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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光庭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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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后来依仕前蜀王建父子,备受尊崇,以道士身份为皇子师、谏议大夫、户部侍郎等。正史(如两《唐书》、《新五代史》)没有传载。现存杜光庭生平资料多为载记、野史等俳谐之属,内中多杂成仙得道、尸解飞升等夸诞之言。另外,杜光庭著述主要是仙道传记、经诰科仪,欲从中索解其年里生平,实属不易。但前人对此也作过努力,并取得一定成绩,如王瑛先生的《杜光庭事迹考辨》 ① 、《杜光庭入蜀时间小考》 ② ,周祖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中华书局1992年版)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傅璇琮贾晋华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 (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李大华的《杜光庭及其著作考》 ③ ,等等。以上撰述都从不同角度,对杜光庭生平作过精密的分析,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思路。其中,杜光庭的字、籍贯、生卒年等,虽略有阙疑,但基本上已是成说定论。而杜光庭所获师号、封爵、赐紫、担任俗职的阶品和时间等问题,还需要澄清;杜光庭入蜀经过也有待考证;唐五代可能存在两个杜光庭,常致混淆,在讨论其生平之前,也需要辨析。

一 两个杜光庭

除了我们要讨论的道士杜光庭,史籍又见“唐御史杜光庭”,蜀地灌县人(青城山在灌县,也有谓青城人)。如明人谢肇淛《滇略》卷六

杜光庭,灌县人。避地南诏,以文章教蒙氏之民。太和城蒙国碑,其所书也。书有法度,为时崇尚。及卒,蒙学士爨泰葬之于玉局峰麓,依浮屠立庙,世传唐御史祠云。

又《御定大清一统志》卷三七八《流寓杜光庭》

青城人,博学善属文,官御史。尝至南诏。诏重之,留教子弟,居玉局峰。及卒,蒙学士爨泰葬之峰麓。清平官张罗匹为立庙祀之。

此流寓南诏的御史杜光庭与我们讨论的道士杜光庭是否一人?从地域上,御史杜光庭为蜀地灌县人,道士杜光庭也曾隐居此地的青城山白云溪④ 。此外,他们又都有一手好书法。上引《滇略》卷六“太和城蒙国碑,其所书也。书有法度,为时崇尚。”既是“蒙国碑”,当为御史杜光庭书,但道士杜光庭也善书,《宣和书谱》卷五

喜自录所为诗文,而字皆楷书,人争得之。故其书因诗文而有传。要是得烟霞气味,虽不可拟论羲献,而迈往绝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 再次,两人都有诗名。《滇略》卷八云

杜光庭以文章教蒙氏之民,蒙学士爨泰葬之于玉局峰麓,立庙祠之。光庭有诗名,如《题仙居观》诗……又《题鸿都观》诗……又《题都庆观》诗……

而道士杜光庭也有诗作,《全唐诗》卷八五四就存诗一卷,除去不可确指的作品,仍有十几首 ⑤ 。其中包括上述《题仙居观》、《题鸿都观》、《题都庆观》三首。《全蜀艺文志》卷一四也收了这三首,署“伪蜀杜光庭”。据以上混同记载,情况只能有两种一是的确有两个杜光庭,明清人亦混淆不清,如《御定书画谱》,就干脆把两个杜光庭放在一起,该书卷三一先引用《宣和书谱》,再引用《滇略》,把《蒙国大诏碑》(也即《太和城蒙国碑》)看作道士杜光庭所书;二是两个杜光庭实际为一人,道士杜光庭也曾避地南诏,也即死在南诏的“御史杜光庭”。

假如“御史杜光庭”与“道士杜光庭”为一人,那么道士杜光庭只能在前蜀灭亡后避地南诏。前蜀灭亡(925)以前,有充分资料证明道士杜光庭主要活动在吴越、长安、三蜀等地。可前蜀亡后,光庭已经年老病衰 ⑥ ,作为一个道士,能否和有无必要再翻山越岭避地南诏?另外道士杜光庭从无“御史”一职,又此时离唐亡已近二十年,尚称“唐御史杜光庭”也似不妥。再如道士杜光庭死在青城山,葬在此地清都观后。《舆地纪胜》“清都观有杜光庭墓,又有五百灵官像。”《十国春秋》卷四七“奉行上清紫虚吞日月气法,年八十五卒,颜貌如生,人以为尸解,葬于清都观后。”据《青城山道教文化》 ⑦载,于青城山南,今两河乡罗家山古洞天观侧,仍有杜光庭墓古迹。而御史杜光庭却葬在南诏,《云南通志》卷二六《大理府》

