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别寻端绪 独创奇格 ——读韩愈的赠序文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韩愈(768—824)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中居于首位。韩愈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苏拭所评价的那样“文振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东坡集·潮州韩文公庙碑》)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散文家。散文创作经过长期的萧条之后,在韩愈的努力下,又得到了繁荣。我们说唐代散文发展兴盛的原因很多,但应承认韩愈的功不可抹:他有古文创作的主张及其相应的理论系统,如“道”、“文”的统一说,以及“师法古贤”、“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原则。它不仅为骈体文(其特征:讲究对偶,崇尚辞藻,使典用事)敲响了丧钟,同时也为文学启蒙的新时代吹起了号角。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散文体(旧称“古文”)并有大量卓越的可以作为范例的散文传世,还将这种文体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界。这当属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不少朋友、学生共同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和发展,形成了文学革新一股强劲的力量。韩愈的作品“雄奇生动,气盛言宣”,历来脍炙人口。我这里不准备全面讨论研究韩愈多方面的成就、贡献,仅就其“赠序文”的发展、成就作些探讨。

“赠序”属“序”的一种,亦是古代散文中的文体,即临别赠言。赠序文兴起于南北朝,到韩愈手下已成了一种熔记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新散文形式。据通行本《韩集》统计,文体大致分为十类:即杂著、启、书、序、哀辞、祭文、碑志、杂文、行状、状与表状等。其中赠序就达六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姚鼐曾评价说:“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 (《古文辞类·序目》)张裕钊也说:“唐人始以赠序名篇,作者不免贡谀,体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赠人以言之意,体简词足,扫尽枝叶,所以空前绝后。” (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韩的赠序文历来被视为“绝技”、“美不胜收”。 (林纾:《春觉斋论文》)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序”在唐以前发展的轨迹。“序”的早期形式为书的引言或书一章。“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 (吕祖谦:《宋文鉴》)其目在于提示书之宗旨、范围,并不表彰书之优劣(章实斋:《文史通义·匡谬篇》)。如孔国的《尚书序》、卫宏的《诗大序》、司马迁为《史记》所写的“太史公序”等。到汉出现了赋序,它已不同上述“序”了,不独立成文,成了“序言”。到魏晋时期,“序”方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如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但它仍不属于唐代的赠序,由于性质相近,如同为应时应制之作,有的炫才耀眼,容易相混淆。我们若细分析,不难看出唐赠序已完全成独立的散文体了,诗序则不然;赠序多为特写专人而作,诗序则不定。另外,韩愈之前的赠序大多晦涩,文学价值不高。韩愈则在“师法古贤”的基础上,尽力“清除”一直流行在这种文体中的“陈言”,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闯出一条崭新之路。

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特征,可以用“别寻端绪”,“独创奇格”八个字加以概括。我们从童第德所选的韩愈54篇《文选》看,赠序文就占了10篇。就文章题目而言,多为“送……序”,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以及《赠崔复州序》。我们说,这样的题目一般不容易写好,不外在临别时,说些勉励、祝福的话,用临别赠言表达惜别之情。姚鼐说古人有“以言相赠”的习惯,这是“致敬爱”,表示尊重,“陈忠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给对方,忠告对方应该怎么样,不应怎么样。(《古文辞类·序目》)从赠序文的结构来看,不外由送别集会、被送者的目的地、归去之举和作者的惜别之情等四部分组成。尤其一、二部分,常用于对被送者之美德政绩进行恭维,或援引一些名哲贤达的典故加以称颂,既呆板晦涩,又平淡无味。如何不落俗套,如何写出新意,怎样才能达到“奇”而有别,与众不同?韩愈做了大胆、新奇的尝试。

摒弃传统习俗,开创奇特风格。开头“起得奇崛”。如《送董邵南序》的开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得突然、奇特,一下子就点明了董邵南的去向,而着一“古”字就隐示了乐毅、荆坷、高渐离等人,用他们的仁义、忠信来反衬当时藩镇的图谋不轨。《送温处士赴河南序》的开头,想象奇特,寓意巧妙,气势磅礴。再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的开头,不对李愿去的目的地——盘谷进行夸张渲染,也没对李愿其人及归隐原因作介绍,而是用出人意外的朴素手法和明快的游记文体形式,大讲盘谷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命名原因,最后落到盘桓在这里的主人公李愿身上。可以说,一直没离“盘谷”这两个字来做文章,既没让人有流俗之感,又让人感到盘谷是个远离尘世的地方,从而衬托出隐居者的高洁。这简练的起笔、清新明快的文字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前人评说韩愈写文章,对开头是十分用力气,很注意写好它,非常简练庄重,开创了自己奇特的风格。

“变动犹息神,不可端倪”。赠序文的应用性比较强,出于功利,往往容易落于俗套,使之程式化,变成僵死的东西。但韩愈笔下的赠序文则多姿多彩,各具玑珠。“用秦汉风骨,笔力随人变化,然每篇达一意也。” (刘绘:《明文援读·答词部熊南沙论文书》)或谈思想,或吐块垒、或揭矛盾,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精神。如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为文章的主旨,从草木金石写到人,从先秦两汉写到唐代,从屈原、司马迁写到赠序的对象孟郊。40个“鸣”字变换成29样句法,真是令人称绝! 《古文观止》里评为“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这是指韩愈语言句法上的特点,足见其驾驭文字之功力。他的《送董邵南序》仅仅一百五十多字,却写得委婉含蓄,感叹不尽。说是送董邵南走,其实是希望他留下来;欲想他到河北去必有恶,提醒他不要被藩镇所利用,误入歧途;请他代为“吊望诸君”之墓,实际是讽劝燕赵之人归顺唐王朝。这是既为董邵南鸣不平,也是对唐王朝遗弃贤才而鸣不平,惟其妙旨,是寄笔墨之外的。

