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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赋学观的缺失 ———从魏晋赋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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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汉魏以来零散、片段的赋论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创新,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赋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其赋学观在《文心雕龙》诸章中多有体现,而专论于《诠赋》一章。《诠赋》是刘勰评析赋体文学发展与流变、诸代创作特点与得失、标举名家名作、表达作者赋学观的一篇文体评论文章。文中提出“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如此而论,刘勰赋学观甚明。事实上,此一理论的完美和模糊性使人不易把握,作者的认识实践和评论活动也与之颇有出入。刘勰的赋学观如何?他对历代赋的评价态度怎样?刘勰对汉赋的评价观点,学术界多有研究,而他对魏晋赋的态度则少有人作专题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了解刘勰对历代赋评价态度的关键环节,并有助于认识刘勰的赋学观。因此,本文拟以《文心雕龙·诠赋》所举“魏晋赋首”八家为视角,探讨刘勰对魏晋赋的观点和评价,以期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刘勰的赋学观。
                  一
《文心雕龙·诠赋》中推举了周秦至两汉十家“辞赋之英杰”和八家“魏晋之赋首”。其“辞赋之英杰”是:荀况、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十位。其中,荀况、宋玉为辞赋的奠基者,贾谊为骚体赋代表作家,王褒为咏物抒情赋名家,除此之外,其余六位全是大赋名家,以擅长“京殿苑猎,述行叙志”题材的大赋而显名。可见刘勰虽重视辞赋的创新,却特别推崇体物写志大赋。就战国至汉代这个辞赋形成与繁荣时期,推此十位为辞赋之英杰,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不刊之论。不过,刘勰推崇大赋的态度,却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魏晋赋首”八家的推举上,缺失自然产生。《诠赋》载曰: ……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1]
以上一段论述中,刘勰标举了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等魏晋八赋家,概括他们创作的长处及特点,推为魏晋赋家之首。于是,当我们对“魏晋赋首”八家的创作作一番巡礼之后,刘勰对魏晋赋的评价和观点即可见出一斑。
(一)刘勰重视文学的革新与通变,肯定魏晋赋家的创新与开拓性的成就。
  “魏晋赋首”大多是在魏晋赋的体制发展、演变,题材的开拓,思辨内涵的揭示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创造出优秀篇章者。王粲是建安文坛上第一位大量写作抒情小赋的作家,他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赋体文学从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转型的特点,是建安新赋风的积极开创者。左思《三都赋》、潘岳《藉田赋》《西征赋》是魏晋赋坛上少有的京都、典礼大赋和纪行长篇,因此颇令人注目。刘勰在《才略》篇称左思“尽锐于三都”,潘岳“钟美于西京”,与《诠赋》评价态度是一致的。陆机《文赋》用赋的形式表达文学批评观点,反映了魏晋人对辞赋题材的积极开拓和对赋体创作的大胆实践。成公绥《啸赋》乃是魏晋新的音乐题材作品。啸,非丝非竹,而是“肉”,却能表现出丝竹难以企及的妙音,实为别具一格之音乐。其《天地赋》题材崭新,意象宏博广大,意含颂美,也是西晋赋坛的佳作。郭璞《江赋》是第一篇以浩瀚奔腾的长江为对象的作品,是东晋江海赋的奇构。袁宏《东征》《北征》二赋,当时影响极大,时人称誉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2](《袁宏传》) 由此可见,刘勰推举的“魏晋赋首”乃各擅胜场,在魏晋赋坛上都具有开创之功。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1] 正是从通变的角度、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文学,他论诗、骚、赋、论等各体文学,均能揭示出文体发展之特征,给予各个时代的创作以准确的概括和把握。“酌于新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就是刘勰的通变观。这种通变观在魏晋赋首的标举评价中同样有明显表现。
(二)刘勰对魏晋赋首创作的推崇,尤重宏大题材和体制,追求赋的宏丽美。