御史杜光庭墓。在府西南玉局峰下。光庭流寓南诏,以文章教蒙氏之民。卒后,蒙学士爨泰葬之于此。……唐杜光庭子墓。在腾越州南龙凤山。光庭将子南诏,子卒葬此,其名无考。

《御定大清一统志》就记载两处杜光庭墓址,卷二九三《成都府》“在灌县西南清都观后,旁有薛昌井”,此当指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同书卷三七八《大理府》“杜光庭墓。在太和县南,玉局峰下”,此当指御史杜光庭。

综上所述,历史上很可能确有御史杜光庭,但如今已难查考。因同名及其他相似处,后人常把道士杜光庭和御史杜光庭混淆。如上引《题仙居观》、《题鸿都观》、《题都庆观》诗,三首都是道教诗,而御史杜光庭似乎没有修道经历,应属道士杜光庭作品。《云南通志》卷二九之十四录杜光庭《都庆观》、《鸿都观》时,又在杜光庭下双行小字注“缙云”,显然是张冠李戴。又上引《蒙国大诏碑》,就该为御史杜光庭所书。今云南大理市太和村仍存《南诏德化碑》,太和村为南诏都城旧址,南诏王姓蒙,又称蒙国,碑云

我赞普钟,蒙国大诏……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

至今这块碑仍传为王蛮盛撰,御史杜光庭书,约立于唐大历元年(766) ⑧ 。可见《南诏德化碑》很可能就是《云南通志》、《滇略》等提到的《蒙国大诏碑》,他的书写者御史杜光庭与唐末五代时的道士杜光庭肯定是两个人了。

在讨论道士杜光庭生平之前(以下直称杜光庭或光庭),我们有必要先弄清研究对象。

二 获赠师号、紫衣、封爵、俗职

唐代担任俗职,获赐紫衣、封爵的道士很多。杜光庭早年科举失意,但天台山“奋然入道”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 以后,便平步青云,在僖宗朝获得尊崇。对此,较确切的记载就是《历代崇道记》文后杜光庭所署“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进谨记” ⑨ 。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但当时杜光庭与僖宗俱在成都,杜光庭获赠紫服、弘教大师之师号等是在入蜀之前还是之后?《宣和书谱》卷五云“弃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僖宗临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此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云“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从《宣和书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杜光庭可能在僖宗践祚初年(874即位)就辞吴进京,获赐紫加官。

另外,《广成集》收的多为杜光庭入蜀以后的表奏、青词,但却署“上都太清宫内供奉应制文章大德赐紫杜光庭撰”,这可能是出于尊唐之意,如果不是后人妄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杜光庭还被授予“内供奉道士”。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官阶中也有“内殿供奉”,详见下文。内供奉可以随侍皇帝左右,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大内,地位相当显赫 ⑩ 。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杜光庭早年在道教界的地位和威望。

杜光庭依仕前蜀以后,尊崇有加,但有关其加官进爵的记载较为混乱,其获赠师号、封爵,担任俗职的时间、品级和过程尚待澄清。

考证杜光庭仕蜀经历最重要也最可靠的文献当是杜光庭的表奏文。据《蜀□杌》卷上,前蜀天汉元年(917)蜀主“以广成先生杜光庭为户部侍郎”,为此杜光庭曾进《谢恩除户部侍郎兼加阶爵表》

臣某言,伏蒙恩敕,除授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广成先生者。

可见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任职事官户部侍郎,除授散官光禄大夫、勋官上柱国,封爵蔡国公。但赐号“广成先生”却不能笼统地认为也是这一年。《资治通鉴》卷二六八

(后梁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

根据《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后人很容易把两次加官进爵的品级和时间混淆。因为两处记载都提到“广成先生”和“蔡国公”。按《资治通鉴》,“蔡国公”为后梁乾化三年(913)封或不可信,因为从杜光庭《谢恩除户部侍郎兼加阶爵表》的题目可以看出,封爵也在谢恩范围,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917)封。而赐号“广成先生”在谢恩表题目中就没有提到,而且表文中尚云

况复启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无以身谕国之谈,上裨天庭;乏造膝沃心之议,仰副宸衷。揣身世而荣显居多,于爵位而贪饕已极,岂可重尘清级,更履殊荣。

