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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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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负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始,就注意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从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日记等材料编纂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开始①,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达100多种。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当然首先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与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肯定不无关系。
由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优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均等”,契合了西方近世以来所提倡的“平等”原则,所以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曾对这一“中国的文官制度”表示赞扬。但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种保证,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衰弱的根源之一;既有利于古代政治的清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体制性腐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使教育走向僵化;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古代学子的光阴,从而从整体上削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后期,愈来愈成为科学文化进步的障碍和人性解放的桎梏,在中国尚未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以前,就不得不仓猝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以往我们在审视中国历史文化时较多注意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所起重要作用的研究。假若我们尝试一下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现象,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10多年前,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时,就感觉到了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言小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恐怕绝不仅仅是人们所常提到的“举子以小说行卷”之类的简单关系。
公元7世纪出现并在8世纪末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符合散文体小说艺术格范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与西方散文体小说的成熟,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学者在追述小说的形成沿革时,无不把古希腊史诗(epic)——以神话传说、部落战争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认作小说的始源。这种说法也许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的“寻根”。“蛮族”的入侵,“督教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覆盖,使西方近代小说与古希腊史诗之间的联系实际很模糊。能够确证是西方小说直接渊源的,实际是12世纪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romance(“罗曼斯”)——一种叙述骑士荒诞不经的冒险生涯和古怪迷人爱情的长篇叙事诗(或称为骑士叙事诗、骑士传奇)。在此之前,则有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或称为“民族史诗”)②。当romance逐渐向韵散相间转化,散文体小说才初见端倪。后来欧洲不少语言(如法语和德语)的“长篇小说”一词在语源上可以追溯到romance,正是语言对这一文学演进事实的记录。
与西方不同,中国由于没有规制宏大的“神话——史诗”传统,叙事诗远远落后于抒情诗的发达,因此,书面语言叙事的经验只能主要在古代的史书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志怪和志人短札中分散地积累,词赋等“美文学”在叙事经验方面的积累显得十分有限。这些积累叙事艺术经验的载体篇幅都不大,因此绝非偶然地使中国叙事文学之最高形式的散文体小说只能由短篇小说跨出第一步。于是,史书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源,但同时也造成了“小说”对史书的依恋,使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批评,长期与史书和史传文体纠缠不清。中国的史书,特别是《史记》中的纪传篇目,为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提供了最基本的叙事模式。而史传的衍流,如杂史、杂传、志怪书等,汉魏六朝以来积累逐渐丰厚——它们由正统的史书派生而成,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史传传统的束缚,所以发展出一种溢出史书的叙事态度和叙事风格,特别是在叙事内容上不断摆脱史书尽可能忠实于史事的要求,记以怪异之事和不同程度的虚构,表现出来“小说化”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汉魏六朝以来大量的杂史、杂传、志怪书,也可以说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直接渊源。