刘勰所推崇的魏晋赋首的作品,从题材上看有汉赋传统题材:都邑、藉田、纪行、音乐;有新题材:江海、登览、论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题材宏大广博,或物象宏大,如都邑、江海;或场景宏大,如藉田、典礼;或活动空间广阔,时间悠远,如纪行、登览;或思维空间阔大,驰骋想象自由,如音乐、文论。由于题材的宏大广博加以铺叙手法的运用,这些作品多体制规模庞大,表现出对汉大赋的继承。魏晋时期乃是赋体文学从散体大赋繁荣时期走向抒情小赋发展的新阶段,虽仍出现一批体物大赋和长篇抒情赋,且颇引时人的注目,但它们毕竟不是魏晋赋的主流,而不过是两汉大赋的余绪。最能体现魏晋赋坛创作风貌的是那些形式多样,情感内容丰富,体制短小活泼的咏物抒情小赋。然而,刘勰在标举魏晋赋首之名篇佳作及创作特长时,却专注于大题材和巨制长篇上。事实上,魏晋名赋家们大多在抒情小赋的创作上取得了远比他们的长篇大赋更为突出的成就。王粲、曹植、阮籍、向秀、陆机、陆云、潘岳、成公绥、张协等都是抒情小赋名家,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大推动了赋体文学的发展,在大赋衰落之时,魏晋赋家们以振起一代新赋风为己任,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发的抒情小赋繁荣的局面。但刘勰对魏晋赋坛、赋家抒情小赋的突出成就却少予关注。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刘勰持以大赋为正宗的观点,对大赋从题材到体制情有独钟。刘勰推崇徐干,或者可以从这点上得到解释。在建安赋坛上,无论从题材的开拓、内容的创新、名篇佳作的特出诸角度看,徐干均难有“赋首”之高誉。旁人勿论,曹植的成就即远高出徐干,为什么刘勰推崇徐干而不是曹植?或阮籍?或向秀?或者可以这么说,徐干曾作《齐都赋》,颇有齐地舒缓纡徐之风,刘勰出于对传统都邑题材的重视和以大赋为宗的观点,因此推举徐干。
(三)刘勰对魏晋赋首作品的推举,瞩目于作品的政教讽谕,表现了重讽谕的赋学观。
《诠赋》中明确表达了刘勰对赋讽谏内容的强调,曰:“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反对徒有华美的形式而缺乏讽谕意义的作品。《诠赋》中所推举的魏晋赋首各家作品都具有大题材大体制且富有讽谕性和经世致用的特点。请看,《三都赋》赞美魏国之贤君依先王制度,以仁义礼乐治国,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朝君主的颂扬和希望。此赋迎合了期盼中兴的西晋士人的心理,故产生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藉田赋》歌颂晋武帝行藉田礼,劝稼穑、重农事,勤政爱民。《西征赋》写作者赴任长安令时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积德延祚,莫二其一”的治国思想和忠于职守,取信于民的为官从政之道。郭璞《江赋》描写长江宏博富赡、多姿多彩的状貌,表现了对江南美丽富饶的赞美和热爱。《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 [3](卷十二) 其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袁宏《东征赋》《北征赋》咏史鉴今,赞颂江南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为东晋立国江东树立信心,表达了对东晋王朝的拥戴,立意与《江赋》同。王粲虽失意伤世而功业之志未泯,其《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成公绥《啸赋》,仍不离“独善兼济之志”。十分清楚,刘勰对魏晋赋的举荐,讽谕内容是重要的一个条件。
可见,从“通变”精神出发,刘勰对魏晋赋家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辞赋成果虽然加以肯定,但他更多推崇和关注的是巨制鸿篇且具有讽谕意义的大赋作品,这种批评上的偏颇,乃源于刘勰一以贯之的“尚宏丽”、“重讽谕”赋学观的缺失。 
                二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及其代表作的推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尚宏丽”、“重讽谕”正乃刘勰评价魏晋赋的标准,也是其赋学观的核心。这一赋学观特异于魏晋而与汉人同趣。
众所周知,汉人赋学观的基本内容是“巨丽”和“讽谕”。诚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的夸耀:“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巨丽”是汉人作赋的追求。汉代是一个大赋的时代,一代士人大多倾其才学于大赋的创作,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代名赋家无不以宏丽博达的大赋饮誉于世。为写作大赋,他们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耗尽才思。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二赋,乃是“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4](卷二) 。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5](P1897) 。司马相如总结作赋经验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4](卷二) 这些记载说明了巨丽宏博之美正是汉代赋家创作的自觉追求。而汉武帝初读《子虚赋》有恨不与作者同时之叹,司马相如因献《子虚赋》《上林赋》而得官等等,则又说明了此类赋在汉代是受到何等的推崇与重视!它不仅为士林所倾心热衷,而且深得统治者青睐。巨丽宏衍之赋因适应了汉帝国的国势声威,契合于昂扬豪迈的时代精神和世人心理,因此深受重视,故“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 [1](《诠赋》) 。