可见在“启运之初,垂裳之始”,杜光庭就获赠“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峒山之美号”典出《庄子·在宥》,该篇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山,故往而见之。”“峒山之美号”即指“广成先生”;“北省华资”则指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职,唐朝尚书省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则合称北省。显然杜光庭是延续旧说。再看上引《资治通鉴》,“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这里的“左谏议大夫”,唐朝隶属门下省,前蜀官制与唐有所区别,但这一点还不至于有什么不同。可见杜光庭天汉元年(917)所说的“启运之初,垂裳之始,锡峒山之美号,加北省之华资”与《资治通鉴》后梁乾化三年(913)所载是同一件事,只是《资治通鉴》云“封蔡国公”当是前蜀天汉元年事。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前蜀天汉元年(917),杜光庭的官阶品位较前蜀永平三年,也即后梁乾化三年(913),所任的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左谏议大夫有所上升,在王建统治后期受到极大尊崇。

前蜀永平三年(913),太子元膺遭诛。此前杜光庭曾为之师。《新五代史》卷六三云

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913)

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宫,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

为太子师,应有东宫官阶,但杜光庭自己从未署过,显然这与太子后来遭到诛杀有关。那么杜光庭何时担任太子师呢?前蜀武成二年(909)立王宗懿(后改称元膺)为太子,王建加尊号英武睿圣皇帝 11 ,为王建加尊号,杜光庭特进《谢允上奏尊号表》 12 ,由此,很可能在这一年杜光庭就任太子师,或出任前蜀其他官职。杜光庭何时以何种方式出仕,关系到后人对其出处大节的评价,如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高尚士》云“郑(云叟)则后唐三诏不起,杜则王蜀九命不从,可谓高尚隐逸士。”另外杜光庭还曾有广德先生的师号,也许是在前蜀出仕以后获赠,到永平三年(913)才改赠广成先生。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云“王蜀广德杜先生光庭。”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云“蜀先主开(王)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二云“广德先生杜光庭,处州人。”《鉴戒录》、《湘山野录》及《续博物志》皆近俳谐之言,然亦非全无可取,尤其《鉴戒录》,《通鉴考异》即屡用之,《全唐诗》、《全五代诗》亦凭之得诗不少,何光远又曾仕后蜀,所言往往可资考证。据此,王建初赐杜光庭广德先生应是可信的。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也有记载,而且较为详细,谓王建初赐号“广德先生”,后“欲优于名秩”改为“广成先生”。

关于杜光庭的官爵升迁变化,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前蜀后主王衍时期。前蜀光天元年(918)六月,王建卒,王衍嗣位,此后两年内,杜光庭官爵没有变化,作于前蜀乾德二年(920)的《道德真经元德纂序》仍署“乾德二年庚辰降圣节戊申日,广成先生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杜光庭序”。但乾德三年(921),光庭又获赐“传真天师”号,任崇真馆大学士,《蜀□杌》卷上云“(乾德三年)八月衍受道录于苑中,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此外,杜光庭官阶品位似乎还有升迁。《宣和书谱》卷五云 传授真大(天)师特进捡(检)校太傅太子宾客兼崇文(真)馆大学士行尚书户部侍郎广成先生上柱国蔡国公。

此时杜光庭的散官阶品已由“光禄大夫”升至“特进”,另有检校官“太傅太子宾客”。这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杜光庭《〈太上洞渊神咒经〉序》所署职衔与此略同,这篇序文是杜光庭为刊刻《太上洞渊神咒经》撰写的 13 ,序前署为

唐引驾传真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崇真馆大学士上柱国彭城郡蔡国公弘教大师金门羽客文章应制内殿供奉三教谈论广成先生食邑五千户实封一千六百户赐紫杜光庭。

从所署师号、俗职、赐紫来看,既有僖宗朝的“弘教大师”、“文章应制”、“赐紫”、“内殿供奉”,又有前蜀王建时的“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彭城郡蔡国公”、“广成先生”;还有后主王衍时的“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而“特进”也当是后主王衍所授。前蜀王衍时期,杜光庭已经年迈,这种官阶品位名号的堆积,若确实由杜光庭自己签署,多少带有总结回顾的意味。但据《十国春秋》卷四七所载,杜光庭接受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以后,“未几解官,隐青城山”。前蜀咸康元年(925)后主王衍迎降,杜光庭解官退隐很可能在此之前,若此也算明智之举。

