识的出现是魏晋时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而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
其实,说陆机诗歌中包含着一定士族意识,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陆机出身于江东士族家族,陆机诗论倡导绮靡的诗风,陆机诗歌涉及到对父祖的歌颂,经过陆机的改造,诗歌进一步走向文人化和贵族化,这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但是,正因为已经被大家习以为常,反而缺少了必要地深入地探究。迄今为止,虽然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还没有专文予以全面地探究。从士族意识的角度看,也只有从士族意识的角度看,才可以挖掘陆机诗歌中“言不及情”的深层原因,才可以说清陆机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有鉴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人不揣浅陋,就相关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士族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首先就是诗人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陆机之前,也有流露出贵族意识的诗人。战国时代,屈原在《离骚》的开篇就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对自己高贵的血统非常看重。建安年间,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4] (P1184),其《名都篇》描摹他早年的享乐生活,诗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4] (P431)其《与杨德祖书》等文章都流露出贵公子的傲慢口气。但屈原与楚王同宗,曹植乃魏王曹操之子,他们与王室血脉相连,这与中古士族和封建帝王之间的关系不同。何况,屈原诗歌意在表现他的美政理想和爱国情操,曹植诗歌也重在展现其建功立业的英雄抱负,他们的诗歌中虽有贵族意识,但并不特别强烈。在中古时代,第一个用诗赋表现其士族家族意识的首推东汉末年的蔡邕,蔡邕有《祖德颂》等文颂扬父祖之德,开启了用诗赋表现士族意识的先河。从屈原到曹植,贵族意识在缓慢地流动着。在蔡邕那里士族意识还只是一束火花,到了陆机的诗赋中,才空前地燃烧了起来。
正因为“咏世德之骏烈,咏先人之清芬”是陆机诗赋的重要内容,所以才给庾信留下了“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6] (P714)的印象。《晋书·陆机传》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1] (P1467)其《与弟清河云诗》、《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吴贞献处士陆君诔》、《吴大司马陆公诔》等作品无不追忆家族昔日的荣耀辉煌,为父祖们歌功颂德,并充满骄傲自豪之情。在陆机看来,其父陆抗是道德上的完人,其《吴大司马陆公诔》云:“我公承轨,高风肃迈。明德继体,徽音奕世。……德与行满,美与言溢。”吴国的灭亡也与陆抗的去世直接相关,《辨亡论》云:“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述先赋》云:“故其生也荣,虽万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虽天网犹失其纲。”显然,他过分夸大了乃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为孝子,夸大自己父亲的功绩也可以理解,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对于比较客观的评价他也不能接受。为了维护祖先的声望名誉,他的反应有时太过激,他无法容忍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对自己父祖名誉的伤害。《世说新语·方正》中的这段话时常被大家征引:“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7] (P167)面对卢志公然挑衅,陆机针锋相对地反击无可厚非。但陆机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有问题,他在另外一些场合的表现就让人难以恭维。“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8] (P1068)或许正是陆机兄弟平日的傲慢态度引来了卢志之流的无礼。《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文士传》曰:“机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一个人“清厉”到让乡亲们敬而远之,并不是什么能耐。陆机写给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有成,当以覆酒瓮耳。”[9] (P2375)从他对庶族士人左思的蔑视,也可以看出他的张狂。《晋书·吾彦传》曰:“帝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陆机兄弟)因此每毁之。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自古由贱而兴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10] (P1561)在我们看来,吾彦对于陆机父辈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裴注引《机云别传》云:“初,抗之克步阐也,诛及婴孩。识道者尤之曰:‘后世必受其殃。’”[11] (P1343)陆抗杀害婴孩的残忍行为是无法掩盖的,而吾彦的评价还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也依然激怒了陆机。而陆机气量的狭小在当时已经让“南人”们深感失望了。
