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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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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来说,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则是促使学术研究深入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① 。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② 傅斯年在《史语所集刊》创刊号上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学问,却与此有所不同,陈伯海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 ③ 实际上,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唐代是较为集中的一个朝代,然而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现在已是21世纪,如果还是墨守成规,倾全部精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之中,其收效必定不如20世纪那样显著。

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是新出土文献极为繁盛的时代。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大有收获。著名学者傅璇琮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 ④ 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设想,也是需要很多学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对于新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戴伟华、韩理洲、陈尚君等学者曾有专文作综合性的论述,颇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⑤ 。本文则以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展开讨论,重点放在唐诗研究方面。

在新出土的文献中,唐代尤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碑刻与墓志的集中出土。对墓志加以搜集并初步整理的是新安张伯英,他创立了“千唐志斋”。章炳麟为之题名,并跋称“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简要地说明了“千唐志斋”的由来。“千唐志斋”中的墓志石刻大部分出自洛阳邙山一带。古称“邙山无卧牛之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其墓葬之多,可以想见。清末修筑陇海铁路时,取道邙山脚下,因而掘出不少墓志。后经张伯英收集,保存于“千唐志斋”。此后,罗振玉等学者,亦着力搜集唐代墓志,并加以著录。成《芒洛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等,李根源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为研究唐代文史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建国以后,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新出土墓志的发现与报告,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著录与整理。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重在墓志录文,更方便了研究者。2001年,周绍良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已出版7辑,主要收录墓志,亦超过五千件。此外还有《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4年至1994年版;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新编》等。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亦收洛阳墓志颇多。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四十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

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个案研究,通过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然后进行综合系统的概括,以探索其演进的流程,是研究的宗旨。在个案研究方面,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最为重要的,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

其一,诗人生平的考证。古代仕宦显达的作家,多有表墓的碑版和埋幽的墓志。我们现在从事唐代作家研究,如能获得这样的石刻文献,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盛唐大诗人王之涣,在唐及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事迹极为简略,且多有歧误。现代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岑仲勉,首先从《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发现了《王之涣墓志》,从此,王之涣的籍贯、仕历、生卒年等问题都昭然若揭。后来,陈尚君又从《千唐志斋藏志》中发现王之涣夫人《李氏墓志》及其族人的有关《墓志》,王之涣的家世与亲缘关系也非常清楚 ⑥ 。关于《王之涣墓志》的著录,首见于岑仲勉《贞石证史》,后来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又作专门考证。曲石精庐主人李根源之子李希泌有《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 ⑦ ,都可参证。这是得一墓志解决唐代文学研究重要问题的典型事例。大诗人杜甫叔父杜并墓志的发现,对于杜审言、杜甫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杜审言的身世仕历与杜并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杜并墓志的撰者是当时号称文坛“大手笔”的苏,由此墓志还可以引发出杜审言与刘允济的关系。因而这一墓志的发现,不仅可以订正传世文献记载的杜甫家世的讹误,对于了解杜甫创作的家学渊源更有重要作用 ⑧ 。唐初大诗人王勃,才高早慧,然仅活了二十七岁,其事迹正史都有传记。新出土《王洛客墓志》(先天元年十月十三日)“时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抟扶而飙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颊山谷。” ⑨ 这一隐居的经历却不为人知。