三 入蜀经过

杜光庭曾几次入蜀?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由于文献不足征,或史载不明,至今仍是个谜一样的问题。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六章《杜光庭对道教建设的多方面贡献》认为“中和元年(881),随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谓“中和间,住长安太清宫。僖宗自蜀归京,召见赐紫,赐号广成先生。光启二年(886),从僖宗奔兴元。”王瑛先生《杜光庭事迹考辨》一文,对光庭入蜀时间、蜀中行迹等多有发明,但其《杜光庭入蜀时间小考》一文又认为光庭曾三次入蜀。下面即不揣谫陋,就杜光庭入蜀经过试作考辨。

光庭第一次入蜀时间,史载不一。其中《五代史补》卷一云

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曰“臣观两街之众……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

此谓光启元年(885)僖宗返回长安时才召见光庭,然后派遣光庭入蜀。可是中和年间(881—884),僖宗驻跸成都时,光庭就已奉敕赴成都青城山丈人观修醮 14 。《五代史补》谓僖宗回到长安后,“一见大悦”、“即日驰驿遣之”,且赐号“广成先生”,实为不察之言。光庭应召入仕,或早在僖宗临御初年,这已如前揭,但杜光庭仕唐以后,并未一直留守长安,而是先行入蜀。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僖宗驾出长安,二年春至兴元,七月至成都,改年号中和(元年881)。此前,蜀中已有光庭足迹,如《道教灵验记》卷二《青羊肆验》云

以其地卖与度支院官陈平,事乃丙申年(876)春也。余诣陈,访其地已有此宫(指成都青羊肆),因问其所以,陈为余道之。不二年,陈随相国高燕公下江陵。 《神仙感遇传》卷一

丁酉年(877),于西川蒙阳见张道士云“天师降授道法,远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师降教之事……未可详验,聊以记其异也。 《道教灵验记》卷三《均州白鹤观野火自灭验》云

乾符己亥岁(879),因游访灵迹,观亦俨然。有老叟话兹灵应,尝纪其祥异,题于殿壁。

《道教灵验记》、《神仙感遇传》等并非信史,灵验感遇之事,固不足信,但又非皆不足取,有纪年且较为谨严的文字仍可证史。从上述三例,可以看出,在僖宗广明元年出逃长安之前,光庭就曾出游三蜀,乃至汉水流域的均州(今湖北均县),历览各地宫观灵迹,访诸耆旧,纂记异闻。杜光庭在天台山修道时,即“常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暨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绵邈,几将废坠,遂考辨真伪,条列始末。” 15 杜光庭不畏艰辛,远游三蜀、江汉之地,实际上仍是为了天台修道时的宿愿,而捃摭道经、整理科教仪轨乃是贯穿杜光庭一生的事业。

另外,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僖宗出逃长安,而乾符己亥岁(879),光庭尚在均州游访圣迹。在兵荒马乱之际,光庭似不可能再返回长安,随即又从僖宗出逃。事实上,僖宗出逃,极为秘密,随从甚少。《旧唐书》卷一九下

是日,上与诸王、妃,后数百骑,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门出幸山南,文武百官僚不之知,并无从行者,京城晏然。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

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

文武百官皆莫知之,杜光庭怎会享此优渥,能随僖宗出逃?对此,王瑛先生《杜光庭入蜀时间小考》认为光庭曾返回长安,于广明元年(880)再与僖宗一起出逃。其证据为《太上黄录斋仪》卷五二光庭一段自陈,现引录如下

近属巨寇凌犯,大驾南巡……玉笈琅函,十无二三。余属兹艰会,漂寓成都。 “余属兹艰会,漂寓成都”是持论的主要依据。但随皇帝“南巡”,虽实为逃跑,也断不可用“漂寓”这样的字眼,如“护驾”、“扈从”或“扈跸”才妥。结合上述,可断光庭早在僖宗中和元年奔蜀之前就已在蜀中活动——纂记异闻、游访圣迹,甚至足迹远到三蜀以外,值僖宗奔蜀,才漂泊(“漂寓”实具“漂泊”之意)到成都,非与僖宗一起从长安入蜀。由此,光庭第一次入蜀当在丙申年(876)之前,具体哪一年,尚不能定。

光庭入成都后,曾奉敕从事各种斋醮活动。中和四年(884)六月,黄巢败亡,光庭撰成《历代崇道记》,详细记录了黄巢起义失败前的各种灵应事件。光启元年(885)正月,僖宗驾回长安,光庭扈从还京 16 。回到京师,光庭继续搜访道经,并奏置玄元观 17 。但好景不长,是年冬,因王重荣、李克用用兵,进逼京城,僖宗再次出奔。此次离京,杜光庭随僖宗逃至兴元,然后撇开僖宗,离兴元赴成都,此即光庭第二次入蜀。