《吴趋行》是陆机贵族意识的集中体现,诗云:“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陆机首先描写了吴国的风物和历史,继而热情歌颂了吴地的门阀士族。《世说新语·赏誉》云:“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7] (P268)从士族发展史的角度看,陆机的《吴趋行》未尝不是一篇“诗史”式的作品。陆氏家族一度声势显赫。其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任东吴大司马,从父陆凯官至东吴左丞相,从父陆喜曾任东吴吏部侍郎。陆氏家族与孙吴集团通过婚姻结成了坚固的政治联盟,陆逊之妻为孙策之女,陆景(陆机之兄)之妻为孙皓的胞妹。据《世说新语·规箴》记载:“孙皓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注引《吴录》曰:“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7] (P300)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氏家族的兴盛程度。在陆机眼里,包括陆氏在内的高门士族无不具备文德武功,礼让济济,流化滂沱,在陆机之前尚难以寻到类似的士族颂歌。
陆机表现家族意识的诗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情感强烈。陆机不仅关心家族,也在关心吴国和晋室。当然他是为了家族利益而关心国家安危。陆机诗歌开启了六朝时期谢灵运、庾信等士族诗人的门第观念。不过,到了谢灵运、庾信那里,诗人与皇权的情感和关系进一步淡化,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家族的利益。
    


《语林》曰:“陆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筱之饮,语刘实云:‘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来东归,恐无复相见理。’”[12] (卷八百六十一,P3827)“乡曲之思”乃是陆机诗歌中士族意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思乡是古今游子的共同情感,游子之歌大都与思妇之曲相连,传达出游子思妇之间忧伤而缠绵的离别相思。然而,陆机的乡曲之思却没有涉及到男女情感,而在这一古老的主题中添加了新的内涵。
从东汉社会开始,士族地主就在大力营造庄园。《后汉书·樊宏传》描写樊氏庄园说:“乃开广田土三百顷余,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畜牧,有求必给。”到了建安时代,“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13] (P1646)我们现在虽然无法知道陆机家族庄园的详情,但通过相关文献也可做出大体推测。陆机《七征》中有一段对华丽庄园的描写:“丰居华殿,奇构磊落。万宇云覆,千楹林错。……耸浮柱而虬立,施飞檐以龙翔。回房旋室,缀珠袭玉。图画神仙,延祐承福。悬闼高达,长廊回属。”或许就是以陆氏庄园为蓝本而描绘的。陆机临死之前慨叹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1] (P1480)陆机《赠从兄车骑诗》云:“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文选》李善注引陆道瞻《吴地记》曰:“海盐县东北二百里,有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14] (P1147)关于陆机的籍贯迄今还有江苏苏州和上海松江的争议,但华亭庄园的规模和豪奢似乎是不用怀疑的。晋咸宁六年(280),陆机20岁时,晋军南下,吴王孙皓投降。平吴之役,使南国世族大姓受到了重创。陆机的《赠弟士龙》、陆云的《答兄平原》和《与杨彦明书》等作品都再现了他们兄弟心中的震撼和悲伤。陆机《与弟清河云诗》其九云:“昔我斯逝,兄弟孔备。今予来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泪彷徨。”诗人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庄园残破的遗憾。陆云《答兄平原》云:“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墉。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4] (P708)陆云将吴灭前后的家族遭遇和庄园变迁进行了对照,吴亡之前,陆氏家族拥有华堂广宅、高门修庭。吴亡之后,“将弘祖业,实崇奕世”[4] (P708)便成为陆机兄弟一生追求的目标。
吴国灭亡后,太康四年(283),武帝采用华谭的建议,下诏启用东吴旧臣。面对西晋政权的启用政策,陆机选择了隐居和观望。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1] (P1467)。一直到了太康末年,他才决定与弟弟陆云一起入洛。可是,从离开家乡土地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漫长的思乡之旅。其《赴洛道中作》写挥泪告别亲人的场景,写旅途上所见的景物,写自己怅惘的心境,在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的忧虑中,融入了深沉的孤独感和漂泊感。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云:“陆以不秀而秀,是云夕秀。乃其不为繁声,不为切句。如此作者,风骨自拔,固不许两潘腐气所染。”[15] (P291)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云:“士衡独步江东,《入洛》《承明》等作,怨思苦语,声泪迸落。”[15] (P292)即使是对陆机诗歌持否定态度的现代学者,对这二首诗也会青眼有加。
离开故乡之后的陆机,在北方广漠的原野上奔驰拼搏,就像陆机《从军行》中所描写的远征人一样:“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他曾经担任太傅杨骏的祭酒;他曾经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时担任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在赵王司马伦辅政时,他担任了相国参军;也曾经因为参与诛杀贾谧的功绩,被赐爵关中侯;在赵王伦阴谋篡位失败之后,作为赵王伦中书郎的陆机被收付廷尉。多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救助才幸免一死;从此他便衷心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在他眼里,“(司马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1] (P1479)河桥之役陆机所率之军大败,因受小人谗害,遂遇难于军中。进入北方土地的陆机,如同走在钢丝上。谁会料到,河桥之地竟成为陆机的葬身之所。