《千唐志斋藏志》中,存有《张晔墓志》,是一篇较为纯粹的诗人传记,其中还载有张晔与友人唱和诗,为《全唐诗》所失收。故这样的墓志弥足珍贵。现录于下

唐故乡贡进士南阳郡张公墓志铭前乡贡进士李夷遇撰

公讳晔,字日章,其先南阳人也。叶茂当时,代称其美,举文衡则汉有平子,论博识则晋有茂先,清波长澜,备载简册。大历中齐州长史兼侍御史讳瞻,公之曾王父;元和初陪军副尉守左武卫将军讳泚,公之王父;大中时郓州长史兼监察讳季戎,公之烈考。并徽懿盛才,昭振前哲。公即长史之元子也。含晨象之秀德,体山河之上灵。气蕴风云,身负日月,原而能恭,宽而以栗,言不宿诺,行不苟从,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闺门穆如,乡党恂如也。若夫学广如江海之渺,文华并天星之焕烂,高谈则龙飞豹变,下笔则烟霏雾凝,穷八体于豪端,搜六义于怀抱,千古阙文,前哲遗韵,尽为公之所录。公应进士举,天下知名。若古律诗千余篇,风雅其来,莫之能上,览者靡不师服。于是乎今鄂州观察判官卢端公庠,顷为河南府掾充考试官,公因就试,遂投一轴。卢公谓诸僚友曰“张子之文,自梁宋已来,未之有也。”复课一诗送公赴举云“一直照千曲,一雅肃群俗。如君一轴诗,把出奸妖服。”又云“乃知诗日月,瞳瞳照平地。”又今尚书右司郎中杨戴为淮南太守时,制一叙奖公之文曰张氏子用古调诗应进士举,大中十三年余为监察御史,自台暮归,门者执一轴,曰张某文也。阅于灯下,第二篇云《寄征衣》“开箱整霞绮,欲制万里衣。愁剪鸳鸯破,恐为相背飞。”余遂瞿然掩卷,不知所以,为激叹之词。乃自疚曰“余为诗未尝有此一句,中第二纪,为明时御史,张子尚困于尘坌,犹是相校,得无愧于心乎。”凡公知游,莫非重得廊庙之器也。苟非其道,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所不成名者,气高使之然也。盖闻有大才而无贵仕者,固不虚语耳。呜呼!方谓拂羽乔树,缅升烟霄,而遭命大过,栋挠而殒。春秋五十有五岁,咸通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寝疾薨于上善里之第。先娶天水赵氏,早卒。有子滔,博学不倦,出言有章,孝行可称,文质俱茂。女曰珊珊,始孩。并衔莪茹蓼,殆不胜丧。弟旭,志若松筠,行同颜闵,其言也成范,其行也可模。公先世松在雒北平乐乡杜翟村之东原。是岁十一月十二日,与赵氏、小君,合葬于先茔之左,礼也。夷遇与公密契金兰,习孰履行,孝思所请,焉敢让诸?刊石显徽,乃为铭曰

英英夫子,既哲能贤。河目海口,虬须虎颜。应期诞德,绝后光前。贞兮瑞玉,芳兮春兰。玉贞斯折,兰芳斯摧。呜呼府君,逝矣不回。

陈尚君论述此志的价值时称“值得注意的是,志文用一半篇幅叙述其作诗情况及时人的评价,诗歌在唐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可以想见。”“文中叙唐人行卷的情况及受卷者阅卷后的感触,十分具体,为研究唐人行卷及其与文学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记载,值得重视。” ⑩ 有关进士行卷的内容,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这篇《张晔墓志》明确记载张晔应进士举,而又投献诗集,不仅为传世的文献记载提供了确凿的文物证据,更对于我们探讨科举与唐诗繁荣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实物材料。

在文学家生平事迹研究中,家世与籍贯是非常重要的。而唐代籍贯与郡望又常常混淆,如大诗人沈佺期,新、旧《唐书》本传与辛文房《唐才子传》都说他是“相州内黄人”,而1997年出土的沈佺期长子沈子昌墓志说“公姓沈氏,讳子昌,皇朝詹事府君之子,今朔方太守东美之长兄。……以天宝七载七月十日遘疾,终于南阳郡顺阳川之客,以天宝十三载十一月十八日迁厝于东京偃师县首阳山南,从大营,礼也。铭曰自他乡兮还故乡,迁顺兮阳祔首阳。” 11 则其故乡为偃师甚明。可知其籍贯应为洛阳偃师县,而相州内黄则为是其郡望。

