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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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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四》和《通志·艺文八》、《明史·经籍志》等皆著录“王起文场秀句一卷”。《旧唐书》卷一六四所附《王起传》中有“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的记述。《宋志·艺文六》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场秀句一卷”,但未标注撰者姓名。敦煌文献P.2721号《唐抄本杂抄》中则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另外,日本所存有注本《游仙窟》中亦有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依上述著录文献与记载可知,《文场秀句》存在着著作同名而作者不同的情况。同时,因为这些书皆为佚卷,书中所辑录的具体内容如何亦尚不甚明了。本文拟就以上两个问题,结合所见日本及敦煌文献试作初步探讨。

就笔者目前所知,日本所存引用《文场秀句》的文献,有注本《游仙窟》、《倭名类聚抄》、《注好选》、《仲文章》、《言泉集》等五部作品。其中除前述有注本《游仙窟》外,皆未出具撰者姓名。有注本《游仙窟》今所见者有三种: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无刊记本、庆安五年(1652)刊行本和元禄三年(1690)版《游仙窟钞》,三者的底本相同。文中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在“绛树青琴,对之羞死”一句之下。今录之如下:

魏文帝与繁钦书曰:今之妙舞,莫过绛树。孟献忠文场秀句曰:绛树者,古美妾也。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曰:美夫青琴,宓妃之徒。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前述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已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今又见此注文,可知世上确实存在着有别于王起同名作品的孟氏撰《文场秀句》。“孟献忠”与“孟宪子”虽文字上不尽一致,或大略可认作同一作者。孟献忠为唐代人,史书无传,有佛教灵验故事集《金刚般若集验记》传世,据此书《序文》所记,书成于唐开元六年(718)四月,序前署名为梓州司马。孟氏此书国内久佚,但在日本却有多种古写本。现知最早的为平安前期的黑板家旧藏本,另有高山寺本、轮王寺本等。它曾在日本的古刹广为流传,并对日本的佛教文学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日本佛教说话文学集的滥觞之作《日本灵异记》就是受到它及《冥报记》一书的影响而编撰的。《日本灵异记》在延历六年(787)一度成书,后又增编。这说明孟献忠的书至迟在撰成六七十年后就已传入日本。

有注本《游仙窟》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其注释部分。该注释用汉文撰写,所引书目广涉儒道、正史杂史、诗、礼、易等七十余种,可谓广征博引①。关于有注本《游仙窟》的注释,清末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游仙窟》条文中云:“其注不知谁作,其于地理诸注,皆以唐十道证之,则亦唐人也。注中引陆法言之说是犹及见切韵原本。”日本小说家幸田露伴(1867—1947)在其《蜗牛庵夜谈》中谈到此书,亦推测当为唐时人所注。而神田喜一郎②、吉田幸一等学者则主张出自朝鲜人之手。尤其是吉田幸一氏,依据书中屡次出现的注释者“夫蒙”之姓不见于中国而见于新罗以及本书制作时间与《旧唐书》所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张文成)文”之事相吻合等③,推断此有注本为新罗人所注。此说如若成立,当知孟氏《文场秀句》亦曾传入朝鲜半岛。

从上述有关“绛树”的引文来看,孟献忠的《文场秀句》似乎不像诗句集,而像是一种带有注解性文字的集子。当然,仅凭一句引文来推断该作品的内容,显然不妥。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其它文献中所引《文场秀句》的情况,或许能从中寻到一些答案。

