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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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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就是考察乐府歌辞在形成时是一个什么样子。远古时代,诗、舞、乐三位一体,如《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1)。

“投足”就是舞蹈的姿态,“歌八阕”,有“乐”有“诗”。又,《宋书·乐三》: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2)603。

又有“作伎”又有“倡(唱)”,那应该是又化妆或为舞蹈、又演唱的。

“诗”渐分为两途,一是脱离了舞、乐,一是仍与舞、乐或只与乐之类音乐性共生存同命运,后者就是所谓乐府歌辞。我们讨论乐府歌辞,既面向乐府歌辞的文字本身,更要把乐府歌辞与其音乐性结合在一起讨论。又,《汉书·艺文志》称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历来研究乐府歌辞者,无不探寻其本事,因为那是其原生态产生。乐府歌辞的音乐性,或由歌辞作者实施,或由乐工实施,因为乐工承担着对要演奏的歌诗进行适应演唱的改编;因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产生,还在于乐工的参与。而从另一方面讲,文人创作诗歌,一旦进入乐工的演奏,其原生态状况就被改变了,这就是乐奏辞与原生态的本辞是有所不同的。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涉及的面比较广,本文择其要者述论于下。

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构成

乐府歌辞的音乐性,或表现在其具有音乐性结构,《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题解:

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3)376-377。

这里点出了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解是音乐性的段落标志;辞为歌辞;声,是乐声标注;艳、趋、乱、和、送,或仅是器乐演奏,但大多数情况是有配辞的,这些配辞与正曲一起构成形式上完整的乐府歌辞。这样的乐府歌辞的各个部分,在内容上有时是相互配合的,如《孤儿行》古辞的“乱曰”:

里中一何饶饶,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3)566。

前述孤儿遭遇,“乱曰”则是总控诉。很多情况下,艳、趋、乱及正曲在内容上并非一气呵成,只是因为乐曲才凑在一起,如曹操《步出夏门行》有“艳”: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3)545。

那么,这里的“艳”与以下的《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的内容是各自独立的,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铺垫;而其各章末尾的“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与全诗意义无涉。又如《宋书·乐三》之大曲:

《白鹄》《艳歌何尝》(一曰《飞鹄行》)古词(四解):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裴回。(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2)618-619

“趋”与正曲本来不是在一起的,所以沈约有注。正因为它们是由音乐上的关系连配在一起的,故内容上有所出入,前四解述白鹄的雌病雄别而泪下,趋则述人间夫妻的离别哀伤。但是,之所以又连配在一起,又因为它们内容有相关性。另外,末二句显得很奇怪,这种情况怎么又“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呢?萧涤非云:“汉魏乐府,结尾多作祝颂语,往往与上文略不相属,此盖为当时听乐者设,与古诗不同,不可连上文串讲也。”(4)这二句原来是与全曲不相干的套话,是不能与全曲连在一起分析的。且“‘念与’下为趋曲”,就应该是不属于瑟调曲而截取其他曲调而成。

因此,我们在阅读欣赏乐府歌辞时,尤其要注意各个部分的相辅相成,如《乐府诗集》所载《西乌夜飞》题解:

《古今乐录》曰:“《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3)722

共录曲五首,每首五言四句。那么,第一首在演唱时候就应该是这样的:

白日落西山,还去来。日从东方出,团团鸡子黄。夫归恩情重,怜欢故在傍。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

而不简单是“日从东方出”四句。

由此,我们也理解许多乐府诗是拼凑而成,拿我们最为熟悉的《木兰诗》来说,梁横吹曲《折杨柳》曰: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唧唧复唧唧,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3)1317。

那么,北朝民歌《木兰诗》前四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3)373,只是《木兰诗》形成时期的借用,并非可以恰切解释木兰的“当户织”的身份。而有些乐府歌辞本来就是两首诗合成的,但其已经因为乐曲的缘故合成了,就不能分开来分析了。如《乐府诗集》载《长歌行》古辞,《沧浪诗话·考证》云:

《文选》长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园中葵》者。郭茂倩《乐府》有两篇,次一首乃《仙人骑白鹿》者。《仙人骑白鹿》之篇,予疑此词“苕苕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5)。