大体而言,不管希腊史诗、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和骑士叙事诗是否实际上一脉相传,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散文体小说确实是由长篇叙事诗孕育的,这其中尽管有从韵文到散文的转化,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文学内部发展的结果。而从史传、杂史、杂传、志怪书,再到小说,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需要完成一个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变。在中国古代,这一转变的时间是漫长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使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蜕尽史传的茧壳,必须等待历史提供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必要的条件,散文体小说才会真正成熟并成批地产生。正是唐代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为中国古代散文体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个最显明的事实是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且不同于往古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并因此造就了新的时代风习、思想精神,从而无意中造就了“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群体。使散文体小说从创作到接受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从两汉的辟除征召,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的都是察举制。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但隋代时间不长,因此科举制作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是在唐朝确立的。唐代设科取士,途径有生徒、乡贡、制举三种,科目则很繁多。高宗时,本为临时举行的“制举”成为“常科”,与“常选”中的“进士”、“明经”成为唐代读书士子跻身仕宦,特别是取得高位的主要途径,对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最大。[1](P23~40)三科中,制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进士、明经考试的延续,或仕途的转扬站,名宦多有明经、进士中试后又举制科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进士、明经更被视为科考的必由之路。当时即使中了制举,但不由进士、明经出身,甚至会遭到人的讥讽。在“常举”各科中,明经虽往往与进士并称,但因所考内容比较容易,且录取的人数较多,特别是高宗、武后时,进士科受到特别推崇,明经就很难与进士争衡了。明经出身的人要想取得高位,只能再通过制举。因此在中唐以后的记载中,明经往往大逊于进士。有唐一代科举,以进士科最负盛名,也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科举的重心,故欧阳脩修《新唐书》时说:“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卷四四《选举志》)。
当然,唐人入仕当官的途径,并不全在科举。据《旧唐书·职官志》,除科考外,尚有“流外入流”和“门资入仕”等。以其他途径入仕者在数量上甚至远远大于科举。但所谓“流外入流”,当时被称为“杂色”,在官场受到轻视,很少有人能做到中高级官员;以门荫入仕,所授官最初往往高于科举中式者,但因被看作是袭父祖馀绪,反倒因各种原因很难一路升迁——这种情况在中唐以后尤其明显。因此,对唐代的读书人来说,要争取高官令名,科举,特别是中进士,是最重要的途径。这种情况从高宗、武后时开始,越来越明显。至德宗贞元时,进士大量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宪宗以后,进士开始在宰相和高级官僚中占据绝对优势,以至以其他途径入仕者,“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韩昌黎集》卷四《上宰相书》)。到了唐末,90%的宰相已都是进士出身了。
唐代把登进士第喻为“登龙门”,称一个读书人一旦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这无疑激发了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同时科举制在当时,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汉魏以来的察选制,其对象不外世家贵族,以至形成“上品无寒族、下品无高门”的现象。在唐代,则读书人几乎不分门第高下,不问世族寒门,都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参加科举。也就是说,科考在一定程度上为几乎全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竞争机会,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美梦成真。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每年千馀名举子集于长安,所谓“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但考取进士者不过二、三十人,绝大多数人只有承受落第的痛苦③。故唐代诗文、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落第举子悲惨命运的。
