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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沉郁顿挫”本义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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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其所作《进〈雕赋〉表》中曾云

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后世论者据此便普遍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的基本创作风格,但对这一概念具体内涵的

阐释,却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我们举几种近 年出版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为例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认为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集中概括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的。具体地说,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一、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丰富真切,感情的饱满有力;二、它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酝酿、消化、触发的过程;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 (上卷第515页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认为

杜甫诗歌的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家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 (中册第119页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则云

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第二卷第290页)

上引诸种关于“沉郁顿挫”内涵的阐释固然有部分相通之处,但其差异之大亦是非常明显不待详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沉郁”与“顿挫”两个概念均具有复杂的多义性,论者们各自所取义项不同,又都根据自己对杜诗风格的认识作了颇为随意的引申。在探讨过程中往往游离于杜甫《进〈雕赋〉表》及《雕赋》之外,而且对“沉郁顿挫”的复义把握并不全面,结论自然也难以准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探本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在杜甫之前,“沉郁”与“顿挫”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未曾组合在一起。关于“沉郁”,论者们经常提到的例句有

一、“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郁)而莫违” (《楚辞·九章·思美人》)。

二、“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 (陆机《思归赋》)。

三、“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 (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

四、“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钟嵘《诗品序》)。

一、二两例中的“沉郁”含有沉闷抑郁之意,许多论者引申为“悲慨”,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感情联系起来;三、四两例中的“沉郁”则是深沉、深刻或深沉之思的意思。古人运用“沉郁”一词,不外以上两种基本意蕴。在杜甫《进〈雕赋〉表》中,明确地以“沉郁”与扬雄相对应,显然典出例三,所取义项无疑是后者。王运熙、杨明先生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1—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安旗先生虽未能指出“沉郁”一词的出典,但他联系《汉书·扬雄传》“默而好深湛之思”,指出“杜甫自比于扬雄主要在一个‘深’字” (《“沉郁顿挫”试解》,《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也可谓殊途同归,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他们进一步将“沉郁”具体阐释为“学力的深厚”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2页) 或“构思深沉,不仅指思想观点,题材内容,也指遣词造语,结构篇章” (《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4页), 却未免有主观臆测之嫌。笔者以为,杜甫把“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使用决非偶然,要具体阐释“沉郁”之义必须首先弄清“顿挫”的意蕴。“顿挫”的基本意蕴本很单纯,《文选》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亦即曲折之意。但因应用语境的不同,却又可派生出一系列的引申义,已被论者们论及的有一、指作品的语言声调及情感的抑扬起伏,例如《后汉书·郑孔荀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二、指谈话中感情起伏跌宕。例如钟嵘《诗品上·齐吏部谢朓》“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三、形容舞姿的疾徐变化,例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一般论者多从第一义项出发来阐释杜甫“顿挫”之义,或强调“音”,或强调“情”,或二者兼而及之。有的论者在第一义项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生发,认为“‘顿挫’大抵是表示自己的诗文深于章法,也就是说文字技巧很熟练的意思” (《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3页) ,这些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均符合“顿挫”的基本意蕴,但论者们都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顿挫”与“沉郁”同样都是杜甫自比于扬雄之辞,它与扬雄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前文列举的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之句,王运熙、杨明先生曾以之作为“顿挫用于文学,指作品语言声调的停顿转折”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3页) 的例句,应该说误解了原意。《文选》李善注在此句下注云“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意思是说箴这种文体是用来讽谕批评统治者举措的得失的。所以既要曲折委婉,又要鲜明有力。可知“顿挫”在此指的是讽谕的曲折委婉,这是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又一引申义。

有时“顿挫”更成了巧妙讽喻的代词,例如《弘明集》卷六道恒法师《释驳论》“且众生缘有浓薄,才有利钝,解有难易,行有浅深,是以启诲之道不一,悟发之由不同,抑扬顿挫务使从善,斯乃权谋之警策,妙济之津梁,殊非诱迫之谓也。”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02页) 这里的“顿挫”与“抑扬”互文,意义接近“美刺”,显然就是指佛家或警告或善诱世人,使之觉悟的种种讽喻手段。

扬雄所作的箴颇负盛名,在当时就被视为楷模。《太平御览》卷五八八《文部·箴》引崔瑗《叙箴》云“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箴)》及《二十五管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扬雄还明确地提出“赋者,将以讽之。” (《汉书·扬雄传》) 所作的赋篇也大多明显地寓有讽谕。我们认为杜甫笔下的“顿挫”所取义项即曲折见讽,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与扬雄紧密地联系起来。

