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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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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说到晚唐诗,人们往往只注意以温庭筠、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绮丽风格的作品以及以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为代表的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近十几年来,人们对晚唐咏史怀古诗和感伤时乱之作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对晚唐诗依然缺乏整体的把握和研究。我们在通读晚唐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系列定量性分析,发现晚唐诗坛上,不但存在着上述几种诗歌创作倾向,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以抒发凄清、淡泊情怀为主要内容的山林隐逸诗作。诗中反映的那种孤高避俗的创作趣尚,代表了封建王朝后期部分文人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生活的时代,政治局面极其混乱。于斯之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激烈。官场上党同伐异。宦官、藩镇、朝中奸佞为了实现其篡权阴谋,不惜相互勾结,排除异己,丧心病狂地杀害一批又一批清正廉洁的朝廷官员。一些已经取得功名、步入仕途的正直知识分子,连自身的操守都难以保持,更不要说实现报国的初衷了。许浑身居监察御史的高位,却时刻感到自危,随时准备弃官归隐。“虚戴铁冠无一事,沧江归去老渔舟”(《秋日候扇》)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他把官场比作钓钩和笼子,用“水深鱼避钓,云迥鹤辞笼”(《李生弃官入道因寄》)表示对避世行为的赞许。司空图三十三岁进士及第,官至中书舍人,却于光启三年(887)步了许浑的后尘,归隐中条山王官谷。后虽几经迁移,但始终未再出仕。郑谷光启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都官郎中,后来也隐逸家山,布衣终老。

与此同时,世风日下,科场上朋党勾结,行贿纳贿现象严重。大量出身寒门、秉性正直的知识分子,既自恃才高,不屑迎合时俗,又拙于钻营,难得权贵援引。他们要么终生不第,要么勉强博得一第,起码也是应试十次以上,即便是考中进士,也难以受到朝廷的重用。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喻凫,曾应举十余年,始得一第,作诗曰“关河一栖旅,杨柳十东风”(《上高侍御》)。后来也只做得乌程县令。任蕃,“初亦举进士之京,不第。榜罢,进谒主司曰‘仆本寒乡之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取一第,以荣父母。不得。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蕃,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也!敢从此辞,弹琴自娱,学道自乐耳。’主司惭,欲留,不可得。归江湖,专尚声调”(《唐才子传·卷七》)。方干,“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唐才子传·卷七》)。李洞,“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唐才子传·卷九》)。处在这样的政治局面、社会环境和人生困境中,诗人们纵然胸怀大志,也没有用武之地。盛唐诗人们曾经有过的理想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可能实现的土壤。在他们当中,“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那种儒家特有的积极用世的精神泯灭了。他们再不能高歌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那样的豪言壮语。久困名场,长期不得意的生存处境,使他们大都理想幻灭,心灰意懒。他们的心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悲哀、消沉的态势。然而,人总是要安身立命的。面对末世穷途,如何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建立新的人生模式,便成了摆在诗人们面前的人生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安顿生命,保持心理平衡的问题。

与那些幻想继续用儒家诗教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对朝政和世风进行改造的诗人不同,具有悲哀、消沉心态的晚唐山林隐逸诗人,大多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了一种内倾型的性格。他们也不像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诗人那样,及时行乐,在声色中沉醉度日。他们只是企图寻找一种平静淡泊的生活和诗境,通过隐逸林泉,栖心禅悦,来表示对污浊、黑暗现实的厌恶和回避,同时也用以解脱时代与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和痛苦。郑谷的“琴有涧风声转淡,诗无僧字格还卑”(《自贻》),很能代表这些人不慕世俗繁华,独标清高淡泊的审美心理,也吐露了他们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写作与琴棋僧鹤等题材有关的作品,目的是为了表示品格高雅,宦情淡薄,胸无一点尘氛俗气。这样的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表明他们对事物的注意倾向,已经不在于或积极进取、或风流浪漫的现实生活,而在于远离尘世、未受污染、安宁静谧、毫无功利目的的林泉野趣。然而,诗人们的这种创作倾向又是怎样转移的呢?作为诗人而言,从上述审美心理出发,他们在题材选择方面有哪些特点?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审美操作?翻开他们的作品,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不难看出,他们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实现转移和超脱的欣赏、品味清高不俗之林泉雅事;读诗与写诗;参禅拜佛,结交方外之友;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往还酬唱。下面试作简单分析。

翻开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集子,发现他们写得最多的,就是欣赏自己隐逸的林泉,品味清高不俗的 隐逸生活。这类作品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

静里层层石,潺阮到鹤林。流回出几洞,源远历千岭。寒助空山月,清兼此夜心。幽人听达曙,相和藓床吟。(刘得仁《听夜泉》

中宵茶鼎沸时惊,正是寒窗竹雪明。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应平。(司空图《偶诗五首》之五