不过,唐代确实有不少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通过科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故五代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缨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唐代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特别是高宗、武后以后的进士考试,使不少出身较低的读书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统治阶层,也使不少世族高门门庭衰落,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结构格局。与此相联系的是,科举考试制度,作为新的价值取向,刺激了唐代社会各阶层读书作文的热情,不仅较之往古读书人大大增加,而且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以科举为轴心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或可称为“科举士子人群”。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④,却共同生活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引力场中,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心理,并围绕科举演绎着他们各自的人生。



唐代科举制所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是一个迥异于前代的知识人群。他们不同于以往主要出身于世族家庭的经生儒士——这类经生儒士是以汉魏六朝以来的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士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的对立面和破坏者。武后专政以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削弱。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考试的被强调,进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权力格局,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冲破魏晋以来世族门阀的坚壁,通过科举取得了政治、经济利益以后,必然会在社会精神领域来表现自己。唐代文学的兴盛与演进,应该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科举中式和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尤以进士及第和参加过进士考试的人比例最高。另外,还有一些人,或由方镇幕府入仕,或因荐举得官,或亦有过科举的经历。再考虑到唐人小说不少作者生平无考,不能排除其中也会有科举士子。如是,则唐代文言小说的作者的中坚力量,应该就是这批科举士子。
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而这正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精神气候”,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得以成熟的历史“必要条件”。
首先从唐代科举士子的狎妓行为说起。前人所谓唐人“好文尚狎”,无非说的是一种读书士子的风习。这种时代风习不仅是当时科举士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陈寅恪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2](P90)行为放浪,不为礼法所羁,实为唐代科举士子有别于汉晋以来世族文化背景下经生儒士的重要标志。
唐代娼妓业十分发达。娼妓的繁荣,本是古代都市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但对唐代科举士子来说,狎妓冶游已经不单是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与科考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士子的一种“风习”。唐代进士放榜后有许多次宴集,其中尤以曲江宴最为著名。这类宴集无不邀请妓女参加,其相聚追欢的场景,萦绕进士的一生,使之永难忘怀,唐人诗歌与笔记多有记载。特别是挟妓宴游已经形成唐代进士登第后固定的活动,成为新进士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也对科举士子生活方式起到某种示范作用。而科举士子对这类放浪不羁活动的张扬,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对“礼法旧门”的挑战。唐代文言小说中描写科举士子冶游生活和婚外恋的名篇《游仙窟》、《李章武传》、《非烟传》(《全唐五代小说》卷六、卷二四、卷七○)等,所表现出来的对名门望族礼法的不以为意,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自觉不自觉的体现。这种美学的新内容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表现了一种创作主体的精神蠢动。
唐代文言小说大量描写科举士子与妓女性爱关系或感情纠葛作品的出现,无疑与作者冶游生活的经历有关。其中不少小说都能在逶迤曲折的情节中,铺陈出生活的细节,把握住情感的微妙,将男女主角的行为心理刻画得真切自然,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的基础。其中的名篇如《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一九、卷二三、卷二六)等都直接以长安妓女为主角,其现实基础无疑是作者所熟悉的长安狎妓生活。作者对长安环境的描写甚至可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长安城市的布局和街巷分布提供根据。[3](P509)
其次,谈一下唐代科举士子的交游活动和征奇记异的普遍爱好。因为科考,各地举子得以聚会长安。于是或以兴趣爱好,或以家庭门第,或以籍里乡亲,或三三两两,或四五成群,宿游与共,形成非常亲密的交往关系。而为了科考的目的,举子们又会广为交游,特别是要设法交通名公贵人,以求举荐。进士放榜后,还须共同参加一系列仪礼活动,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之后又有宴集。同年进士则交游机会更多,有时就会形成以座主相区别的文人小团体。