《倭名类聚抄》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大约在930年前后编成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汉日辞书,又名《和名类聚抄》,或简称《倭名抄》。编者源顺为平安朝歌人,擅长诗文,曾经参与编撰敕撰和歌集《后撰和歌集》。他编纂的这部辞书现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本子,其编撰体例为“先举本文正说,各付出于其注”(《序文》)。即先用汉语标出各个项目,然后援引汉日典籍或举其用例或注解其意,并用汉字注出日语读音。各个词条之间按题目所示的“类聚”的形式进行归类编排,例如其中的“孕妇·产妇·乳母/君·臣仆·人民/师·弟子/宾客·朋友·故人”等。据统计,本书征引汉日典籍多达三百数十种,广含经史子集、杂家俗书。像刘向《别录》、谢灵运《游名山志》、陆机《瓜赋》、甄权《录验方》等已不见传世的作品以及《博物志》、《世说》、《游仙窟》等作品皆出现在本书中④。不过,据《笺注倭名类聚抄》的考说可知⑤,此书多有征于类书的间接引用现象,譬如有关韵书方面的典据系引自菅原是善的《东宫切韵》。本书所引《文场秀句》见于十卷本第一卷的《人伦部》“朋友”条目下注释文中⑥,今按名古屋市大须宝生院藏镰仓时代(1192—1333)的真福寺本录之如下:

朋友论语注云:同门曰朋⑦。尚书注云:同志曰友⑧。文场秀句云:知音得意(朋友篇事对也,故附出)。

《仲文章》,一卷,由“孝养篇”、“学业篇”、“农业篇”、“贵贱篇”、“吏民篇”、“礼法篇”、“金友篇”等七篇及序跋构成,文章用汉文撰写,几乎都用对句,属于诵习记忆用童蒙书。作者假托白居易。据文中所引资料推测,大概编于十一世纪,有多种抄本存世,台湾故宫博物院存有见载于《留真谱二编》中的杨守敬旧藏日本近世写本。依日本正安二年(1300)写卷子本来看⑨,书中所引文献有《论语》、《孝经》、《尔雅》、《广雅》、《韵铨》、《周易》、《楚辞》、《东汉记》、《淮南子》、《说苑》、《史记》、《颜氏家训》、《雕玉集》、《白虎通》、《夫妇令》等。其中所引《文场秀句》之文有两处,分别在第二“学业篇”和第四“贵贱篇”。今录文于下。

第一处在“昔著麻衣,倚一荜之荫。今佩锦衾(别本为“裘”或“绫”),步九重之阶”之后,为双行小注:

荜者,文场秀句云:鬼目草,编为户。九重,辞曰:君之门九层也……

第二处在“仲尼闲居,吏民趣于其教。羸吕现世,燕猿冲于其威”后双行小注:

文场秀句云:羸吕者,武艺臣也。手取弓,空燕离连落地。林猿舍友藏空也。《注好选》也是一部用汉文编撰的用于童蒙教育的幼学教材⑩,共三卷,上卷所收几乎都是有关中国三皇五帝、唐代以前的劝学故事、孝养故事、史话、逸事等;中卷收入的主要是来自佛典的佛菩萨、佛弟子以及与佛法相关的佛教故事;下卷则为节选于佛典和汉籍的一些佛教、俗家故事,其中动物故事较多。此书现存有抄写于仁平二年(1152)的东大寺观智院等数种写本,据推测大约编成于十二世纪初。书中所引文章,见诸作品名字的除《文场秀句》外,还有《抱朴子》、《白虎通》、《易》、《河图括》、《黄帝书》、《京房易妖占》、《论衡》、《山海经》、《淮南子》、《史记》、《西国传》(《大唐西域记》)、《应验传》(《观世音应验记》)、《太宗贞观录》、《文选》、《仲尼游方问录》、《玉篇》、《广雅》、《乐府》(《白氏文集·新乐府》)以及大量的佛典。但遗憾的是所引文章大都不是直接引用,多数为原作品的多次转引。《文场秀句》的引文分别在中卷第一、二篇和下卷第一、二篇中。今据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抄录如下:

抱朴子曰:大极,初构者。是以知万物之初、二仪之首。文场秀句云:天云圆清。天形圆,气轻清者上为天。又云:天玄盖。即天色玄故也。……(中卷《天名曰大极第一》)抱朴子云:清浊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文场秀句云:地云方浊。地之方浊(衍字)地之方,气之重浊者下为地。又地云方舆。地方,在下为舆。……(中卷《地称为清浊第二》