实际上乐府歌辞就是如此拼凑的。

二、本辞与乐奏辞的差异

乐府歌辞合乐演唱的情况,有时因为时代不同而演唱的歌辞不同,有时乐工要改动诗人的诗以合乐;《乐府诗集》所载相和歌辞,往往标明“魏乐所奏”、“晋乐所奏”、“魏晋乐所奏”、“本辞”以说明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起者与原生态有什么不同及其原因。

《乐府诗集》录《东门行》,其本辞为: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右一曲,本辞。)(3)550

而“晋乐所奏”有“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及妇人语“平慎行,望君归”云云,官府演奏时的版本,其意识、意味自然不同。

又,《乐府诗集》录曹操《短歌行》有二首,“晋乐所奏”比“本辞”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八句,且将“明明如月”四句提至“呦呦鹿鸣”前(3)447。又有曹操《苦寒行》,乐奏辞将本辞每四句作一解,凡六解,前五解首二句皆重复后八字,第六解的十字皆重复。于是,孙尚勇认为:

《短歌行·对酒》和《苦寒行》的本辞是魏武帝原创,而乐奏辞则不能用以说明他的诗歌成就(6)232。

据此,我们就知曹操《短歌行》“周西伯昌”,仅录了“晋乐所奏”,那一定是经过乐工加工的,不能认为纯粹是曹操作品。

三、乐府歌辞的音乐性背景

乐府歌辞与诗的最大不同,就是其音乐性。虽然乐府歌辞现在也是不能演唱的,但是我们稍稍努力一下,其部分音乐性还是可以复原的,以下尝试之。

其一,由音乐性考辨乐府作品的内涵。如乐府歌辞音乐性的题目自然应该有音乐性的内涵,如《乐府诗集》的《长歌行》题解:

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艳歌行》云“咄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3)442。

又如《文选》录陆机《吴趋行》,李善注曰:

崔豹《古今注》曰: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7)。

乐府歌辞的题目标明地名的,大多是地方土风,当其具有地方音乐特色时,这种地方音乐特色对作品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又,依什么乐器创作,乐府歌辞的意味会有所改变,杨恽《报孙会宗书》: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8)缶,瓦质的打击乐器。那么,用缶作伴奏乐器的作品应该是怎样一种风格,自然读者有自己的理解。又如《乐府诗集》马援《武溪深行》题解:

一曰《武陵深行》。崔豹《古今注》曰:“《武溪深》,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以和之。名曰《武溪深》。”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3)1048

笛声多慷慨而悲,通过此曲是用笛伴奏,也能探求其些许情感因素。《乐府诗集·郊庙歌辞二》谢庄《宋明堂歌》题解:

《南齐书·乐志》曰:“明堂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又纳音数,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3)15

那么依“音数”而言,《宋明堂歌》中的《歌白帝》就应该是九言诗,而不能像现在断为四言、五言(6)370-372。

其二,乐府歌辞因曲、舞的妙绝而流行。如《文士传》载:

(阮)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9)。

阮瑀此歌因“音声殊妙”而受到赞赏,并非因其歌辞本身。又有因舞而出名者,《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二》王粲《魏俞儿舞歌》题解引《晋书·乐志》曰:

(賨人)其俗喜歌舞,高帝乐其猛锐,数观其舞,曰:“武王伐纣歌也。”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本歌曲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3)767

那么,因舞的妙绝而流行,歌后来竟“莫能晓其句度”,于是王粲再作。《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二》之《晋杯槃舞歌》,其歌辞多述舞的跳法,是以舞为主的。

其三,音乐的评价与歌辞的评价属于两个系统。如刘勰《文心雕龙》在《乐府》篇评价“魏之三祖”的乐府作品为“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0)243,持批评态度。而《明诗》篇则称其“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10)196,《时序》篇更称: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0)1692-1694。

则对三曹诗作的评价应该包括对乐府作品的评价持褒扬态度。杨明《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指出,这是音乐的评价与文学的评价的不同(11)。

由此我们又想到对刘邦《大风歌》的把握。《史记·高祖本纪》载: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2)。