寻人直到月坞北,觅鹤便过去峰西。只今犹有疏野调,但绕莓苔风雨畦。(陆龟蒙《新秋杂题六首·行》

听泉、品茗、弈棋、饲鹤、赏月、踏雪、望云、采药、弹琴,如此等等,便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不厌其烦、反复描写的高情雅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介绍北宋初年以学“晚唐体”著称的九僧时说“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所讲的虽然是九僧,但透给我们的消息却是“晚唐体”的题材实在是太狭窄。究其原因,是写诗人的生活面太窄了。晚唐山林隐逸诗人大都生活在“不多山下去”(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了与人间别”(李群玉《山中秋夕》)那种封闭式的环境中。所以,当他们吟咏林泉雅事时,就只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尽量发现和建立一个自足自娱的美好世界,如陆龟蒙的《新秋杂题六首》,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选定“眠”、“行”、“倚”、“吟”、“食”、“坐”等六事进行吟咏的。诗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琐事中蕴含的“闲”、“适”、“独”、“静”的情趣来表现自己的不问世事,标举自己的淡泊甚至淡漠,从而消磨壮志,泯灭激情,转移自己原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从遭遇不平的忧伤、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他们静下心来,面对山野林泉那种种极清极静的物事时,其感情真的会变得平静,其胸怀真的会变得散淡。久而久之,他们发现闲居琐事中自有乐趣,于是,那种不遇不达的愤懑也就自然消解了。司空图在《归王官谷次年作》诗中写道“乱后烧残满架书,峰前犹自恋吾庐。忘机渐喜逢人少,览镜空怜待鹤疏。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酣歌自适逃名久,不必门多长者车。”乱兵焚毁了诗人钟爱的书籍,这本来是件伤心事,但归隐林泉后峰前屋后那些幽静的景物依旧给了他以喜悦,从而使他“忘机”,使他拒绝了尘俗。又如曹邺的《山中效陶》诗“落第非有罪,兹山聊归止。山猿隔云住,共饮山中水。读书时有兴,坐石忘却起。西山忽然暮,往往遗巾履。经时一出门,兼候僮仆喜。常被山翁笑,求名岂如此。齿发老未衰,何如且求己。”遭逢落第,本是文人最大的不幸,诗人却在与山猿为邻共饮的隐居生活中寻得了解脱,感受到了城市生活无法感受的欣喜和愉快。正是这种耽于林泉雅事的乐趣,使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不但忘却了烦恼忧愁,也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人生寄托。于是,这种对幽深清远之林下风流的爱赏,便逐渐成了诗人们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表现自己的读诗写诗生活,也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作品中常见的内容。在唐代,因着“以诗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文人们对创作诗赋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然而,将写诗视作自己的生命,作为自己生活的唯一内容,恐怕是中唐以后才有的事情。在文学史上,说到“苦吟诗人”,人们首先会想到有着“郊寒岛瘦”之称的孟郊和贾岛。这两位诗人都是仕途十分坎坷、生活十分贫困的寒士。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比一般人要执着得多。贾岛尝自状其创作甘苦及痴迷态度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断句》)。孟郊对写诗的喜爱同样到了痴迷的程度。金人元好问视他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论诗三十绝句》)。

无独有偶,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群久困名场的寒士们如此苦吟,其目的除了极少数人想通过诗艺博得一第或者博取清名以外,大部分人都是想通过读诗写诗来消愁解闷。早在六朝,钟嵘在《诗品·序》中就说过“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所以,处在日暮途穷之社会时代与清贫苦寒的生存环境之中的诗人们,写诗便不失为安顿心灵、排遣愁闷的最好办法。通过写诗,他们不但能消忧解愁,而且还可以显示自我价值。唐代毕竟是一个重视诗和诗人的朝代,更何况晚唐还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的风气呢?正如钟嵘所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一方面,写诗可以使自己陶醉于无限深永的韵味之中,另一方面,一首好诗也可以使他人读后内心感动,产生“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杜荀鹤《苦吟》)的良好效应。而这些正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 所企盼的。于是,这些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诗人,就顾不得家徒四壁、瓶无储粟、箪瓢不继的现实,而大写特写其诗了。只要能写出好诗,他们就心有所甘。因此,有的诗人“昏昏过朝夕,应念苦吟人”(喻凫《献知己》),有的诗人“吟安一个字,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还有的诗人“到晓改诗句,四邻兼苦吟”(刘得仁《夏日即事》),更有甚者,“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他们中,有足不出家门二百里,而倾其心血作诗的山人唐求,吟诗“有所得,即将稿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长短,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锦江,望而祝曰‘兹瓢傥不沉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唐才子传·卷十》)。还有以“月锻年炼”著称,其诗“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唐才子传·卷九》)的嵩山隐者周朴。据《唐诗纪事》记载周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得句忘形,以致癫狂,竟闹出如此笑话。这些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为什么几乎人人都苦吟成癖呢?因为科场与他们无缘,官职与他们无分,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只有读诗写诗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卢延让可以“险觅天应闷,狂吟海亦枯”(《苦吟》),刘得仁做到了“吟兴忘饥冻,生涯任有无”(《夜携酒访崔正字》)。这种种创作心态和创作状态,与其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自我折磨,不如说是一种极度的兴奋和迷狂,是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追求和精神享受。可以想见,在那种一般人难以忍耐的贫寒清苦的生活中,吟诗给诗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乐趣与安慰。