文场秀句云:日色赤,故云金。日中有三足乌,故云乌。亦日云阳乌,日为阳精。亦日扶光,日出于扶桑山。(下卷《日名金乌第一》

文场秀句云:月色白,故云玉。月中有兔,故云兔。亦月云阴兔。亦月云娥影,恒娥为月御。亦月云桂影,月中有桂。亦云景夜。亦望舒。……(下卷《月称玉兔第二》

《言泉集》是日本镰仓时代建久年间(1190—1199)天台宗唱导流派安居院流所用唱导资料中的代表作品。该作品收集编录了佛会唱导时用的汉文愿文、表白等例文,这些例文多采自佛典和汉文典籍,其中大量引用了有关《孝子传》的故事。此书有数种本子,其中原东大寺北林院所藏本子在其《兄弟姊妹帖》中有相连七则故事引自《文场》11。今全文录之如下:

共被文场云共被。美服(“姜肱”之误)兄弟共被而眠。虽有房室,不忍分胸也。蒙求云“姜肱共被”注云:后汉姜肱,字伯淮。与弟仲海、季江并以孝友闻于世。每共被成欢。同餐文场云同餐。赵孝常与兄弟四食,兄弟不在不食也。

推梨让枣孔融,字文举,四岁便知礼。文场云推梨让枣。孔融兄弟让梨,王戎兄弟推枣。蒙求云“孔融让果”注云:鲁国先贤传云让。与兄食梨枣,辄以择小者耳。

八龙文场云八龙。荀氏有子八人,时号为八龙。语曰:时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也。蒙求云“慈明八龙”注云:魏志葛夹,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论语,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果征拜,九十日为司空。两骥文场云两骥。刘王生礼兄弟两人,号为两骥。

二陆文场云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人并有文笔,机有赠弟诗也。

三张文场云三张。张风兄弟三人俱有文章,俗云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也。

从《文场秀句》在日本的著录情况来看,除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外,未发现其它有“文场”字样的书名,而且《言泉集》引文中“共被·同餐/推梨·让枣/八龙·两骥/二陆·三张”等按类聚形式编排的特点,与《宋志·艺文六》中未署名《文场秀句》见录于“类事”一门的著录情况以及《倭名类聚抄》引文后所附出自其“朋友篇事对也”的记事亦相吻合。依此可推,此处的《文场》当是指未署名的《文场秀句》无疑。

上述第三部分所列各书中的文献引用情况,在其相应部分已大略有所涉及。比如说《倭名类聚抄》中多有转引现象,而《注好选》的转引程度则更或甚之。《言泉集》一书从其为用于唱导场合下的参考例文集来看,文字的传承流动性比较大,即使当初为原典引用,也难保证现存本的真实程度如何。总括而言,这些书所引《文场秀句》的文例,其准确性很难确保。但是,大致上能够看出一些特点:第一,被引用的文例大都是以注释文形式或相近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即说明《文场秀句》一书具有辞书性质,便于作为注释性词句来引用。事实上,从所引的文例内容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游仙窟》中所引孟献忠《文场秀句》的“绛树者,古美妾也”一文与其它诸书中引用的“羸吕者,武艺臣也”、“同餐,赵孝常与兄弟四食,兄弟不在不食也”等引文相比较,无论其内容的注释性特点还是行文特征,都十分类似。第二,其内容具有类书和经史启蒙读物的性质。这一特点,在《注好选》和《言泉集》的引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言泉集》连续引用的七则引文中“共被”与“同餐”、“推梨”与“让枣”、“八龙”与“两骥”、“二陆”与“三张”等,都是同类并举,依真福寺本《倭名类聚抄》的引文注亦可知《文场秀句》中存有“朋友篇事对”的内容;此外,《言泉集》所引《文场秀句》文例后大都并引启蒙读本《蒙求》中类似的文例,而引用《文场秀句》的文献中,如《仲文章》、《注好选》等本身即是用汉文编撰的启蒙用书。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它具有类书和启蒙书的特点。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署名“孟宪子”的《文场秀》也属于这一类的启蒙书。在此《杂抄》的“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文下,列举了包括《文场秀》在内的大量书名。那波利贞氏曾指出:此《杂抄》属于中唐时期庶民教育的普及性读物,书中所列的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作为一般教养应记取其书名和作者的古典名著,如《史记》、《三国志》、《春秋》、《老子》、《庄子》、《尔雅》、《文选》、《汉书》、《尚书》等。乙类则是获取一般常识、养成读书作文基本能力的童蒙用书,如《文场秀》、《孝经》、《论语》、《急就章》、《典言》、《千字文》、《兔园策》、《开蒙要训》等。并且以敦煌文献中遗存为数不少的儿童笔迹的《千字文》、《开蒙要训》之类残卷等为例,进一步论证了这些书在中唐时期作为童蒙教材的使用状况12。还有一点,在此《杂抄》中《文场秀》被列举于“经史”类书籍中,并排列于《史记》和《切韵》、《尔雅》等史书与字书、韵书之间,是否可以推测,这正说明因为它在内容上具有文史书兼注释书的特点呢?