唐代的科举士子因为科考不得不远离家乡,长途跋涉,不少举子为了增加令誉取得地方长官的推荐或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资助,还免不了要奔波于各地,这其实是科举士子诗文中常常美言为“壮游”、“浪游”的底里。即使科举中式,或在朝,或外放,也免不了要异地为官,此即所谓“游宦”。至于升迁贬谪,奔走颠簸,更是我家生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科举士子获得了广泛交游的机会,而诗酒倡和和宴集聚谈在相当意义上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贞元末元和初,唐代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就与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后来文名籍籍的科举士子的交游和诗文唱和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元稹作了小说《莺莺传》 (《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四),白行简作了小说《李娃传》 (《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三),陈鸿作小说《长恨歌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四),相应地,李绅、元稹、白居易则分别作了长歌《莺莺歌》、《李娃行》、《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末有一段文字记其小说创作始末: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唐时士子交游进而形成的诗文唱和风气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不少文言小说都提到其创作经历了“昼讌夜话,各征其异说”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过程。证明唐代士子宴聚交游,除诗酒唱和,还有“征奇话异”的内容,这种“昼讌夜话”显然与汉代“清谈”主要是议论朝政、魏晋六朝“剧谈”之品评人物、畅谈玄理不同,往往造成了大量奇异故事的产生、流传、扩散,有些则被写成小说。在唐代文言小说中,同一内容的题材常常被许多位小说作者竞相述写,可为明证。
鲁迅曾轻信了南宋赵彦卫的一段话,在谈及唐人小说时说:“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行卷。”⑥后来论者多沿之以为以小说“行卷”是唐人小说兴起之原因之一,这可能与实际情况是有些距离的。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唐代举子行卷一般不用小说,笔记中仅有的一次以小说行卷的记载恰恰是一个反证⑦。而赵彦卫说牛僧孺《玄怪录》、裴铏《传奇》都是为行卷之作,更是揣想之词。牛僧儒《玄怪录》中的多数篇章标明的时间都在其通籍以后;裴铏《传奇》则很可能作于其在西川节度使高骈幕府任职时。材料证明,唐代幕府也常常是读书士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幕友之间,甚至座主与幕僚之间也会有因“征奇话异”而导致小说的创作。流寓中国的新罗人崔致远的小说《双女坟记》作于其入淮南节度使幕府时[4],座主恰巧也是高骈,当时高骈幕中的从事还有作《阙史》的高彦休。对这种情况描写得最具体的是沈亚之的《异梦录》:


元和十年,亚之以记事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客曰:“愿备听。”陇西公曰:“凤,帅家子……”是日,监军使与宾客郡佐,及宴客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萧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明日客有后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瑀、吴兴姚合,洎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梦游吴……”(《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五)


这里不仅记述了《异梦录》小说创作的过程,还提到了读者以及读者介入创作。中外文学史已经证明,读者对小说的发展十分重要。在以科举士子为代表的这种文人群体的“征奇记异”活动中既产生了作者,也产生了读者,应该说这正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兴起的契机。种种事实证明,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不光作者主要是科举士子,读者也主要是当时的这类科举士人。这对唐人小说的兴盛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当时的文人,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文人小说”——从小说的精神内容似乎也可以这样说。



在唐代,科举登第成为对读书人价值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形式。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考试因之成为对科举士子读书作文的导向,并因而对当时的风气产生影响。首先,唐代的进士考试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导致了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文学的倾向,科举士子更以研习诗赋文章为要务。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读书人最主要的学业,大量的读书士子将毕生精力用于法古崇圣,以致皓首一经,陷于儒家经典而不能自拔,文学则被视为弄臣之事。经汉末战乱,经典权威有所动摇,进入建安时代,士人尚通脱,出现了不少非功利而重在抒写情怀的文学作品,重情感、重个性,同时也重辞采的华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文学的自觉。建安以降,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战争频仍、政权更迭。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思想活跃,精神空间开放,文学却得到很大的发展。两晋六朝时期,中国特有的美文学骈体文普遍流行,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诗歌体式格律诗也逐渐成形,各种诗歌表现手段和技巧纷纷出现,作为文言小说先导的杂史、杂传、志怪书等叙事作品也大量出现,从而为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不过,当我们给魏晋六朝文学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从建安到六朝,尽管不少上层统治者喜欢文学,但在整个精神文化领域,文学的地位并不高,与政教游离的文学风气还是不断遭到一些人的否定。其实,即使在魏晋六朝,经、史仍是读书士子的主要功课,特别是许多世族高门世代传习经学,并以之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占据强势,载籍俱在,不繁举例。