其二,订补现存文献的阙误与促进作品研究的深入。《全唐诗》卷五六四收杨牢《赠舍弟》诗,而韦縠《才调集》亦收此诗,作者却是“杨宇”,必有一误。今据《千唐志斋藏志》所载《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墓志铭》称“君讳宇,字子庥,弘农华阴人。……大中五年夏五月被疾,日不减,八月丁巳终于长安宣平里之旅舍,时年四十有五。”志作者为“兄朝议郎行京兆府户曹参军牢述”。《杨牢墓志》亦见于《千唐志斋藏志》,称“大中十二年正月二日,河南县令弘农公□□□府□善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公讳牢,字松年,弘农人”。是知杨牢为兄,杨宇为弟,牢长宇五岁。则其诗应为杨牢所作,《全唐诗》虽后出,然著录作者却是正确的。

又晚唐人顾陶所编的《唐诗类选》,是唐人选唐诗的一部重要典籍,但其书久佚,写作年代有所争议。因为《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录顾陶《唐诗类选序》及《后序》。序作于大中十年,文后有题款,自无可疑,而后序没有题款,故时间难定。卞孝萱以为作于大中十年 12 ,罗时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为咸通二、三年所作 13 。今考《唐诗纪事》卷五三《杨牢》条“牢,登大中二年进士第,最有诗名。大中时,顾陶作《唐诗类选》,去取甚严。其序云删定之初,如杨牢等十数公,时犹在世;及稍稍沦谢,一篇一咏,未称所录,若续有所得,当列为卷轴,庶无遗恨。”参之杨牢墓志,牢卒于大中十二年正月,故知《唐诗类选后序》应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但今传《唐诗类选后序》却并无杨牢之名,故此问题仍可通过墓志的启发,深入加以研究。

杜甫有一首名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前贤均系此诗于天宝七载(748)。今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并序》,韦于天宝九载(750)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十载正月,即应制举不第三年后 14 。杜甫终生的政治理想,当时的困顿处境,写诗的甘苦体会等,在诗中均有所表现。而作年的重新认定更有助于对杜甫生平思想与创作历程的理解。

其三,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即以诗歌为例,自清代《全唐诗》编纂问世后,不断有补遗之作,尤其是20世纪,成果尤丰,至1992年出版了陈尚君纂订的《全唐诗补编》,已是洋洋大观。这些补逸之作,有不少是源自出土文献,而我们现在研究唐代诗作已不能离开此编。《全唐诗补编》出版后,唐诗的佚作仍不断出现。如近年于长沙出土的古窑址陶器诗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诗歌主要题在壶的流部之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共计近八十首不同的诗和句” 15 。这里所刻的八十余首诗,都没有诗题,不著作者,体裁有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其中五言诗占据绝对大的比例,大概是诗句简短,便于镌刻之故。诗歌通俗浅显,明白流畅,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但我们如果与《全唐诗》中文人作品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民间诗歌与文人作品还是有紧密联系的。现将相关的几首诗录于下

自入长信宫

自入长信宫,每对孤灯泣。闺门镇不开,梦从何处入。

这首诗见王重民《补全唐诗》高适诗卷,作《闺情》四首之一,“入”作“处”,“对”作“向”。录自敦煌诗卷,此前尚有《闺情》一首,跋语云“《闺情》原卷不题撰人,‘憔悴不缘思旧国’,也一定不是高适的话,盖与前一首同为一个沦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因此,也连类附及。‘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的闺情以后,还有四首闺情,好像是妓女的歌辞。也不著撰人,不知是否佚诗,姑附于后。”陈尚君辑入《全唐诗补编》。由敦煌诗卷题写,到长沙窑址陶器镌刻,说明这首诗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

去岁无田种

去岁无田种,今春泛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八五二张氲诗卷,作《醉吟三首》之一。

海鸟浮还没

海鸟浮还没,山云断更连。棹穿波上月,舡压水中天。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七九一贾岛与高丽使联句《过海联句》“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高丽使)。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岛)。”

万里人南去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不归。不知何岁月,得共女同归。

这首诗《全唐诗》卷四六韦承庆诗卷作《南中咏雁诗》,题注“一作于季子诗,题作《南行别弟》。”第二句作“三春(一作秋)雁北飞。”第四句作“得与尔(汝)同归。”同书卷八○韦承庆诗卷作《南行别弟》,题注“一作杨师道诗,《英华》作韦承庆《南中咏雁》。”