弄清了“顿挫”的确切含义,也就不难理解杜甫所谓“沉郁”其实是指作品讽喻寓意的深刻,而与“学力”、“遣词造语,结构篇章”等并无关涉。他将“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并非称许自己的文学技巧,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具有足与扬雄作品相比的深刻的讽谕意义,有益于国家政教。《进〈雕赋〉表》接近结

尾时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博击而不 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正可作为我们上述分析的参证。

以往的论者探讨“沉郁顿挫”的意义,往往仅局限于《进〈雕赋〉表》,而不及于《雕赋》本身,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杜甫是把《雕赋》作为最能体现“沉郁顿挫”特点的代表作进献给皇帝的,我们对这篇作品的特点略加分析,必将有助于对“沉郁顿挫”意义的理解。

从内容上来分析,《雕赋》全篇以“有英雄之姿”的雕鸟自喻,以虞人获雕于饥寒之际加以驯养喻统治者取士于困顿之中加以任用,含有自荐求仕之意,然而“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218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赋中写道

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乌攫之党,罢钞盗而潜飞;枭怪之群,想英灵而遽坠。岂比乎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等摩天而自安,与抢榆而无事者矣。

以雕鸟回报主人比喻自己一旦被任用必将尽心竭力,为国家铲除奸邪,正如仇兆鳌所评“雕鹗飞而乌枭匿形,犹正人用而佥壬屏迹。陈力窃位,明刺当时素餐尸位之流。” (《杜诗详注》第2181页) 揭示出小人在位而有才之士却没身蒿莱的现象,同时也寄寓着对最高统治者能够明辨是非改进用人之道的殷切期望,可见这篇作品寓有的讽谕何等深刻有力,而表现又何等曲折委婉!

《雕赋》而外,杜甫的其他赋作如《三大礼赋》也都或多或少寓有讽谏之意,仇兆鳌引朱鹤龄评语云

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议,欲比隆周汉,不知淫祀矫诬,惭德多矣。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也。公诗云“赋料扬雄敌”,岂虚语哉! (《杜诗详注》第2157页) 此说敏锐地指出,杜甫之所以有信心自诩“赋料扬雄敌”,是因为他的赋作确实与扬雄的作品同样具有深刻委婉的讽谕意义(寓规于颂),与我们第二部分关于“沉郁顿挫”本义的分析恰好相合。杜甫的另一篇作品《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我们理解“沉郁顿挫”的含义也有重要的启发,兹将序文及部分诗句照录于下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方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盛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观乎《舂陵》作, 炎欠 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王运熙、杨明先生在论及杜甫提倡的“比兴体制”时曾对上述文字有非常精辟的分析

杜甫赞美元结的诗歌具有“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词”,着重肯定它们继承了《诗经》美刺比兴和“主文而谲谏” (《毛诗序》) 的传统,注意运用诗歌对封建统治者进行讽谕,产生有益于政治教化的作用。元结这两首诗,实际没有采用比兴手法,用的是直写情事的赋体,可见杜甫称赞它们具有“比兴体制”,在于强调诗歌创作应当发扬美刺比兴的精神,而不在于是否运用比兴手法。元结这两首诗,内容虽好,但语言质朴,叙事抒情并不生动,艺术成就不算高,杜甫称赞它们“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光辉闪耀,主要也是从它们的政治内容和讽谕精神着眼。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62—263页

在王、杨二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杜甫语意,不难注意到“比兴体制”与“微婉顿挫之词”实际上是互文见义的关系,“比兴体制”不是指运用比兴手法,而是指美刺比兴的精神;同样,“微婉顿挫之词”强调的重点也已不是指语言、表现手法的深隐曲折,而是指作品中寓有的讽谕之意。所谓“微婉”,即寓意深隐委婉之意(自居易《哭刘尚书梦得》诗“文章微婉我知丘”,用以含“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的作者孔子喻刘禹锡,可以为证),与“沉郁”含义颇为相近。因此,“微婉顿挫”与“沉郁顿挫”的内涵大体相当,王、杨二位先生关于“微婉顿挫”的论述,完全适用于“沉郁顿挫”。遗憾的是他们在阐释“沉郁顿挫”时,虽也联系到《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的“微婉顿挫”,却又以“音情顿挫”为解,归之于“作诗章法”,从而与正确的结论失之交臂。

根据第二、三两个部分的论证,我们已经明确了“沉郁顿挫”并非杜甫关于自己作品风格的夫子自道,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寓有深刻的讽喻意义。文学史家以“沉郁顿挫”概括杜诗风格的做法并不符合杜甫的本意。为避免概念运用的混乱,造成不必要的异说歧解,笔者认为论者尽可以放弃以“沉郁顿挫”概括杜诗风格的习惯思路,根据个人体会从不同角度认识杜诗的创作特点。

2003年11月14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