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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交融与王维对诗歌艺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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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盛唐诗的主客、情景关系基本上仍是分离的:自然景物通常是作为观赏的对象而非表现的媒介出现;诗人描绘自然景物主要是欣赏它们的感性之美,抒发由此获得的愉悦。因此写自然景物的诗中情景就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抒情。”只有到了大历时代,诗歌才“消融了客观描写和主观抒情的分界,使二者融为一体”[见蒋寅《走向情景交融的诗史进程》(《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及《大历诗风》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我则认为,诗至盛唐,已完全达到了情景交融,王维即是突出的代表。

自古至今的诗评家对“情景交融”有过许多论述,这个题目似乎已被谈滥了,然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却未必都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与深度。古代诗论中对于情景关系问题的探讨,大抵始于谢灵运的山水诗出现之后。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抒情写意为主,描摹景物只是一种陪衬,自谢灵运别开生面,着意在诗中模山范水后,诗中的情景关系应如何处理才好,才逐渐受到诗评家的关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已揭示出创作中主客、情景之间的相互交接、契合关系。初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见王利器校注本《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说:“余与诸学士共览谢眺《和宋记室省中》诗,选其秀句,诸人皆以‘竹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一联为最,余则以为未若‘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一联之妙者也”。理由是:此联“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即认为此联“不是单纯描绘物色,而是借写景以抒情,是情与景的交融”。[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元兢的话表现出了对情景交融的明确追求,也是对当时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情与景基本是分离的,虽然他也有个别兴会神到、妙手偶得的情景交融之作;到了谢,其山水诗在宗法谢灵运的同时,也另辟境界,努力探索情景交融的表现艺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参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二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后何逊、阴铿以至于初唐的李百药、上官仪等,都沿着谢眺的路数继续探索,创造了若干融情于景的成功境界,元兢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上述那一番话。及至盛唐,王昌龄更提出“情景相兼”说:“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如‘竹声先知秋’,此名兼也。”[《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景入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惬。”“理入景势者,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其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物色即自然景物,意、理指人的思想、感情、志趣等,可以用一个“情”字来代表;“物色兼意下”、“景入理”、“理入景”,说的就是情景交融的问题。实践先于理论,如果没有盛唐诗歌情景交融表现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不会有王昌龄在理论上的具体明确的总结。

情与景的交融即产生诗的意境。但意境之“境”指客观物境,不仅仅指自然景物;而本文所论情景交融之“景”,则专就自然景物而言。中国自然山水诗的发生比起西方约早一千三百年[参见朱光潜《诗论·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三联书店1984年版],以自然景物来构造诗的意境,是中国诗最重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传统之一;从情景交融的角度来谈王维诗,也最能说明他对诗歌艺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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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