《赠崔复州序》说:“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说刺史心里高兴,他属下的百姓心里都欢喜;假若说刺史有什么事不快活,郡下的老百姓都感到害怕。用刺史的乐与不乐,关系到全州百姓的喜与惧,来讽刺官僚的作威作福。这是有的放矢,揭发出官吏们的权重禄厚和人民遭受重重压迫的痛苦。篇末用称美的词句作结,讽刺之意自现。

《送区册序》写阳山的僻陋仅用85个字,说它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城郊荒凉,文化落后,在这落寞的小村镇,竞有区册从“南海驾舟”来访,这正是韩愈“贬阳山岭,有爱在民”(《新唐书·韩愈传》)的结果。“若有志”、“若能遗外声利”中的两个“若”字,称人恰如其分,同时也含勖勉之意,正因“同调”,故作文送他。

文奇”、“别具一格”。以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我们上面介绍过,这种惜别赠言的主题大家都比较熟悉,写不好就会落入俗套,千人一面。而韩愈则是将人们熟悉的主题引到新的风格创造上来。如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通过“愿之言曰”四个字引出,“通篇包举李愿说话”。(茅坤:《韩文公文钞》)这是颇为独特的章法。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通过赠序对象之口自己说出来,这是迥别于其他赠序的,不能不谓之“新鲜奇特”。文中通过李愿的嘴讲了三种人,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走上舞台亮相。在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这种“两宾夹一主”的写法,使隐居者心灵之高洁与小人灵魂之卑污,形成鲜明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小人分别加以比较,势必造成文章…的冗长、拖沓。像这样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不仅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而且还一并照应了前后,用墨十分节省。同时,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态也不言自明了。这种生动形象的描写,要比抽象的议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宾主相行,以宾衬主的比较写法,韩愈不仅擅长,而且达到圆熟、自如的地步。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亦可见:高闲和尚是主,善于写草书的张旭是宾。治理天下的尧、舜、禹、汤,还有善于射箭的养叔,善于治牛的庖丁,善于治音声的师旷,善于治病的扁鹊等,则是宾中之宾。所谓主、宾、宾中之宾,换句话说,就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次要人物中次要人物。从最次要的人物看,他们都能专心致志的在某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那草圣张旭就自然被这些众星托出来了。他由于“不治他伎”“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以致“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所以“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终于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大家想想,“宾”都如此用志不分,如此能变化万物,那主呢?高闲和尚更是“一死生、解外谬”,“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必淡然无所嗜”。由于学草书“不得其心,而逐其迹”,结果是徒劳无所得,“未见其能旭也”。在这篇文章里,韩愈以主宾的强烈对比,巧妙地在送给和尚的赠文中,说出了“学浮屠”者难以有所作为的排斥佛学的旨意。真使对方哭笑不得。笔者认为,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但实继八代之承而有所创新。他重视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但又不一味的模仿,而是写出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就他自己作品而言,多数是精心构思,富于变化的。

在文风改革中,强调“奇”的效果,创造一种古文风格。《送李愿归盘谷序》的第三部分(韩愈对李愿的赠歌),既是该篇中最精彩的技巧创新,也是他赠序文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这段歌词与开头照应,可以看出韩愈行文之严密,无懈可击。歌词的前半部分,采用《诗经》中“颂”的格式,以其朴实严峻的情调来赞颂盘谷的田园风光;后半部分,以楚辞的风韵来渲染宗教气氛,既为李愿乞求福祉,也表自己对盘谷的无限向往,显出对现实的深深不满。总之,这里描写言尽而意无穷,令人玩味不已。终曲高潮放在“归”字上,从对友人李愿以情相送,到以志相随,末段与起段相呼应,结构十分严谨,把这段“歌词”与中段的主要部分联系起来看,作者的爱憎便跃然纸上,遂使全文收尾如豹尾一般。扎实有力。

“气盛言宜”,即指气势旺盛,语言精当。我们知道,韩愈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改变了浮艳空洞的骈文拢断文坛的局面。但他在创造雄健清新,形式与内容并美的散文的时候,并不一概排斥骈文的写作手法,而适当地运用偶句,使行文长短错落、奇偶相间,于整齐与参差交叉中,抒情达意。他把骈文之长处,熔铸于自己,“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答李翊书》)充分表现他锤炼语言的极高造诣。精心设词,节节独迭,这是他获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写权贵一层:“喜有赏,怒有刑”。(偶句) “才唆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奇句) “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裙,翳长袖。”(偶句)“列屋而闲居,妒宏而负恃,争妍而取怜。”(排比)句式变化多端,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一种老朽的僵死形式,到了韩愈手中则变得生机勃勃,古朴而幽雅。这正如苏拭在评论《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说的,“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评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数退之独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送董邵南序》,刘大魁评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张裕钊说:“寄兴无端,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去留的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从全文外表看,一直是送董邵南赴河北,可文章中心却是反对他去河北。这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就是用含蓄、委婉的抒情笔调写出来的,可以说这是韩愈“以诗为文”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