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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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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前的几百年中,陶渊明是寂寞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皆论及以前及当代的重要作家,但都没有提到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但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北齐阳休之汇录陶诗,并在《陶集序录》中称“颇赏陶文”,但却认为陶文辞采未优。尽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以“余素爱其文,恨不同时”、“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跋宕昭彰,独超众类”等高评陶渊明,但他却在《文选》中只录陶诗八首,而陆机的录了四十九首,谢灵运的录了三十九首,张协、左思的也比陶渊明的多录三首,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素爱”是打折扣的。到了唐代,王绩、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等都追慕陶之为人及其诗作,但对陶并非全无芥蒂地接受。王维早年时责难陶渊明守小而忘大,杜甫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大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1](P35)白居易认为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2](P107)陶在唐的情况正如《蔡宽夫诗话》中所言:“渊明诗,绝无知其奥者。”南北朝、唐朝言及陶者虽有几十位之多,但这几十位中可以说无陶之知音可言,可真真寂寞了这一大家。
宋代与南北朝、唐朝对陶的冷淡相反,而空前地喜爱起来,并贯穿宋朝始末。文字上论及陶者仅《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所录就有八十五家,他们尊陶、赞陶、学陶诗、和陶诗,并多以陶为知音,陶的接受史因此而热闹起来。历史对一过客有时旁置冷落,有时亲近非常,乍看是历史的闹剧,其实里面有不可更替的历史原因在左右。
一、文化气候
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原则往往形成一个独异的文化气候,而这一文化气候又会影响置身其中的文人士子的心态。
宋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对军事重臣说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身。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3](P50)这是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所玩的“杯酒释兵权”把戏,殊不知这一“金口玉言”为赵氏王朝在文化上定下了享乐性品位,宋代因此对享乐性生活的认可和推崇尤为显著,从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宋太宗说的“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可窥一斑。在权本位的政治体系下,中国人的享乐实用心态是随历史发展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氛围,有着上千年发展史的世俗享乐本身就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何况宋太祖、宋太宗等又威逼利诱别有用心地倡导之,这自然使大宋王朝的享乐之风变本加厉。赵匡胤及宋代的其他帝王又都缺少唐代明君所具有的豪迈与放达,大唐帝国的崩溃,五代十国的风起烟灭,使他们忧心忡忡于国内之祸患。内患意识使得宋代帝王在帷幄运筹中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治军事策略,加强了中央集权。“陈桥兵变”式的历史闹剧虽然因此避免了,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再加上朝内剧烈的党派之争,使为官者莫不人人自危。大批的为官为政之人,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入朝则得过且过,出朝则自寻逍遥,享乐人生。奢侈浮靡的享乐自上而下,就连三任宰相的吕蒙正、主张节用爱民的欧阳修也是乐此不疲。
宋代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也为有宋一朝的享乐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城市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大的突破。北宋以前,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是严格分开的,而且大多实行宵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坊界限打破,宵禁取消,金银铜铁货币及“交子”开始通行,于是,商业、手工业、娱乐业、服务业等大量兴起,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遍及各地。《东京梦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处去,通宵不绝。”城市生活热闹到这种程度,难有耐得住寂寞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相乐。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宋代柔软性、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便形成了。