以上论述说明,日本文献所引的不具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具有注释性类书和经史启蒙书的特点。同时,署名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在内容或形态上又分别与之有着相类似的特征。下面我们再结合《文场秀句》的史书著录情况和敦煌文书中P.2524《古类书语对》来进一步探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首先,以上所论述的署名或未署名的《文场秀句》跟王起的同名作品应当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王起的《文场秀句》著录于《新唐书·艺文》中的“总集类”,前后亦收有同样以“秀句”为题名的作品,如元思敬《诗人秀句》、黄滔《泉山秀句集》、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等。《泉山秀句集》其下附有小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末”,说明此作同于所举其它两种,皆为诗句集。同时,王起的另一著书《大中新行诗格》,亦见录于其中。郑樵《通志·艺文八》中王起《文场秀句》被录在“诗评一种”之内,列于《古今诗人秀句》、《泉山秀句集》两诗句集与《李洞集贾岛句图》一书之间,同时在这些作品前后所录的大都是诸如“~诗格”、“~诗例”、“~吟谱”、“~丽则”、“~句图”、“~诗话”等作品。“句图”乃中国古典诗评的一种,主要靠摘编名章秀句或专摘一家之诗,让读者通过对众多章句的直观默照而参悟句法。它出现于晚唐,略晚于中唐时期出现的“秀句”,在实质上两者是一致的13。另外,在《明史·经籍志》中它被著录于“总集”所附“诗文评”一类中。综上所述,王起的《文章秀句》应当是一部收集诗文佳句的诗评性质的书,它与上述的同名作品自然应该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

其次,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见于《宋志·艺文六》的“类事”中,在其前后同时著录的还有《章句纂类》、《子史语类拾遗》、《笔语类对》、《修文异名录》、《文场纂要》、《文房纂要》等。而像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等曾与王起的《文场秀句》归为一类的许多冠以“秀句”、“诗格”、“句图”的作品则著录在《宋志·艺文八》的“文史”类中。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它则归于“小学家”一类。此“小学家”类中还著录了《开蒙要训》、《千字文》、《说文解字》、《切韵》、《字书》、《文笔范》、《文章故事》等作品。而像《秀句集》、《词苑丽则》、《古今诗人秀句》之类的秀句集虽亦见录于此《见在书目录》中,却归类于“总集家”。两书中所存在的这种同为“秀句”集而明显地归为不同门类的著录情况,亦说明未署撰者名的《文场秀句》在内容上与王起的《文场秀句》等诗文秀句集存在着不同,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其所归属的“类事”、“小学家”之门类以及其前后同时著录的作品情况来看,与前面分析得出的日本文献中所见引文的特点正相吻合,说明它是一部具有类书兼辞书性质的作品。同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与《文场秀句》并录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这也间接的告诉我们,孟宪子的《文场秀》与不署撰者姓名的《文场秀句》在作品内容与形态上所具有的一致性。