《太上黄录斋仪》卷五二“又属省方,所得之经,寻亦亡坠。”僖宗此次出逃,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极为狼狈。试想,光庭若未从僖宗幸兴元,所得之经或许不会“亡坠”?光启元年十二月,光庭“从驾兴元”,确凿无疑。但史籍有谓中和初年事。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

中和初从驾兴元……先生知国难未靖,上表乞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盘礴,遂结茅居之。溪盖薛昌真人飞升之地也。未几,驾将复都,诏光庭醮二十四位。会王建霸蜀,召为皇子师。

从后文“知国难未靖,上表乞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盘礴,遂结茅居之”,以及“会王建霸蜀,召为皇子师”来看,这显然是光启年以后的事。若为中和初年事,僖宗亦赴成都,光庭何必“乞游”;此外,中和年间,光庭于成都积极参与官方斋醮活动,似未隐居青城山;还有王建霸蜀在907年,中和元年(881)距此尚有二十六年,中间有僖宗驾回长安、再次出逃等大事,怎可说“会王建霸蜀”?《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一“中利(和)初,扈从幸蜀,因老于成都” 18 ,此亦误。实际上《蜀杌》卷上“乞游成都,隐青城山白云溪”;《十国春秋》卷四七“已而从幸兴元,竟留于蜀”;《全唐文》卷九二九“从僖宗幸兴元,留蜀事先主”,指的都是光启初年事。

综上,光庭一生曾两次入蜀。第一次早在中和元年之前,光庭即已游访三蜀各地宫观,纂记异闻,足迹远至汉水流域的均州(今湖北均县),后“漂寓”成都,非与僖宗一起赴蜀。第二次是在扈从僖宗回京以后不久,因王重荣、李克用兵逼长安,遂从僖宗幸兴元,随后“乞游成都”,时在光启初年,前修时彦均有误作中和初年事。

注释

①见《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4年版。

②见《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1—2期合刊,第31—32页。

③见《上海道教》1990年第1—2期合刊,第16—18页。

④《宋史》卷四五八《张愈传》“张愈,字少愚……为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亦云“上表乞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盘礴,遂结茅居之。”

⑤有十一首或作郑遨诗,余十八首,散句若干。

⑥《广成集》卷三《贺疾愈表》等多处云“眼疾未减,不获趋驰”;“衰疾所萦,不获随列”。时光庭年近古稀,前蜀灭亡时(925),杜光庭已七十六岁。

⑦见《都江堰市文史资料》第十三集,都江堰市政协文史文化委员会、青城山道教协会编。

⑧见《南诏大理文物》,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⑨见《道藏》第11册,第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后略)。

⑩王永平《唐代道士获赠俗职、封爵及紫衣、师号考》对内供奉道士略有考述,见《文献》2000年第3期,第75页。

11《新五代史》卷六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均谓前蜀武成元年(908)立宗懿为太子,《蜀□杌》、《锦里耆旧传》谓武成二年(909),这里从武成二年的说法。

12见王文才、王炎《蜀□杌校笺》第一卷《前蜀先主》,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93页。

13序文后云“今此重求敏手,再启胜因,极雕刻之能,尽濡染之妙;冀施行之不泯,俾流布以无遗。”见《道藏》第6册,第1页。

14《道教灵验记》卷一四《僖宗青城斋醮验》、《僖宗封青城醮验》都有记载,见《道藏》第10册,第850页。

15《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见《道藏》第5册,第330页。

16《道教灵验记》卷六《三泉黑水老君验》“时僖宗大驾还京,光庭获备护卫”,见《道藏》第10册,第821页。《太上黄录斋仪》卷五二“余属兹艰会,漂寓成都,扈跸还京”,见《道藏》第9册,第346页。

17《道教灵验记》卷六《阆州石壁成文自然老君验》“光启年,大驾还京,奏置玄元观,宠诏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灵验益彰矣”,《道藏》第10册,第821页。《太上黄录斋仪》卷五二“扈跸还京,淹留未几,再为搜捃,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仅三千余卷”,见《道藏》第9册,第346页。

18《道藏》第32册,第8页。

2002年7月5日

[作者简介]

罗争鸣,1971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发表过论文《毛本〈花间集〉来源续证》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