陆机失题诗云:“石龟尚怀海,我宁忘故乡”,无论是在得意之时,还是在死亡之际,陆机始终都没有忘记故乡。其《怀土赋序》云:“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惑?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其《思归赋》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其《赠从兄车骑诗》诗云:“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透过陆机的诗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内心的焦虑感,陆机自己也敏锐地嗅到了将要面临的危险。《君子行》云:“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他在《豪士赋》中告诫齐王司马冏说:“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但是,陆机并没有急流勇退。因此,唐太宗也不无遗憾地说:“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1] (P1488)陆机不愿意采取张翰式的退隐,也不愿意尝试顾荣式的沉醉,他依然选择了勇往直前。即使他认识到勇往直前会带来生命危险,他也不愿意回头。只有留下来,只有继续奋斗,才会光宗耀祖。既然不愿归去,却又要反复抒写对家乡的思念。思乡,是陆机在孤苦的功业路上的精神寄托;故乡,是陆机心灵中惟一的避难所,是鼓励自己不断奋斗下去的精神动力。
我们看到,陆机的乡曲之思中既有对庄园衰败的遗恨,也有身处异乡时对家园的眷恋。更加重要的是,故乡,已经成为陆机心灵的避难所。这便是陆机士族意识在思乡情结中的表现。陆机诗歌中的乡曲之思突破了历史上游子思妇诗歌的框架,为游子之歌注入了厚重的分量,丰富了游子之歌题材的内涵。
    


陆机是一个功名意识极其强烈的诗人。其《猛虎行》云:“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其《长歌行》云:“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功业是他自觉的追求。在局外人看来,来到洛阳之后的陆机,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身不由己地挣扎在其中,直到被杀害。但作为当事人的陆机也许并不是这样的感觉,至少不全是这样的感觉。其《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云:“在昔蒙嘉运,矫迹入崇贤。假翼鸣凤条,濯足升龙渊。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轻剑拂鞶厉,长缨丽且鲜。”河桥之战前夕,在和司马颖的对话中,他自比管仲和乐毅,对自己才能非常自负。遥想士衡当年,“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1] (P1479)此时士衡将军的心态中虽然有忧惧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一种自豪和满足吧。
陆机强烈的功名意识的动机来自何方?由于《晋书·陆机传》中说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所以后世许多学者递相沿袭,皆认为陆机的功名意识与他崇奉儒学思想相关。表面看来,陆机服膺儒术,崇尚名教,勇于进取,以儒学为其思想根基。其实,陆机诗歌所缺乏的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德行意识和天下意识。
确切地说,“儒术”不等于“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是一种外儒内法的政治权术,它不同于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领域的学说。但是,在《晋书》中作者似乎对两者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别:“郑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16] (P991)“张规……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7] (P2221)据此,按照《晋书》作者的理解,陆机所服膺的也就是儒学。而这里的儒学是与玄虚放达之士风相对而言的。毫无疑问,陆机不是一个玄虚放达之士,陆机是一个追求进取的士人。但进取之士并不同于儒学之士。陆机《五等论》说得明白:“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其《长安有狭邪行》云:“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事实上陆机也不是纯粹的儒士。一个真正的儒士应该是以“修己安人”为人生目标的人,应该是讲求德行士节的人。原始儒家非常重视人格的修养和完善,主张士人应该具备气节。而陆机所缺乏的正是儒家所要求的节操意识。其《谢平原内史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遭国颠沛,无节可纪。”这里的“无节可纪”并非是在自谦,而是在陈述事实。关于仕晋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吴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势力,在晋国所进行的统一大业中败亡了,那么作为吴地的将军,在吴亡后出仕晋朝,不仅不能算作失节,而且应该说具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其行为值得肯定。但在当时,并不是人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北方士族把吴人看作“亡国之余”[7] (P45),所以陆机才有“遭国颠沛,无节可纪”的尴尬。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1] (P1481)的举止,与儒家所要求的士节相去甚远。“降节事谧”只是陆机士节有亏的证据之一。陆机入洛后曾任太子洗马,太子集团与贾谧集团争斗激烈,陆机一方面创作有《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皇太子赐宴》等诗歌颂太子“劳谦降贵,肆敬下臣”,一方面又与贾谧集团过从甚密。“(贾谧)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18] (P1172)陆机兄弟也属于贾谧集团“二十四友”中的成员。既然与贾谧集团关系密切,在剿灭贾谧的事件中,他又因“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作为赵王司马伦的中书郎,在清除赵王伦的事件中,陆机侥幸脱险了。最终他死在了自己衷心投靠的司马颖手中。进入北方的陆机,不断地投靠、依附于一个又一个权门。虽然许多时候不是陆机自愿的选择,但陆机的士节起码是无法让人赞扬的。