唐代明经与进士考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明经”以记诵经典注疏为事,而“进士”则讲求文辞。唐初,进士科只是试策一场,且考的是时务策。到高宗永隆二年(681),改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遂成定制。不过即使唐初进士试考时务策,主要也是考究文辞。傅璇琮在谈到唐初进士试时,曾例举贞观元年(627)上官仪登第的两道策问答卷(《文苑英华》卷四九九、五○二,前者是关于评审案件的,后者是关于选拔人才的),以为充其量不过是两篇“精致工丽的骈文”,甚至称其为“策赋”。[2](P166~168)永隆中加试帖经与杂文,表面上是增加了考试儒家经典的内容,但实际上是加大了文艺的比例。因为所谓“帖经”只要背诵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以应付,而第二场试杂文,则考试文章、诗赋(开始时杂文尚包括箴、铭、论、表之类,玄宗天宝时开始规定用诗赋)⑧,显然成为重点。最后试时务策,按惯例,也主要考的是文辞。进士三场考试,历来每场定去留。中唐以后,三场顺序又有所改变,成为第一场杂文(诗赋),第二场帖经,第三场策问。这样诗赋就更显得重要了。故沈亚之《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对策》说:“今礼部之得进士,最为清选,而以绮言声律之赋诗而择之。”(《全唐文》卷七十三)在三场考试中,如果第一场诗赋不能过关,实际就已宣布落第。不仅如此,登第进士名次之高下,一般亦以诗赋来衡量。以致赵匡《举选议》说:“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有人干脆称进士试为“词科”,又称之为“文学之科”。颜真卿则称进士及第为“以词学登科”(《颜鲁公文集》卷十二《孙逖文公集序》)。
唐代科考,重文轻儒,这从“明经”低于“进士”可见。进士试中,轻帖经、重诗赋也是明证。世人多以功利为上,自古如斯,文人也多不能免。在科考的指挥棒下,重文学而轻经术因此成为唐代读书士子读书作文的普遍倾向,以致于成为他们的一种人格特征。这对唐代文言小说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重文”而“尚辞”,成为科举读书士子中普遍的风气。元人虞集说:


唐之才人,于经义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有其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道园学古录》卷三八)


这里的“行卷”之语沿赵彦卫之旧说,自可不论。但所言读书士子轻经义而好为文辞是小说创作的兴起的背景、原因,则大体得当。而重文尚辞表现在唐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就是杰出的唐代文言小说几乎都使用相对藻丽的“文学语言”,或者说优秀的唐代文言小说皆为“美文”。
虽然唐代文言小说的内容不少可称为“传奇”、“志怪”,主要以散文叙事为重,但很多作品确实十分讲求文辞。其中最甚者,是小说中大量使用骈俪华艳之辞。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记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尹洙站在韩、柳以来的古文家立场来批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为其“用对语说时景”,类似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中作品手法,说明宋人已经注意到裴鉶《传奇》之写景有骈俪的特点。其实,《传奇》不光以偶句写景,如《元柳二公》(《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三)写海上风光,甚至还用骈语写人物及人物的行为言语,突出的例子有《封陟传》(《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三)。这种骈俪化的语言,在与裴铏同时代的文言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全唐五代小说》卷六二)。事实上,以骈俪的句式,铺采摛文,非晚唐小说专有。中唐时张荐《灵怪集》中的《郭翰》(《全唐五代小说》卷二○)及李朝威《洞庭灵姻传》(《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一)等,都间或使用一些排偶之句。至于往上推到武后时张文成的《游仙窟》,则完全采用的是骈散相间而以俪语为主的叙事语言,以至于出现排比故事、堆砌典实的毛病。
不少唐代文人短篇小说中出现的这种骈俪文词,说明了中国古代带有叙事成分的赋体文学作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在唐以前中国叙事艺术积累的过程中,赋是“纯文学”中叙事成分最强的一种文体。从宋玉的《高唐赋》到曹植的《洛神赋》,都有不同程度的“小说化”倾向。民间的俗赋亦有叙事的传统,如近年在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以拟人手法讲叙了一个完整的禽鸟故事,证明敦煌藏卷中的民间“故事赋”如《燕子赋》等由来有自。[5](P1)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当时因科考而形成的风气。唐代进士试的第一场试杂文即要考命题赋⑨,策文与制举应试也需使用骈体。进士登第后释褐试所谓“身、言、书、判”的考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样是以骈文撰写的“判词”。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科考中,张文成18岁就考中了进士,以后多次应制举,皆入甲科,骈文做得好,应是重要的原因。他的《龙筋凤髓判》甚至作为科考的教科书广为流传。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应付考试,作了大量的骈体判文,正是当时许多科举士子共同的经历。应付科考需要掌握骈体,流行的应用文体也是骈文,因此对科举士子来说,骈俪之辞实际上正是这批科举士子最为得心应手的语言工具,其施用于小说,自然是不足为怪了。
当然,唐代文言小说并非全部重骈丽,还有很多作品援诗入小说,或者在小说描写中突出诗意;也有不少小说,如被称为名篇的《任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采用的则是史传的记实、白描手法,但并非如大多数史传文字质木无文,而是注意调动各种文学描写的手段。故大体而言,唐代文言小说中的名篇,或取史传传神之笔,文字明练而略施藻丽;或文中插入诗词和借助诗词描写的方法,表现出深邃的意境和盎然的诗意;或取骈丽之词,表现出繁縟华艳的风格。总体追求的不外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说的“著文章之美”,而这正是当时科举士子普遍重文尚辞的表现⑩。