有乐有舞又击筑,还有演唱者的情感投入,这是原生态的,依此我们对《大风歌》自有把握。而《汉书·礼乐志》则载以《大风歌》为高祖祠庙的祭祀之歌,两种环境下,听歌的感觉当然是不一样的。

四、原型的追寻

《汉书·艺文志》称民间乐府作品“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是说每首作品都有一个小小的叙事。此后又有乐府研究者明确提出乐府的“因事制哥(歌)”(2)550。《唐子西文录》载:

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词,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词(13)。

于是,“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3)1219。因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又是与本事分不开的,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批评乐府歌辞不遵本事的现象:

乐府之兴,肇於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度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积用为常,欲令后生,何以取正?(14)

认为原因在于“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以下尝试追寻几首乐府歌辞的本事或原型,以示其例。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的《箜篌引》题解曰:

一曰《公无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3)377。

《公无渡河》的人物原型,或从“朝鲜”谈起。箕子,纣王诸父,殷商贤人,纣王暴虐,箕子谏不听,周武王灭商,问箕子以政,箕子答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用五福畏用六极,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在朝鲜的事迹,《后汉书·东夷列传》有载:

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乐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15)。

《焦氏易林》其《大畜之大畜》称箕子保护保佑了朝鲜之地,所谓“宜家宜人,业处子孙”(16)259。这也就是说,箕子给朝鲜之地留下了深刻印象。《史记》之《殷本纪》、《宋微子世家》、《范睢蔡泽列传》、《龟策列传》都有箕子的“被发佯狂”的记述,这与《古今注》载“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何其相似乃尔。《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有相传箕子所作《箕子操》,《古今乐录》亦称“纣时,箕子佯狂”“乃作此歌”,歌曰:

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3)829

《箕子操》中吟咏箕子有“投河”的愿望。如果不能说“被发以佯狂”“欲负石自投河”的箕子就是《古今注》所说“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但是,既然箕子后来在朝鲜的作为给朝鲜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箕子形象的典型标志也会给朝鲜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作为朝鲜津卒的霍里子高及其妻丽玉,给予“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以特别的关注,也是情理之中的。这样看来,朝鲜哀痛“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遂堕河而死”与哀痛箕子前期“被发详狂而为奴”、“欲负石自投河”的心绪是一样的,哀痛“白首狂夫”就是哀痛箕子曾经有过的经历,故有“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的情感力量。也正是有箕子前期“被发详狂而为奴”“欲负石自投河”的形象映照,于是才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的《公无渡河》的流传。

又比如曹植《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3)571。

自古至今,人们都认为《野田黄雀行》是有“讽谕”的;而且认为,此为悼友之作,悲伤自己失权,不能如少年拔剑捎罗网以救投罗黄雀。曹丕、曹植争当太子,曹植失势,丁仪、丁兄弟,杨修、杨俊等为之而死,那么,究竟是为谁而作?吴均《续齐谐记·黄雀报恩》(17)载杨修四世祖杨宝救黄雀,而黄雀原是王母使者,于是有“四世明公”之赐。杨修为杨彪之子,杨修的祖上于黄雀有恩,黄雀有报恩之举;如今曹植空有拔剑捎网以救黄雀之想,而现实中受黄雀报恩的杨氏家族之杨修,却因为自己而被杀。如果联系“黄雀报恩”的故事来读《野田黄雀行》,其震撼力岂不更大?这样的追溯原型,给《野田黄雀行》更增添了几许意味。

但乐府古题题旨的转换也是常见的事,《乐府诗集》卷十六《巫山高》题解: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若齐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3)228

以上论述了音乐性结构对乐府歌辞构成的作用、乐工对乐府歌辞的加工、音乐的评价与歌辞的评价两个系统的不同、本事或原型对乐府歌辞意味的影响等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涉及乐府歌辞的原生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因此,我们讨论、鉴赏乐府歌辞,乐府歌辞的原生态应该是我们考察的出发点,而不是仅仅就歌辞论歌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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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焦氏易林[M].常秉义,点校.尚秉和,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259.

(17)林家骊.吴均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20-221.

[作者简介]胡大雷(1950- ),男,浙江宁海人,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的教学与研究。

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0月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