以天下为己任是原始儒家的核心精神。陆机诗歌虽然再现了他不断进取和追求,但他的诗歌中缺乏原始儒学所要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陆机有《短歌行》模拟曹操诗歌,对比曹操和陆机的同题之作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差别。陆机诗只是对曹操《短歌行》[4] (P349)前半部分的模拟,而曹操诗歌的后半部分则被陆机完全放弃了。如果忽略了曹操诗歌的后半部分,那么曹操和陆机一样,同样在写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盛大宴会,同样感叹人生苦短,同样认为应该及时行乐。因为有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才使曹操诗歌中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黯淡;因为有了生命苦短的体认,乃使曹操一统天下的壮怀更显慷慨激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曹操精神世界之写照。曹操诗歌之所以撼动人心,不仅在于它生命如露般的忧思,还在于那天下归心的抱负。而沈德潜则评价陆机诗曰:“词亦清和,而雄气逸响,杳不可寻。”[16] (P289)陆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功名,这在他的《遨游出西城》、《月重轮行》、《日重光行》等诗歌中表露得非常明显。在陆机的笔下,天道悠悠,时光飘忽,生命短促,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家族之誉,留不朽之名。可以说陆机是在为了个人的声名、为了家族的振兴而努力进取,在这里看不见丝毫的天下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功名意识实际上导源于士族意识、门第观念。当他把精力集中在家族的兴衰上时,他的目光自然不会去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陆机诗歌涉及到民生疾苦只有一篇,即《赠尚书郎顾彦先》其二。更多的时候,陆机的目光停留在社会上层,停留在个人的得失方面。
陆机诗歌中的情感是一个士族文人的情感世界,之所以让后人感觉他缺乏情感,其实是后人对情感内涵的不同理解。他所及的情是个人之情,是家族之情,但不是社会之情和天下之情。陆机诗歌中有国亡家破的悲伤,也有自己对不幸遭遇的记录。他的诗歌中弥漫着孤独感和失败感,在他生命的深处,有进取与退出的冲突,有南人北人的冲突,有士族与庶族之冲突。
家族意识促使诗人形成了强烈的功业意识,乡曲之思促使诗人加深了功业意识,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加强了重振家族的信心,又深化了诗人的乡曲之思。
从艺术形式上看,陆机诗歌形成了华丽绮靡的特征。这一特征其实也与陆机的士族意识相关。梅运生先生说:“奢华主要表现在士族地主的奢侈豪华生活上,养成了一种习性,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审美心态和审美定势,并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中古时代骈文、诗歌和辞赋非常重视词采的声色之美,正是士族文士爱好形式美在文学领域内的表现。”[19] (P287)是否可以说只是奢侈豪华生活导致了中古诗人对形式美的追求,是否可以说凡是士族诗人就一定喜欢繁缛绮靡的诗风,这些问题还可以再讨论。在我看来,陆机喜欢绮靡华丽的诗风应该与其士族意识有一定关系,也可以说陆机的士族意识导致了他在艺术形式上追求华丽绮靡的审美风尚。
士族意识的负面作用,前人已经谈得很多了:减弱了诗人对社会的关注,漠视民瘼,缺乏建安时代慷慨激昂的诗风,助长了六朝诗歌风格上的形式主义倾向。但我们也可以说: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在诗歌上具有开创意义。陆机诗歌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诗歌的完成与成熟。前有屈原、曹植诗歌中的贵族意识,后有谢灵运、庾信等人诗歌中的门第观念。陆机诗歌在士族意识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士族意识在中古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具备了这样的功业意识和家族意识、乡曲之思,我们便不能用模拟之作、无情之作去概括陆机诗歌的内涵,去否定陆机诗歌的诗史意义。着重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是一种全新的诗歌,它丰富了繁荣了诗史的园囿。贵族文学的出现引导诗歌从平民走向贵族阶层,开拓了诗歌表现的领域。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这是一个先辈显赫而自身生不逢时的士族人物,是一个为振兴家族而丧失了个人生命的士族文人。在诗歌形式上,华丽绮靡的诗风有利于诗歌技巧的发展,它引导诗歌脱离口语,走向典雅。刘勰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20] (P65)钟嵘云:“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2] (P79)其实换个角度看,“力柔于建安”,不是说没有力,“气少于公干”,不是说没有气。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还有一定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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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范晔. 后汉书·仲长统传[O].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梁]萧统. 文选[O].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程怡. 汉魏六朝诗文赋[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6][唐]房玄龄,等. 晋书·郑冲传[O]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唐]房玄龄,等. 晋书·张规传[O]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唐]房玄龄,等. 晋书·贾谧传[O]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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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