寻求晚唐山林隐逸诗人自我解脱的心路历程,我们还会发现,诗人们对参禅礼佛、登临山寺、结交方外也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作品中,再也看不到初唐、盛唐诗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功名直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那种儒家特有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面貌。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倾心禅悦、出入佛老、清净无为的淡泊情怀。由于晚唐五代佛教禅宗大为发展,他们受到的禅风影响较初唐盛唐诗人也更多。如许浑信仰南宗禅,周贺曾为衲子,李洞、喻凫等人常年寄居精舍,郑谷与释齐己有师弟子情谊,又“多结契山僧,尝言‘蜀僧似茶,未必尽美,不能舍之”(《唐才子传·卷九》)。这些,都足以说明他们与佛门结下的深缘。方干在《白艾原客》诗中说“闲言说知己,半是学禅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耽于禅悦的共同归趣由此可见。下列诗篇便是诗人们栖心释禅生活的反映

败叶填溪路,残阳过野亭。仍弹一滴水,更读两张经。暝鸟烟中见,寒钟竹里听。不多山下去,人世尽膻腥。(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

夜僧同静语,秋寺近严城。世路虽多梗,玄心各自明。寒池清月彩,危阁听林声。傥许双摩顶,随缘万劫生。(顾非熊《与无可宿辉公院》

与初唐、盛唐、中唐诗相比,晚唐诗中有关佛禅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多。据我们初步统计,《全唐诗》中有关佛禅题材(以诗题为准,包括登临题咏寺院、访僧赠僧、参禅拜佛等内容)的作品共2136首,其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就有1035首。而在晚唐诗人中,又以这群隐逸诗人所写为最多。北宋张方平曾经感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氏。”这种现象其实是从中唐开始的,到晚唐则愈演愈烈。

“儒门淡薄”、“尽归释氏”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连年混战的动乱局势,使这些只能读书的纯儒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曹松就曾慨叹“岂料为文日,翻成用武年”(《书怀》)。其次是由于当时儒学尚未开发出“治心”的意义,只有佛学提倡的“三界唯识,万法唯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的理论才能“治心”,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应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禅宗,更是宣称不必出家,不必修行,只要明心见性,一念悟透,即可立地成佛,解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痛苦。这种既高雅又简便的修持方式,对自命清高而又急需解脱的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们终于在参禅读经中找到了安慰,得到了愉悦,寻得了精神归宿。他们或登临佛寺,拜谒禅师;或参加佛事,聆取教义;或焚香独坐,诵经悟理,以优游林下、参禅论诗、与僧人交往酬唱为一种清高脱俗的风气。翻开他们的作品,登某寺、赠某僧、题某禅院之类的题目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些宣扬佛理的说教式的诗体偈语之外,其 中大量的作品还是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自然山水中清幽静谧的景色,只不过这些景色蕴含着“空”、“寂”、“净”、“静”的佛理禅意罢了。与此同时,他们的人品、才情甚至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方外人士的赞赏。这些也使他们感到欣慰。如齐己《寄方干处士鉴湖旧居》“贺监旧山川,空来近百年。闻君与琴鹤,终日在渔船。鸟路深秋石,湖灯半夜天。云门几回去,题遍好林泉。”方处士那本来穷困潦倒的生活,经诗僧一番美化,竟显得如此逍遥放旷。这在那些尚处在宿世尘网羁绊中的士人眼中,该是多么的潇洒,多么令人向往!

如前所述,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中不乏将作诗视为生命的苦吟者。他们写诗的目的,除了消忧解愁之外,还可借以显示自己的才情与能力。这群穷困不达的诗人既然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就转而特别看重友朋之间的赏识。也就是说,尽管在举场上和仕途中不得意,在隐逸生活中如果能得到志同道合的诗友的承认,也是一件快事,同样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前面说到的刘得仁、方干、周朴等人,虽然“寸禄不沾身”,却在诗坛享有盛名。孔子在阐述诗歌的四大功能时指出“诗可以群。”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生活大多是凄清孤苦的。由于物质经济条件的限制,又由于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他们往往不住在喧嚣的城市,更多的是住在寂静甚至荒僻的山村。这群孤独的诗人,渴望有情趣相投的朋友与自己往来交谈,相互酬唱和答。这些人不遇不达,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遭遇,所以在认识上很容易产生共鸣,在情感上很容易得到交流。通过诗歌酬唱,他们不但可以互相安慰,而且可以互相劝勉。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不仅仅是以诗会友了。他们可以靠着诗歌交流的作用,在那衰乱动荡的时代获得精神食粮,得以生存下来。缘于上述几种原因,晚唐山林隐逸诗人集中另一重要创作倾向便是访友赠友、迎送往还,酬唱和答之作很多。这里略举几例,便可见出一斑。