近入新丰市

近入新丰市,惟闻旧酒香。把琴沽一醉,终日卧垂杨。

这首诗《全唐诗》卷三一一作陈存诗,题作《丹阳作》,题注“一作朱彬诗。”同卷朱彬诗卷亦收入,题注“一作陈存诗。”

二月春丰酒

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

按白居易有《问刘十九》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主人不相识

主人不相识,独坐对林泉。莫慢愁酤酒,怀中自有钱。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一一二贺知章诗,题作《题袁氏别业》,题注“一作《偶游主人园》。”“对”作“为”,“怀”作“囊”。

鸟飞平无近远

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全唐诗》卷一五○刘长卿《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题注“一作《答秦征君徐少府春日集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六言》。”诗云“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又卷八九○刘长卿《谪仙怨》诗中间四句亦与此相同。

周世荣曾将《二月春丰酒》与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比较,以为“以上诗句通俗易懂,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相互对照,‘二月春丰(醴)酒’,语言质朴,而《问刘十九》则显得清雅。笔者认为当属白居易根据民间古诗改写而成。因为汉魏南北朝以来民歌一向为文人所关注,因而民间歌常为文人摹仿或改写。故二月春丰酒应是民歌中的本来面目。” 16 如果仅就《二月春丰酒》一首与白居易诗比较,周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就以上所录的八首诗综合起来看,当时制陶工人将文人诗原作稍作改动刻于陶器之上,也不无可能。参以唐代湖南诗人李群玉《石潴》诗“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则唐代诗人对于窑址一类的题材还是颇为重视的,陶器刻诗取自唐代文人的诗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新出土的八十首陶器所刻诗篇,表明唐代文学史是在文人作品与民间文学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去研究唐代的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诗歌,比较重视的是《全唐诗》中所收的民歌、谣谚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与文人诗作有着很大的距离,无法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故而这组诗的发现,对于我们从动态方面全方位研究唐代文学史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弄清文学进程及演变的背景极为重要。而对于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因为传世文献有不少经过当事人的篡改,也有在后世流传当中失实的。这就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而利用出土文献,如新出土墓志时,如果联系当时的发掘现场,或参考相关的发掘报告,则更有助于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今举三个事例加以说明。

一是《令狐梅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中晚唐党争对文学的影响颇有意义。这篇墓志的拓片载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录文又载于《全唐文补遗》第6辑。有关中晚唐党争,焦点在于两党党魁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关系及政见等方面。自岑仲勉《隋唐史》问世之后,直李曲牛的观点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以为李德裕是晚唐最有才能与贡献的宰相,传世文献中曲李的说法都来源于牛党人物对于史实的歪曲。代表性的论著有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和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 17 ,都主此说。而《令狐梅墓志》记载对牛党的态度“其在右卫,李公德裕持权先谪所恶旧相,又欲就谪所按杀之,天子为发内竖将命矣。公闻之,驰见李公,语以大不可。李公闻语怒甚,疑其贰于己,忿谓公曰‘公欲卖我乎?’公曰‘卖则早卖之,不至今也。今者为明公子孙谋,何见拒之深?必不听,是明公自卖其生,非某之能救也。’李公命罢去,词益切;左右欲引退,公正色谓左右‘汝曹何知,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之,欲坐视相君为齑粉耶!’李公挠愤良久,心乃惧,谢不敏,明日即奏,复发骑追活之。”说明李德裕虽在晚唐贡献很大,但也是一位党争恶习极深的人。晚唐文人与牛李党争大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篇墓志的出土,对我们客观评价晚唐诗演进的背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8 。

二是《李郃墓志铭》的发现,更证实了唐代避家讳的情况。这篇墓志出土于偃师杏园,发掘时的情况,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偃师杏园唐墓》记载很清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与唐代牛李党争及甘露之变都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家的背景情况。唐代避家讳甚严,故《南部新书》卷丙称“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著名诗人李贺也是如此。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称“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韩愈《讳辩》“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19后世学人对于李贺遭谤极为同情,亦对韩愈为贺鸣不平大为赞赏,而贺则终不应进士试。参之《李郃墓志铭》称“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不得。”可见避家讳作为唐代重要的社会背景,非韩愈所作一两篇文章辩解所能奏效。与李贺相比,李郃避家讳更显得主动积极。我们如果从唐代避家讳这一背景探讨文人进身的历程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对于李贺的人生道路与创作道路有着另一番理解。

