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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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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

《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

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1.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2.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3.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

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

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2003年10月10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