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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代的两面镜子——李白、杜甫创作个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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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取得极高成就的时期;盛唐(一般指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乃是唐诗的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李白、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银河中的两颗巨星。“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盛唐精神哺育了李白,盛唐之衰又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构成了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基本内容。

杜甫早年也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生活态度基本是盛唐的,诗歌创作也受到了“盛唐气象”的影响,高唱自己的理想。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巨流把他卷入生活的底层,使他接触到“安史之乱”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再加上谋官的失败,使他从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逐渐转向对人生的现实思考,沉郁的心境代替了他早期的自豪,最终磨练成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盛、中唐转折期一位承上启下的伟大诗人。

(一)

“开元全盛日”、“天宝承平时”,讲的是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昌盛状况,如政治开明,思想比较开放,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各族间联系密切,国际交往频繁等,史称“开元盛世”。生活于这样环境、条件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昂扬进取劲头就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称之为“盛唐气象”。在这些诗歌中多表现这种盛世的自豪感,多追求个人价值,重在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扬;而诗歌情调又多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向上的气氛。

自信心理、通达胸怀在李白身上表观的非常突出。李白一生,从“仗剑去国”,出蜀远游,到供奉翰林,乃至流放,虽满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但一辈子也没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供奉翰林”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弄臣而已。李白不愧为盛唐文化心理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虽屡遭挫折,但仍不屈不挠,昂扬进取,坚持在反映时代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探索;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一—狂放的理想主义。正如范传正所说:“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这种狂放的理想主义,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成了盛唐气象的代表、典型。他在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盛唐的时代精神、面貌。因此说李白将盛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公元762年他的去世,盛唐诗风也就告一段落了。

李白诗歌特征是积极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方面,即表现理想与观实的矛盾,表现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等方面。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火热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诗中流露出来。从李白所处的时代看,“开元盛世”繁荣昌盛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了要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理想必然同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由于现实的险阻,使他“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在广袤的世界上竟没有自己的一条出路。

李白的理想主义往往带有狂放性、幻想性,而这与他的自负、自信的性格相连结。他常以大鹏自喻,要“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还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吕尚、管仲等自许,又常追韩信、郦食其,以壮士自居,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凭着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铰》其二)“终燃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现实社会却是“谁贵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前途仍充满自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基于自负与自信,他又有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思想性格,“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权贵的蔑视,对王侯的轻视。他揭露权贵的肮脏灵魂和血腥罪恶,怒骂他们是鸡狗。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一方面抨击讽刺了斗鸡者、哥舒翰辈,一方面又将董龙之辈靠崇上邀宠的行径,视为令人不耻的鸡狗;而他自己却是“一生傲岸苦不谐”。他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钟鼓馔玉不足贵。”这种思想是盛唐诗人的普遍思想,富贵者也可以没落,贫贱者亦可能富贵。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富贵,不能为富贵所束缚。诗人的磊落襟怀,放荡无羁的精神,为他的诗作披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在作品中诗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鲜明,他激情如火,浩气如虹。突出表现了李白粪土王侯,浮云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反权贵精神。李白对权贵是高傲的、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的,对帝王也敢于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他明确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与黑暗现实不合拍,与世俗庸碌不相融。而对一般老百姓则是谦逊、亲切的,如《丁都护歌》、《宿五顶山下荀媪家》等,都表现了对穷苦人的关切和体贴。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特征还表现在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方面,这一点在吟咏山林、隐逸求仙或描写饮酒的诗中显得最为突出。他在现实黑暗中找不到出路,他在现实中所见到的“富贵之家”多是腐朽、庸俗的,使他深切感受到庸俗虚伪世态炎凉的可怕,以及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和束缚,于是采取一种不与合作,背道而驰的作法:放荡无羁,天马行空,急切追求个人自由和解脱,迫寻已经失落的某种理想境界。他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他既感到自己不自由,渴望摆脱羁绊,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平凡自由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大鹏不受任何羁绊,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宇宙之间。这正是李白所向往、所追求的“无情游”(《月下独酌》)的最高自由境界。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这种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性格,在山水描写中表现得也很突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是一种给人以壮大的、生命感的景色,唤起的感情色彩不是灰暗的而是鲜亮的,它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珍惜,体现着信心和力量。“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他所写的江河是奔腾千里不可阻挡的形象,他所描写的峰峦是“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的奇险挺拔,高出天外。这些也都曲折地表现了李白要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李白认为现实社会是黑暗的。不自由的,因此他要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自由和解放;他这是借游仙、纵酒来蔑视现实社会的庸俗和虚伪。在《将进酒》一诗中,李白是借饮酒来摆脱愤懑、摆脱愁情的束缚,具有积极反抗的情绪。这首诗也是李白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抒发的虽是一种愁情愤懑,但其中却蕴涵着自我肯定。李白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却只能放任饮酒,用酒来浇铸心头的愁,来追求个人解脱。这不免又带上了颓放、消极的色彩。“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二)

如果将李白与杜甫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杜甫早年所怀抱的理想,整个生活态度,也是深受盛唐文化熏陶的,因此他心忧天下的胸怀、悲怆的感情、所遭遇的生活也基本是盛唐的。如他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设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都与李白差不多,甚至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和李白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而且两人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李白在《梁甫吟》中说,当今世上是“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真正聪明有才智讲贤德的人却需要隐藏起来,而那些愚蠢、不怎么样的人倒在那儿很得意。所以世俗都看不起我、轻视我,把我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这是李白的遭遇。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凡以下引自该文的诗句,不再一一注出)中写道,理想“居然成濩落”,成了大而不当的东西。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自己与现实不相融,其结果与李白一样,也是“取笑同学翁”,被人所讥笑。