三是《徐浚墓志》的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区域文学与家族文学有很大的启迪作用。1998年夏,洛阳偃师市南蔡庄村北出土了一方《徐浚墓志》,《书法丛刊》1999年第4期影印该志拓片。墓志云“至于制作侔造化,兴致穷幽微,往往警策,蔚为佳句。常与太子宾客贺公、中书侍郎族兄安贞、吴郡张谔、会稽贺朝、万齐融、余杭何謇为文章之游,凡所唱和,动盈卷轴。”这里是说徐浚颇为擅长诗歌,常与贺知章等人唱和。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到的几个诗人,他们都是吴越一带人,且以越州为主,说明开元、天宝时期,吴越一带,唐诗非常繁盛。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博士,又迁太常博士。因张说引荐入丽正殿书院修书。后转太常少卿。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置同正员。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天宝三载,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知章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全唐诗》卷一一二收其诗一卷,《全唐文》卷三○○收其文二篇,《唐文拾遗》卷一八又补四篇 20 。

徐安贞,本名楚璧,后改名安贞,史称信安龙丘人。今据墓志称为徐浚族兄,则其郡望亦应为东海郯县。《元和姓纂》卷二有“中书侍郎徐安贞,居衢州龙丘”。则当后徙之地,即与徐峤之徙会稽相类。安贞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玄宗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全唐诗》卷一二四存其诗十一首。《全唐文》卷三○五收其文十二篇。

张谔,两《唐书》无传,《唐诗纪事》卷一五称“谔,登景龙进士第。岐王范好儒士,与阎朝隐、刘廷琦、郑繇等饮酒赋诗。驸马都尉裴虚己善谶纬,坐私与范游,徙岭南,廷琦贬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明皇于范无间也。”徐松《登科记考》卷四系张谔登进士第于景龙二年。唐芮廷章《国秀集》卷中称“陈王掾张谔”,选其诗五首。《全唐诗》卷一一○存其诗十二首。《全唐诗逸》卷上又收其残句一则。由此墓志可证其籍贯为吴郡。

贺朝,两《唐书》无传,《旧唐书》卷一九○中《贺知章传》云“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唐芮廷章《国秀集》卷中称“会稽尉贺朝”,并选其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一八孙逖有《酬万八贺九云门下归溪中作》,卷一五一刘长卿有《明月湾寻贺九不遇》,卷一六○孟浩然有《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贺九均为贺朝。《全唐诗》卷一一七存其诗八首,《全唐文》卷四○八收其文一篇,小传称“天宝时山阴尉”。

万齐融 21 ,官秘书省正字、泾阳令、昆山令等,天宝末尚存。《宝刻丛编》卷一三《越州》引《集古录目》“《唐法华寺玄俨律师碑》,唐前秘书省正字万齐融撰,武部郎中徐浩书。……碑以天宝十五年六月立。”同卷引《诸道石刻录》“《唐龙泉寺常住田碑》,唐万齐融撰,范的书。”《国秀集》卷中称“昆山令万齐融”,并选其诗二首。《唐诗纪事》卷二二《万齐融》条“梁肃作《越州开元寺僧昙一碑铭》云师与贺宾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谏议庭诲、泾阳令万齐融为儒释之游,莫逆之友。李华《为润州鹤林寺径山大师碑铭》云菩萨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齐澣、故刑部尚书张均、故润州刺史徐峤、故泾阳令万齐融,道流人望,莫盛于此。以二铭观之,齐融盖开元以来江南乐道之士也。”《全唐诗》卷一三二李颀有《寄万齐融》诗,卷一一八孙逖有《酬万八贺九云门下归溪中作》,万八即万齐融。《全唐诗》卷一一七存其诗四首,《全唐文》卷三三五收其文三篇。