汉赋往往曲终奏雅,寓讽于劝,形成了“巨丽”“讽谕”相联系的形式内容两大特点。司马迁评相如赋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6](P3073) 班固《两都赋序》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3](卷一) 讽谕是汉赋创作的指归,扬雄“奏《甘泉赋》以风” [7](卷七) ,“因《校猎赋》以风之” [8](卷八)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两汉赋家都带着很强的用世精神来写赋,赋作巨丽弘衍的体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颂圣、讽谕服务的。
与汉人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相比,魏晋南朝人的赋学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安三国时期,当汉帝国大厦在军阀混战的兵燹烈焰中轰然坍塌之际,人们在反思、怀疑两汉经学的神圣和权威的同时,一种思想解放思潮悄然涌起,人性开始觉醒,文学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尚倏然产生。曹丕“诗赋欲丽” [9] 的主张,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10] 的观点先后提出,标志着文学的经学附庸角色开始转变,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开始确立,文学艺术美的形式及抒情功能已为人们所接受。诗、赋可以不必汲汲于讽谕、教化,赋的根本功能、作用在于抒情,这是魏晋赋学观对汉代赋学观的一大超越和根本性的突破。
在曹丕“诗赋欲丽”观点提出的同时,曹植提出“辞赋小道”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11] 曹植认为,辞赋的作用、功能,并非在于“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否定了赋的讽谕教化作用。他认为,辞赋乃“小道”,并非经书一类崇文高论,因此其表现范围应广阔得多,“街谈巷说”、“闾里风谣”,以及庶士匹夫之情思均可以成为表现内容,这就从文体性质、题材、内容方面,为赋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辞赋小道”的观点,是对两汉以来赋学观贵族化、宫廷化和政教化特征的否定和冲击,而表现出新赋学观的平民化、通俗化和情感化特点。正是“缘情”和“辞赋小道”观点的结合形成了魏晋人具有大众化特征的赋学新观点。在新的文学风尚和赋学观念下魏晋赋风大变,体制宏丽的讽谕大赋已相当少见,咏物抒情小赋大量涌现,魏晋人视作赋为一种即兴咏叹,抒怀叙志的个体活动,而非庄重严肃的崇高事业;赋不再是一种政教工具,而是一种情感载体,它书写灵活轻便,贴近人生,走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魏晋赋表现为体制短小,题材丰富且趋于小化细化,描绘细腻,抒情性浓的特点。魏晋之后,从刘宋至齐梁,此风相沿并愈趋绮靡。
魏晋赋风与两汉迥异,魏晋人的赋学观亦有别于汉人。虽然,刘勰对汉赋宏博的形式也有过批评,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1](《才略》) 但总体而论,刘勰肯定和推崇汉大赋的态度是明确的。刘勰认同并接受汉人“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以此标准看待评价汉赋,故中肯而切合时宜。《诠赋》中称司马相如《上林赋》“繁类以成艳”,王褒《洞箫赋》“穷变于声貌”,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扬雄《甘泉赋》“构深玮之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含飞动之势”,对汉大赋作家及其宏丽之赋一并加以肯定和推崇,举为“辞赋之英杰”。遗憾的是,他未能以通变的精神去看待魏晋赋,去认同魏晋人的赋学观,而仍以“宏丽”“讽谕”的标准来衡量评价魏晋赋,局限和偏差必然出现。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乃因其反对齐梁文风所致。 
                三