唐代科举士子“重文尚辞”的风气,对“小说”脱离史传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和志怪的束缚而走向文体的自觉是极其重要的。或者说,正因为唐代科举士子把重文尚辞的作风带入了人物传记以及杂史、杂传、志怪等记叙文的写作,才使中国古代的散文体小说得以冲决史传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和志怪的茧壳展翅腾飞——而这对唐人来说,甚至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要而言之,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而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则不仅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人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因此有关科举与唐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我指导的研究生有好几位选择唐代小说作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完成的除本篇外还有《道教与唐五代文言小说》、《诗与唐五代文言小说》、《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俞钢在平时的学习讨论中就对“科举制度与唐代文言小说”的论题特别感兴趣,并最终选择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个人认为,不论在材料和观点上,俞钢的这篇论文都很有新意。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课题成果”,而且在思想方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示范意义。现在论文得到出版的机会,我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有关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也能因此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指正。
(本文为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之序)

 

注释:

①《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中译本名《利玛窦中国札记》,署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第一卷第五章介绍了当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全过程。
②如8世纪英国的《贝奥武甫》,9世纪日尔曼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12世纪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之类。
③唐代实行进士试的275年间,平均每年取进士20余人,最多的一年是高宗咸亨四年(673)79人,中唐以后每年录取在30人左右。
④唐代实行科举制,扩大了出身于高门大族以外的其他阶层读书士子的进取之路,相对限制了高门大族在权力竞争中的优势。可是一些高门大族,依然能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插手科场,把持选拔,力求使自己的子弟通过进士试,在中央和地方上取得要职。但即使是出身于魏晋六朝以来世族豪门的读书人科考中式,这些人也已经经过科举的“洗礼”,身不由己地融入了“科举士子”的行列。
⑤法国艺术史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中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中译本9页、34页,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集》第九卷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彦卫原话是:“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愈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云麓漫钞》卷八)。
⑦钱易《南部新书》甲卷:“李景让典贡举,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学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疑李复言所作《纂异》,即所传《续玄怪录》,参见《全唐五代小说》卷四○李复言小传。
⑧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
⑨唐代进士试的赋题很宽泛,大多数以主考官己意为之,很随意。有出于经史的,如《籍田赋》(开元元年)、《性习相远近赋》(贞元十六年)、《尧仁如天赋》(大中三年)。也有不少题目文学意味很强,如《北斗城赋》(开元七年)、《珠还合浦赋》(贞元七年)、《明水赋》(贞元八年)、《西掖瑞柳赋》(贞元十三年)、《东郊朝日赋》(大历八年)、《通天台赋》(大历十一年)等。
⑩郑振铎曾经认为唐代的“传奇文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九章)陈寅恪也认为:“(唐传奇)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后世因成定说,甚至流行“古文运动”哺育了唐人小说的说法。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距离。这不仅在于不少唐代“传奇文”有骈俪色彩,也不仅在于标志着唐人小说进入成熟和繁盛阶段的《任氏传》、《枕中记》等实际产生于“古文运动”以前,主要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文风,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同于“古文”的,且许多名篇风格各异,与韩、柳倡导的古文风格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1]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姝尾达彦.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M]. 宋金文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李时人.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C]. (中华书局)文史,第57辑.
[5]裘锡圭. 尹湾汉墓简牍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