何謇,事迹不详。《全唐诗》卷一三九储光羲《送姚六昆客任会稽何大蹇任孟县》诗,当即此,“蹇”应从墓志作“謇”。

从以上与徐浚唱和数人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出,以贺知章为首的吴越之士,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当然这个文学群体,不仅是墓志中所提到的几个人,文学史上的“吴中四士”,应该是这个群体中的中坚力量。由这个群体可以看出,唐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之所以呈现出极为繁盛的局面,与各地形成大大小小的文学群体有关,由这些群体再汇集成为不同的文学中心,最后像百川入海似地朝一个总的中心发展。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论述开元、天宝时期的作家时,往往重视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中原一带的文学发展,而对于南方的文学群体的形成,较为忽视。其实,南方文学群体的发展,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知道,除了以贺知章为首的吴越文学群体以外,能证明吴越之地在开元、天宝间文学繁荣的,是唐人殷璠编选了《丹阳集》。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称“《丹阳》止录吴人。”《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 寅 戈 ,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丹阳集》已散佚,今人陈尚君于此辑佚,用力甚勤,先有《殷澣丹阳集辑考》一文,刊于《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后整理成《丹阳集》,收入傅璇琮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中。由陈尚君的整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开元、天宝时期吴越文学的繁盛。由徐浚墓志与《丹阳集》参证,可以看出盛唐时期人文荟萃,诗歌鼎盛的情况。

一般地说,一种学术的进步,取决于材料的发现与学理的发明,而学理的发明又是以材料的发现为基础的。故王国维、傅斯年等对于材料的发现极为重视。至于方法的探讨与观念的更新,只能是材料与学理之间的中介。就唐代文学研究来说,20世纪极为繁荣,各方面的选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挖掘,各种方法也得到了尝试,各种新的观念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大有“山穷水复疑无路”之势。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在新材料的运用方面有着较为广阔的天地。著名学者张广达在唐史研究趋向的考察方面曾这样说“对于隋唐史而言,未来发现新材料至关重要。史料从来是多多益善,不患寡而患不足征。……文书文物资料的不断发现,不仅将从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也将从精神文化方面为深入研究隋唐历史,或者说研究中国中古史开辟灿烂的远景。” 22 这一论断,对于唐史研究是精到的,对于唐代文学研究也是适合的。

最近,我读到李零先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对于简帛古书对现代学术研究的意义阐述得很精当

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无奈。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激烈的冲突(今天也一样),“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在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简帛古书,表面看,只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对调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种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 23

简帛古书与唐代石刻等,都是新出土文献,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革命性意义。所不同的是,简帛古书偏于古代,而石刻文献则接近现代。从文学的角度看,石刻文献的文学成分更多,对于文学史的正本清源工作更有作用。

新出土文献,从本身的功能来说,主要属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范畴。但它可以充分证明当时的某些现象,因而其作用是多元化的。我们纵观建国以来的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政治研究代替文学研究,因而一切都要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故文学成为庸俗政治学的附庸。因为长期的惯性与厌倦心理,使得后一阶段,即20世纪的后二十年,人们研究文学多回避政治,而转向纯文学的探讨,因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得到了全方位的重视与发扬。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加以外来文化学术的介绍与西方审美观念的浸润,使得古代文学研究逐渐脱离本根,失范而浮躁。文学史研究与深层的学术史、思想史逐渐疏离,变得片面而单纯。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历史与审美的一体化,应该是最佳状态。然而现在最为缺乏的是这两方面的融合与衔接,故以现代史学规范作指导,立足于文本,并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基础,尽可能对文学展开多样化的研究,应该是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

注 释

①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②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5册第65页。

③陈伯海《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6页。20世纪的新出土文献,在唐代的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极为显著,参见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4页)。

④傅璇琮《唐刺史考全编序》第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戴伟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4期,第62—69页。韩理洲《新出土墓碑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807页。陈尚君《新出石刻と唐代文学研究》,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第28期(2002年12月),第1—27页。

⑥见《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第125—128页。

⑦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3期,第97页。

⑧参阅拙作《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载《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第35—44页。