中国文学自建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晋、宋、齐、梁诸代作家学者的努力,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文学的各种表现技巧和方法,如对仗、声律、练字、辞藻、比兴、熔裁等,都得到进一步探索和提高,诗、文、赋各体文学创作,均展示出艺术形式美的特征,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绮艳华美的文风。伴随文学艺术形式的进步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与此风相联系的作品内容的狭窄和苍白。
刘勰生当齐梁之际,目睹绮艳文风弥漫,深感不满而大加挞伐。他在《文心雕龙·丽辞》篇说:“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对魏晋时期诗文描绘的细腻,文字的对偶,遣词造句的精密,情感表达的巧妙而体现出雕琢痕迹多予批评。其《指瑕》篇曰:“晋末篇章,依稀其旨……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批评自晋宋以来,作品情感意旨模糊空虚,文风空泛浮夸,相沿不改。《通变》篇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又曰:“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认为近世文学的发展愈加浮艳,缺乏质实的内容,真乃一代不如一代了。总之,刘勰批判的矛头直指晋宋以来的文风,遍及“魏晋群才”、“宋来才英”、“今才颖之士”。并认为晋宋齐梁辞赋乃此种绮靡颓败文风之典型,《情采》篇曰:“……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这种一概否定、贬斥的态度,实际上与他的艺术修养和文学观又是矛盾的,但为除绮艳文风,就不能给它以应有的地位,此乃“除恶务尽”,或曰“矫枉过正”吧。刘勰以变革齐梁文风为己任,反对绮丽的文风,并认为形式美的追求始自魏晋———“魏晋浅而绮”,且源于辞赋。那么,魏晋辞赋大有始作俑者之嫌了,自然不为刘氏所重视。
面对浇薄文风,刘勰志在救弊起废。他倡导“征圣”“宗经”,他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1](《征圣》) 他又说:“故练青濯绛,必归蓝 ,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1](《通变》) 主张向古圣先贤之文学习,向经书学习。诗文如此,赋亦当如此。当然,汉赋算不得“经”,但当刘勰引导人们向前代先人去寻找规矩范式之时,于赋自然首推富含颂圣颂美的汉大赋了。
由此可见,正是从变革齐梁文风的目的出发,刘勰推崇汉赋而批评魏晋以来的抒情小赋。因此,刘勰不是以魏晋人的赋学观,而是以汉人的赋学观,不是尊重魏晋新赋风的特点,而是以汉赋为标准来观照评价魏晋赋,也就可以理解了。毋庸置疑,刘勰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杰出的理论才华,他对文学艺术的体悟和把握是相当深入的,论及艺术技巧、手法之种种,他津津乐道,并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及诗教观又给他以深刻的响影,为政教之用,他又必须强调宗经征圣。在艺术和政教两方面,他常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使其文学观常表现出龃龉和矛盾。他希望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形成艺术与政教之合力,实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但如此“中庸”“中和”之美,似乎未易达到;而或“绮”或“艳”,或“侈丽”,或“浮夸”,处处有之。于是,刘勰对晋宋之文就大加贬斥了。应该看到,晋宋齐梁之文对艺术美的追求,一方面造成了“为文造情”、“采滥忽真”之弊,尤其是齐梁贵族及宫廷文人的作品,大多绮艳浮靡而缺乏充实的内涵;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华实相符、情采兼美之作。且晋、宋、齐、梁诸代文风未可一概而论,魏晋之际乃尚丽求巧之始,华美的形式尚未能掩其质实的内容,宋齐以下乃愈发“富艳”“绮靡”,并流风不返。另一方面,晋、宋、齐、梁诸代作家学者,致力于文学艺术技巧的探索和追求,大大推进了文学艺术形式的进步和发展,使文学形式美得到了充分展示,文学艺术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其艺术创造及开拓之功,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曾说过:“ 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1](《程器》)在他看来,文学与政教,二者并非平行关系,士人的文学艺术修养及才华终须为经世致用服务,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最根本体现。明白这一点,则刘勰文学思想之矛盾,以汉大赋为宗而缺乏对魏晋抒情小赋的认识,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作者之必然,而后世读者则未必所以然。
综上所述,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了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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