总的看,二者的遭遇差不多。但细究起来,还是有别的。他们各自对遭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李白是“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既然朝政如此混乱,我就不在朝里做官,不侍奉你。于是他就去隐居,去求仙;可杜甫却不同,“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而且自己要像“葵藿倾太阳”一样,永远跟着“太阳”转。这可见他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李白动辄隐居、求仙、遨游,而杜甫始终没能走上隐居求仙之路。从他早年看,不是没有想过江海之事,他曾有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隐遁过自由生活的志向,也想学“巢与由”,但最终还是“未能易其节”。

杜甫为什么没有走李白之路?杜甫究竟比李白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可以说,在盛唐时代像李白的那种风貌在杜甫身上是没有了;那种高扬个性,追寻求自由和个人价值的盛唐气象在杜甫身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以李白为代表的那种自负、自信在杜甫身上也没有了。李白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风云感会起居钓,大人兴安之。”(《梁甫吟》)。这些都表现出一种自负、自信。在杜甫诗中,像以上这些话是读不到的。那杜甫究竟比李白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多了矛盾纠结、体味不尽的感情,是迂回曲折、起伏不定,没有办法解决的感情。如“兀兀遂至今,忍为埃尘没?”就是一组矛盾。“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他是既不肯隐居,又不肯埋没;既不肯干谒,志向又不肯泯灭。这种种矛盾纠结在心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沉郁的心情。在《五百字》一诗的二、三段结尾处一再出现,如“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辍。”这种思想感情是“剪不断,理还乱”,自己无法解脱,也无力解决的。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使他不可能再像盛唐诗人那样飞腾了。他不能飞越世时之上去俯视人间,只能是眼观时事,形成一种写实态度、沉郁顿挫风格和矛盾纠结的情状。在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种博大深沉而抑郁不平的境界。

杜甫和李白不一样,与后来的白居易也不相同。他始终处于一种不能求得心理平衡的状态。李白的心理可以求得平衡,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以求隐、游仙、饮酒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平衡,他始终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追求之中,在他那里自由倾向是恒定的。白居易在穷达变化中,也能自适,达则“兼济天下”(如贬扛州司马之前),穷则“独善其身”(如被贬扛洲之后)。他能用“兼济”、“独善”作自我调节,使自己心理、精神总处于一种宁静、自如、和谐的平衡状态。唯独杜甫做不到。影响他心理平衡的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

外界因素主要来自安史之乱的爆发,面对这场灾难,每个人都要做出抉择,李白选择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办法,仍不改诗风。人间在流血,他依然以飘逸之姿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自由追求之中。他的慷慨自负,幻想建功立业,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他就到仙界、醉梦中去寻求。像岑参等人对反映苦难生活不感兴趣,当理想和浪漫的东西又唱不出来时,他们就用高昂热烈的调子去讴歌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这样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之音与灾难现实就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唐诗逐渐由歌唱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激情转向了一个广义的现实主义阶段。

影响心理平衡的因素还来自性格和气质。“风格即人”。由于性格、气质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同。杜甫比李白小1l岁,他们从小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非常敏慧。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七岁即做诗文,十四岁已出游翰墨场,是个早熟作家。他们都曾有过漫游、求官、流放或漂泊的经历、遭遇。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清醒。这对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执着于现实的性格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经历,造就了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杜甫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的生活磨练中,特别是目睹安史叛军给国家、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社会认识一天天清醒起来,逐渐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时代的急转弯和人民大众对他的影响,使他逐渐脱离了盛唐风貌,把如椽大笔倾泻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上,沿着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杜甫的理想主义,重心不在自己内心的自由、超脱上,而在“仁政爱民”、“匡时救世”理想化的仁政模式的实现;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他的个人价值不表现为主体情志,“自我”的个性发扬,而表现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执着追求,反映时代面影,忧国忧民。当这种追求无法实现时,他仍执着于社会现实,深沉忧思,不肯离开、超脱现实。正因如此,他思想深刻,眼光锐利,表现深切,往往能从极平常的生活小事题材中挖掘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从特定的环境中反映出时代的本质。作品中冷静、客观地叙事、描写,反映百姓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题材占据了重要位置。由于杜甫的坚忍执着精神,凝成了他“沉郁顿挫”的感情特色和风格特色。

李白则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少有杜甫那种务实气质,更多的是浪漫色彩,愤世嫉俗,狂放不羁,容易迭宕起伏,想象丰富,感情奔放,自我意识强烈。李白的气质,自然地把他推上了浪漫主义的生涯。他从粗犷豪放的诗中找到了喷火口,作品感情浓烈,气势恢宏,形式丰富多彩,纵情写来,无拘无束,充满了理想色彩和批判精神,热烈的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尤为强烈。

杜甫的风格若是沉郁的话,李白则是豪放。李、杜虽然创造个性不同,分别走上了浪漫与现实不同的创作道路,但他们同是盛唐诗坛上的巨星;这两面镜子不仅将盛唐文化照得更加绚丽多彩,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的伟大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