已当鸣雁夜,多事不同居。故疾离城晚,秋霖见月疏。趁风开静户,带叶卷残书。荡桨期南去,荒园久废锄。(周贺《酬吴处士见赠》

沉沉清暑夕,星斗俨虚空。岸帻栖禽下,烹茶玉漏中。形骸忘已久,偃仰趣无穷。日汲泉来漱,微开密筱风。(刘得仁《夏夜会同人》

四海通禅客,搜吟会草亨。燃髭孤烛白,闭目众山青。松挂敲冰杖,垆温注月瓶。独愁悬旧旆,笏冷立残星。(李洞《避地冬夜与二三禅侣吟集茅斋》

论交虽不早,话别且相亲。除却栖禅客,谁非南陌人。半生都返性,终老拟安贫。愿入白云社,高眠自致身。(李频《友人话别》

这些诗,有病中吟,有贫中吟,有寒中吟,有夜中吟。在如此贫病苦寒的人生困境中,似乎只有友情和诗情才能给寒士们以温暖与欣慰。无怪乎他们特别珍惜这种诗友情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的单首酬唱之作以外,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中还出现了引入注目的专题酬唱诗。这些诗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写成,其中以皮日休、陆龟蒙所写最为突出。陆龟蒙写有《渔具诗》二十首、《樵人》十咏、《茶具》十咏、《酒中》十六咏,皮日休则不厌其烦,一一奉和。他们这种搜索枯肠,乐此不疲的做法,虽然也有点逞才炫博的意思,所写内容也十分细碎琐屑,但以如此大型的酬唱组诗出现,在唐代诗歌史上,也足以构成一道景观。而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则云“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通过对隐逸生活中一个优美片段的着意渲染,既表现了诗友散淡不俗的风神韵致,又能引起人们对如此逍遥人生的羡慕。

总之,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创作倾向是与他们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生存状态与生存需要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内容。他们所过的隐逸生活,似乎是无奈的。但是,面对极黑暗极腐败的衰乱之世,如果不选择隐逸,就只能更加痛苦。带着科场失意、仕进无门的遗憾和愤懑走进山野林泉,自然无法具有王维那样潇洒悠闲的心境,也无法具有陶渊明那样淳厚茂朴的胸怀。概言之,他们无法与大自然的境界和洽地融为一体。他们的眼光仅仅落在弹琴、品茶、饲鹤、漱泉、读经、念佛、采药、听猿、弈棋一类情事上,借以消忧解愁,也借以表现自己的高雅不俗。因此,尽管他们生活在大自然 中,却很少有表现山水境界之作。我们之所以把他们称作山林诗人而不称作山水诗人,原因正在于此。他们着意要写的不是山水境界、山川气象,而是山林隐逸生活本身。由于主观心理要求的规范,这种孤芳自赏(群体内部的互相欣赏也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无疑显得太凄清萧瑟甚至百无聊赖。但是,即使是百无聊赖的生活,他们也认为是高雅不俗的,于是在品味这种生活时,便自然地贯注一种津津乐道的情绪,也可以说是一种融注了审美心理的审美情趣。当隐逸山林中的种种乐事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以后,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心矛盾的冲突,使心灵达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平静,甚至从中获得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追求幽深清远的林下风雅,他们的诗作中,一些属于上乘的作品,常常带有清寒空寂的色彩、宁静淡远的格调、超尘远俗的风神、空灵隽永的韵味,因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我们认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生活中种种自鸣高雅的行为,究其初衷,都是一种人生理想不能实现而无可奈何的转移和寄托。其作品尽管境界狭窄,情调凄清,却反映了晚唐时期一大批清高而又软弱的中下层文人,面对极端黑暗的朝政,既心存怨恨又无法公然抗争的思想特征。向往林泉,出入佛老,提倡内省功夫,追求闲适、清淡、寂静的生活情趣,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那种老态的心境。作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象征的豪放刚健、浪漫热情的盛唐之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这种看似高雅闲静、实则苦闷凄凉的微音幽韵才是属于他们的。因此,隐逸林泉,终日沉浸在自以为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之中,既是晚唐一代知识分子对动乱、污浊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更是他们处于衰亡末世消忧解愁、寻求安慰的一种解脱方式。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