宋代平民气、世俗气的享乐不同于晚明思潮下的纵欲享乐。晚明的文人士子已乱了“方寸”,宋代的文人士子不但没有乱“方寸”,而且保持并深化着传统儒家的人格精神与品德操守(宋代的理学精神可以为证)。宋代文人士子在这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下,该何去何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随波逐流者自甘沉溺,昂首矫俗者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历朝历代的官场腐败主要是入仕之人不恪守德性、惟利惟欲是图所致,陆九渊曾论道:“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4](P493)“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又唯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4](P276)为了社会之治,宋代从赵匡胤就开始自上而下地注重德性上的教化,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理学,所以,宋代不乏以“孔颜乐处”为高标和趋向淡泊者。梅尧臣以淡泊为人生正味,奉行“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的准则,范仲俺、韩维等也都有推崇淡泊自守的言论。王昭素讲《易》在宋初也甚有影响,赵匡胤把王昭素对其言的“治世莫若爱民,养生莫若寡欲”朝思夕诵,作为治世养生之术,这对他所诱导的享乐性生活也起了扶正纠偏的作用。  
佛教在宋代有很大的影响,不少君臣喜佛好佛而身体力行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驳了享乐之风。赵匡胤曾诏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于成都写金银字《金刚经》,可见他事佛的虔诚。赵匡胤为了江山社稷的安稳,别有用心地诱导大臣们享乐,而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本于佛家思想,告诫他们要惜福,不要为伤生的恶业之端。永庆公主有次衣着华丽地入宫,赵匡胤不悦,批评道:“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效仿。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3](P286)“利欲如摽锋”、“积善来百祥”等佛家说教在宋代的一些官吏身上也有所体现。护国节度使陈思让在任期间“无败政,然酷信释氏,所至禁屠宰,俸禄悉以饭僧,众号为陈佛子。身没之后,家无余财”。[3](P329)
宋代在儒道佛相应思想的作用下,追求恬静寡欲的淡泊人生也成一潮流,与享乐人生相反相成,享乐气愈浓,淡泊之追求也就愈强。在如此的世风下,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斯滥岂攸志,困穷夙所归”的人品就成了一面旗帜,因此而得到同道相契者异口同声的推尊。朱熹赞论道:“晋宋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5](P187)宋代还注意到了陶渊明“耻事二姓”重名节的人格,这一人格在南北宋党派之争民族之争不断的政治环境中,颇受从一而终的仁人志士的推崇。林甫在《省心录》中言:“陶渊明无功德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文天祥《海上》诗云:“王济非痴汉,陶潜岂醉人。得官需报国,可隐即逃秦。”以上是在大文化环境下宋代对陶渊明人格人品的接受。
二、复古革新
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致使石介惊呼,举中国而皆从佛、老。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当时的浮靡文风。这些举措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中唐的复古中求变革的学术运行机制在宋代又开始运转起来。
宋代的经学复古与唐代的依古注治经的复古做法不同,而是对以“五经”为代表的汉代经学体系大胆怀疑,欲求在考证和重新阐释中恢复“五经”在先秦的“样子”。据《能改斋漫录》记载:“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刘原甫撰《七经小传》,多出己意,与汉儒旧说不同;王安石“视汉儒之学若土梗”,二人已有另起炉灶之势。欧阳修、苏轼、苏辙对儒学中的汉学体系也有怀疑和非议,此不细举。
宋人经学研究中突破最多的是《诗经》研究。宋以前,说《诗》者皆宗毛、郑之说,视之为金科玉律。而宋代说《诗》者对汉儒在《诗经》的序、传、笺中做的穿凿附会和曲解原文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指正。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等在总体上向汉儒《诗经》学体系发难,并在部分问题上打开了突破口。南宋时,《诗经》研究者重新对《诗经》进行全面的梳理、考证、研究和阐释,而且多有新见。郑樵认为《诗序》不是圣贤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王质对汉儒《诗》学也是持否定态度,但他并没有采取直接批评的方法,而是对《诗经》重新诠释,用了30年的时间,撰写了《诗总闻》三十卷。朱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为深细的探讨。所撰《诗集传》,弃旧序,写新序,对《诗经》作品逐一解释,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诗》的真实目。朱子强调要“平心看诗人之意”,他在《诗集传》中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还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的阐释和观点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诗”人和《诗》的原貌,但《诗经》在汉儒的阐释中所产生的规约性、神圣性却都随之远离了。