再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宋志·艺文六》“类事”一类中,与《文场秀句》并举的有《笔语类对》、《子史语类拾遗》之类的书。其实,这类“语对”书在敦煌文献中亦有遗存,这就是P.2524的《古类书语对》等。此卷子按“王、公主、公卿、御史……闺情、神仙”等分为三十九个门类,按门类对举相应的包括人名、地名、历史名词、典故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下引经据典,加以注释。其中在“兄弟”一类所列的词语及其注解中,有一部分与上述第三部分中所举的日本文献《言泉集》中引用的《文场秀句》的文例非常近似。即“共被·同餐”、“推梨·让枣”、“八龙·两骥”、“二陆·三张”等四组八句。在《古类书语对》中,这四组除了“共被·同餐”和“二陆·三张”两组各自的先后配列顺序相反外,不但四组的排列顺序一致,而且其注释的文字部分亦很接近。同时,在“美女”门类中亦收有“绛树”一词,其下所附注释的前半部分亦与有注本《游仙窟》中所引孟献忠《文场秀句》的文例一致。由此可见,这个资料极为重要,它既能使我们明确不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是一部具有如何内容和编撰形态的书,同时又为我们寻找它与孟献忠的同名作品、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关联提供了材料依据。将此资料与《唐抄本杂抄》连在一起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献中既出现了记录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卷子,又存在着与中日文献中著录和引用的《文场秀句》以及孟献忠同名作品有密切关联的资料。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在考察《文场秀句》一书时,P.2524与P.2721两份资料是不应孤立看待的。鉴于本文的主旨在于廓清《文场秀句》一书在作者和内容上的混乱,对于此三者的关系,在此不作详究,拟另撰文进一步探讨。

综合以上考察,第一,从史书的著录情况结合日本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的引文可以断定,王起的《文场秀句》与未署撰者名字的同名书属于不同类别的两种著述。王起的《文场秀句》属于具有诗文评性质的诗句集,而未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应属于有着类似于敦煌文献中P.2524《古类书语对》的内容和撰述形态的、具有普及习作用语和经史常识性质的童蒙书。两者在启蒙的功用上或许一致,但在内容上属于截然不同的作品。第二,被引用于日本文献的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的引文与被引用于有注本《游仙窟》的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同时见于同一作品——敦煌文献P.2524《古类书语对》;《宋志·艺文六》“类事”一门中与未署名《文场秀句》并举之书中又恰恰有《笔语类对》等“语对”书;同样为敦煌文献的中唐时期庶民教育的普及性读物P.2721《唐抄本杂抄》中记载着孟宪子的《文场秀》,且与其同时并载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学家”中著录的《文场秀句》一书的前后。从它们之间在内容以及形态上所存在的如此广泛的一致性可以推断: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文场》,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四者应为一书,即孟献忠的《文场秀句》。依据孟献忠的著作《金刚般若集验记》得知,他在长安三年(701)时任申州司户,开元六年(718)任梓州司马时期撰成此《集验记》。此作品中收录的《金刚经》灵验故事中很多属于献忠称之为亲自记录的,这些自录的故事中所记人物多为献忠直接或间接相识的县令、司户、地方僧人。由此推知他应属于一个敬信佛教的地方文人官吏。他的这一身份也是极符合为启蒙用书《文场秀句》作者的。正因为献忠属于一地方文人,他的作品及文名自然莫如在京师长安有影响力,最终不为人知、不为史书所著录亦在情理之中。《集验记》上卷的《救护篇》中有一则记述梓州福会寺僧人神晏于万岁通天元年(696)所经历的诵经灵验故事,其末尾处附有献忠采录此故事的记事:“献忠亲自追问,具说源流。神晏当时始年三十八也。”照此推算,开元六年时神晏应为六十岁。如果献忠与其同龄,当属他的晚年期。另外,本书所收的献忠自采故事亦多发生在万岁通天年间至开元五年之间。据此大致可以推知,献忠大抵是一位生活于武则天时代至唐玄宗时代的人物,其《文场秀句》亦当撰成于他成年以后的某一时间。

[作者简介]

李铭敬,1965年生。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发表过论文《无著道忠与〈冥报记校讹〉》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