⑨拓片载《书法丛刊》2002年第3期,第84页。

⑩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434页。

11赵君平《洛阳新获唐志二题》,《书法丛刊》2001年第3期,第37—38页。赵氏对沈之籍贯有所考证,可参看。

12卞孝萱《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唐大中十年,顾陶选出唐人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编为二十卷,书名《唐诗类选》,自撰序言。”载《学林漫录》第8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121页。

13罗时进《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后序》是否如学术界一些先生认为也同样作于大中十年呢?并非如此。”进而推断是大中十年以后之作,约为“咸通二、三年”。文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第111—116页。

14参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15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28页。有关长沙窑唐诗的情况,还可参考周世荣《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陈尚君《长沙窑唐诗书后》,均载《中国诗学》第5辑。

16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33页。

17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第18—31页。

18有关《令狐梅墓志》的研究,可参郁贤皓《从令狐梅墓志看李德裕及晚唐党争》,《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乔栋《唐棣州刺史令狐梅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牛致功《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85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又增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0知章所撰墓志,近世不断出土,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六三《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 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题撰人为“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又同书开元二五七《皇朝秘书丞摄御史朱公妻太原君王氏墓志并序》,题撰人为“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四五有《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题撰人为“秘书□□会稽贺知章撰”。1988年4月出土《大唐故中散大夫比部郎中郑公(绩)墓志铭并序》,题“贺知章撰”。志载王关成等《郑公墓志铭及其史料价值》,《文博》1989年第4期,第36—39页。

21《旧唐书》将贺朝、万齐融二人连书,将“万”属上,变二人名为“贺朝万”、“齐融”,盖误。

22 2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8页。

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中国学术》第8辑(2001年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297页。

[作者简介]

胡可先,1960年生。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等。

郭丹评议

胡可先教授的论文对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提出这些材料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述甚为详赡。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应该重视出土文物中的有关文学史的材料,发掘这些材料,并利用出土文献,以扩大文学史的新视野。综观整个20世纪,出土文献非常丰富,但许多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之内,如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有《诗经》和《仓颉篇》,它们是现存的最早的古本;作为西汉初年的墓葬品,阜阳汉简《诗经》中已有序,如是,则东汉卫宏作诗序的说法不辩自明;再如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简中《神乌傅(赋)》的发现,为赋起源于民间说提供了直接证据。类似这样的出土文献,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甚至新的结论,它们应该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视野中。因此,胡文不但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也有很好的启示。只惜限于体例和篇幅,后一个问题胡文未能进一步展开。

吴在庆评议

本文通过出土文献材料如《张晔墓志》、《令狐梅墓志》、《李澣墓志》、《徐浚墓志》等,论证碑刻墓志等文献为作家研究提供新材料、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和对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正与补充等观点,并指出出土文献具有开拓唐代文学研究新视野的作用,凡此多言之有据,所举材料符合史实,论证有力,且有释疑纠讹、补充发明、引人深思细考之功用,足见作者沉潜文献有年,厚积薄发之功。故其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深化与开拓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的方法与见解,如“历史与审美的一体化”、“以现代史学规范作指导,立足于文本,并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基础,尽可能对文学展开多样化研究,应该是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等意见是颇具卓识的。

此文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出土文献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作用,这一点前辈学者已多指出,更重要的还在于针对唐代文学研究现状,指出当今利用出土文献对深化与开拓唐代文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还在于它对于如作者所指出的“古代文学研究逐渐脱离本根,失范而浮躁”的现象具有一定的针砭作用。

当然,由于本文并非对于某条史料的专论,无暇多所旁及考索,故所举证的个别资料尚有进一步深考以臻严密精确的必要。如谓“《全唐诗》卷五六四收杨牢《别舍弟》诗,而韦縠《才调集》亦收此诗,作者却是‘杨宇’,必有一误。”今检《全唐诗》、《才调集》杨牢诗题均作《赠舍弟》,而傅璇琮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才调集》此诗作者已“据垂云本”改为杨牢,并校云“原作‘宇’,误”。

原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