宋代儒学上的复古,目的是为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鼓吹道统,可是对汉学体系的推翻却也抹去了经学的神圣性及其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的鼓动性,使经学平民化了。以平民化的“经”为指导思想的士子也就以“平民”的心态入世,所以,宋代儒学上的复古,复出的是平心静气的心理,这与魏晋南北朝儒学萎靡状态下的士子心理相近。心态上的契合使宋代不像唐代(唐代士子们大都急功近利,有贵族化心态)那样冷淡陶渊明,而是以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亲近之。
文学上,宋代在反对浮靡文风中也在走复古道路,其目光投向晋宋,甚至再前的“古诗”时代,认同其高古朴素、自由无为的艺术境界。与唐人的“好诗婉转如走丸”之追求不同,宋人重古诗的意象简朴。吕本中言:“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6](P572)张栻说:“古诗皆是道当时之时事,今人做诗都爱装点语言,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7](P532)吕本中不喜齐梁绮靡气,但并没有以唐诗为学习样本,可见他也不喜唐诗之“婉转走丸”气;张喜欢像古诗那样直道其事。从宋人诗论和诗作上看,宋人对风华正茂之诗是卑视的,而这正是宋人有意识地对诗歌灿烂之唐代的超越。所以,苏轼等看重古诗的高风绝尘,欣赏陶诗的超然。陶诗的超然自然是迎合了宋代诗歌在复古中欲求超越唐代的意旨。总之,宋代的复古革新运动把文人墨客带到了陶渊明的近旁。
三、思想感情
汉魏以来,佛道思想广泛传播,对儒家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碰撞融合,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演变。性命之理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老问题,佛道之学深入人心并蔓延,自然会使老问题生出新观点。虽然宋代学术界不时有排斥佛老的口号,但这并没有影响儒、释、道三教在宋代的交融。佛学的空寂、冥悟,道家的虚静、逍遥,与儒家的温柔敦厚、治心是极相亲近之说,正是基于这相近相通的层面,宋代出现了儒为主佛道次之的三教合一之学——理学。理学家出入佛道最后所要完成的就是营造一个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入圣”境界,从而使儒学面目一新,并达到其“修己安人”的社会目的。理学的理想是欲求在安身立命中实现治世安人,这就重新树立了士子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务求理义的智慧化自觉、内敛的修身实践与为人师以匡世的统一。所以,宋代思想家特别强调“静”,主张“以静为本”,主张在“静”中体识万事万物之理,以求知道达机。在这种思想氛围下,文人士子的思考虽然多无意禅定,却在不自觉中进入了禅定式的思悟状态。陶渊明诗中有不少类似禅定状态的诗境,故颇得宋人的嘉许。施德操在《北窗炙四则》中有言:“陶渊明诗云:‘山色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其他人还多以“此老悟道”、“知道之言”等语赞陶。苏轼还曾反驳杜甫“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之言,于《书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道:“《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言”的言行,堪称大彻大悟者之言举,故深得宋代坎坷之士的追慕。辛弃疾以陶渊明为自己归隐闲居之精神上的慰藉者,这在他的词作中多有表白,其《水调歌头》(赋傅岩叟悠然阁)下阕写道:“回首处,云正出,鸟倦飞。重来楼上,一句端的与君期。都把轩窗写遍,更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万卷有时用,植杖且耘耔。”思想境界的相慕相投,使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距离走到了一起。
宋朝人之感情相对于唐人的,有进入“老”境之感。“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感叹、美人迟暮的悲伤是宋代文人士子的感情基调,偶尔的金戈铁马之声只是已经兴不起风浪的“老”之心态所产生的几个浪花而已。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伟大诗人虽早年豪健清雄,但后期多萧散简易。这种感情基调是与宋代用人尤其看重“老成持重”相一致的,据《国老谈苑》载,寇准“年三十,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遂服地黄兼饵芦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于是不久为相。这看起来简直是笑话,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当朝者的心理年龄状态。所以宋人对人之老境多有论说,周必大于《跋王民瞻诗》中言:“人年八、九十,语必谆谆。”《容斋随笔》卷十四言:“士之处世……见纷华繁丽,当如老人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两处引语流露的都是对“老”境的钟情和有意的倡导,由此可以看出宋人对“老”境的留恋和欣赏。“老”境的平淡素朴与陶渊明的平淡素朴是相同性质的感情状态,处于“老”境的宋人也就不难理解和接受陶渊明,也就不难识破陶诗真味了。黄庭坚跋陶渊明诗卷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8](P99)便能窥见其境,而这恰是唐人做不到的。
一个朝代对前人的接受是以该朝代思想感情上的特点为决定因素的,宋代思想上的禅定状态和感情上的进入“老”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陶的喜爱。
四、诗歌审美
宋代特喜欢陶诗是与其诗歌审美理想分不开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是自宋代开始的,并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中。宋人的平淡诗观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的经典表述。诗以“古淡”为高是梅的主张,也是其他人标举的境界。欧阳修在《读张李二先生文赠石先生》中言:“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苏舜钦《赠释秘演》中有言:“不肯低心事雕凿,再欲淡泊趋杳冥。”王安石《冲卿席上得作字》也言:“古声无淫,真味存淡泊。”“古淡”在宋初成了复古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审美趋向。当时真正“古”而能“淡”的当是梅尧臣了,梅诗笔尚朴拙,意象清雅,立意平实,又多用五言,长于五古,相对于西昆体之七律的丽密致,相对于石延年等诗的慷慨任气和苏舜钦七言古诗的宏壮豪犷,都显出十足的平淡气质。宋人对梅评价道:“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9](P244)他的实践和主张使原来宽泛朦胧的美学主张有了一个真实有力的范本,平淡理论的探索因此有了明确的方向。
继梅、欧等宋初诗人后,苏轼、黄庭坚把平淡诗美的探索推进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平淡诗美追求上的最高成就,但两个人的视野是有所分别的。苏侧重于从审美情感上把握平淡的韵味和风神,特别强调平淡中的“至味”、“奇趣”,因此,他高度评价司空图关于“韵外之致”的观念和实践。黄庭坚则侧重于从艺术的角度把握造于平淡的艰难历程,把平淡视作含纳大巧而又纯熟无迹的艺术境地。
在宋代,平淡不是少数人的诗美理想,而是较普遍的审美倾向。宋初流行“白体”,该体以浅近的语言抒写闲适的情趣,李、李至等文人士子多操笔于此。宋真宗为改当朝“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的风气,下令禁止属辞侈靡浮艳,并亲自“选其平淡者”八联为标准。真宗朝后期,盛度、晏殊等倡学韦应物,追求平淡之风。再后来还出现了以闲适为宗旨的“邵康节体”,可以看出,平淡是大宋王朝诗歌审美的主调,宋代文人士子多喜陶诗、论陶诗、学陶诗、和陶诗,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在宋代首先打开陶渊明接受新局面的是梅尧臣。他是第一个倡导并学习陶诗的宋代诗人,而且第一次对陶诗平淡而深邃的美学价值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并奉之为美的极致,从而开拓出超越唐人的陶渊明接受史。梅44岁前把陶诗作为师法的对象之一,只有一次用平淡论诗;44岁后大力学习陶诗,屡次以平淡论诗,而且将平淡与陶诗并论;50岁左右的梅尧臣提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的艺术主张,已超越了对陶诗的学习层面,而是身体力行之。梅44岁后力学陶诗,既与其祸不单行有关,也与知心朋友间的唱和有关。与梅尧臣有交往的晏殊、韩维等人也都推尊陶诗,他们之间以陶诗之风格相互欣赏推许。宋初对陶之接受新局面的打开,为苏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陶诗奠定了基础。
苏轼所谓平淡中之“至味”、“奇趣”,主要是萧散野逸之趣,因此苏轼的平淡诗观较之梅尧臣就更为直接地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苏轼大量赞陶、和陶诗是写在戴罪出贬黄州之后,他曾在《与李公择书》中评自己贬窜之际的生活言:“仆行年五十,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辈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苏轼面对人生困境冷静乐观,任真自适,与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言”是同样的风格,所以他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中自称:“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苏辙还在为苏轼所写《和陶诗引》中转述苏轼之语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因此,苏轼追和陶诗109首,而且推渊明为千载独步之首位诗人。考诸宋代,甚至宋以后诸朝,与陶渊明风调相续者唯有苏轼。
黄庭坚追求“萧然于绳墨之外”,无意为文而意已至的妙境,他论陶也取向于此。他在《题意可诗后》中说“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于《论诗》中说“渊明直寄焉耳”,于《赠高子勉》中言“彭泽意在无弦”。因为陶之作品的浑然无法,黄庭坚所以尊陶学陶。这好像与宋代平淡的审美追求相偏离,其实,宋代在平淡上的审美,不只在意象上,还包括在诗法上。苏、黄后,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喜陶诗、和陶诗、论陶诗。大理学家朱熹也深爱陶诗,他曾论道:“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无由到古人佳处。”[10](P113)朱熹说出了宋人喜陶诗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萧散冲淡”的审美趣味使得宋人把陶诗奉之为圭臬。
以上四个方面不可截然分开,而是交融在一起的,它们的合力促成了有宋一朝对陶渊明的空前喜爱、空前接受。这四个方面也是就大处言其原因,细枝末节之因没有论及。最后须补充的是,宋代对陶渊明的空前接受是以陶之诗文、陶之传记在唐代、宋代的广为传播为前提的,尤其是离不开宋代广泛流行的陶集抄本、刻本对陶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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