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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诸宫调》应是北宋后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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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诸宫调》是现存三部诸宫调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郑振铎的说法,认为它为民间文人或艺人所作,是十二世纪的产物,和《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但要早一些。“十二世纪的产物”当然是不会错的。然而,这漫漫百年上可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下可推延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金章宗承安四年)。由于确定的时间范围过大,给该书的研究带来许多不便。能不能将其问世的时间范围划小一点呢?从该书涉及的文化景观来看,是可以的。

《刘知远诸宫调》是在黑水城发现的。黑水城当时属西夏管辖,而该书又是金代刻本,故郑振铎认为它“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罢”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页) 。这一推断是不错的。因为西夏与金长期并峙,都是为蒙古所灭,前后不过数年时间。西夏虽有自己的文字,但汉文书籍也广为流传,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传播到西夏自然是很平常的事。问题在于“金版”不一定“与《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因为金章宗泰和之世距金立国已近百年。

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刘知远诸宫调》不可能是与《董西厢》同时代的作品。首先,说《刘知远》与《董西厢》出于同一时代,完全是一种臆测。《刘知远》的体例虽与产生于金章宗时期的《董西厢》大体相同,但《刘知远》在章节上采用“×××第一”、“×××第二”的形式,这与宋代话本《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同。而《董西厢》的章节形式是“卷”,如明代张羽本共分八卷。有人认为这是因明人窜改所致。不管窜改与否,它与《刘知远》在章节上存在差别是肯定的。其次,在音律上也可看出《刘知远》非金章宗时代的作品。它虽佚散了三分之二的内容,但仍可统计出它所用的宫调。有商调、中吕调、大石调、黄钟宫、歇指调、商角调、仙吕宫、越调、正宫、南吕宫、般涉调、道宫、高平调、双调,共十四宫调。其中歇指调、商角调不见于《董西厢》。歇指调属商七调。《宋史·律历志》说“南吕商为歇指调。”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三谓“金元以来,歇指调皆不用。考元北曲,双调中有《歇指杀》,又有《离亭宴带歇指煞》,则此调在元时已并入双调矣。”可知,金元时已不用歇指调,将它并入双调之中。《刘知远》虽只剩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四度用歇指调,曲子有《枕屏儿》、《耍三台》、《永遇乐》三支。其使用频率不算低。若它是与《董西厢》同时代的作品,就不可能使用歇指调。

《刘知远诸宫调》也不可能是南宋的作品。理由有以下三点。其一,《董西厢》的曲子中用了“赚”,而《刘知远》未用。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记载“绍兴年间(1131—1162),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又称“唱赚”,在南宋很流行。见诸《武林旧事》等书的唱赚艺人有二十多位。后唱赚传入北方,故《董西厢》能够把这门伎艺吸收过来。《刘知远》未吸收这种流行的伎艺,便说明它产生于“赚”出现之前。况且绍兴正值南宋之初,绍兴十一年以前,金兵南犯,烽火相连,艺人们避乱自保不暇,哪有时间创作如此宏伟的作品。其二,学术界都认为《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刻本。刘国钧更进一步地指出“北京图书馆藏《刘知远诸宫调》残卷就是金代平水坊刻书的一种。”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第四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平水即平阳(今山西临汾),是金代的刻书中心,印刷史上著名的“平水版”就出自这里。在黑水故城与《刘知远》一起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和平阳姬氏所刻的《四美人图》。如果《刘知远》是南宋的作品,为何不见南宋刊刻的记载,反而由敌对的金国来刊刻,于情理皆不能说通。其三,南宋时诸宫调伎艺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独立的作品已佚散,今天只剩一个片段附于南戏《张协状元》第一出中。更确切地说,《张协状元》的作者在“副末开场”中特意用“诸宫调唱出来因”。其原因是有人“前回曾演”《状元张叶传》(诸宫调)。尽管“副末开场”并非完整而独立的诸宫调作品,但可窥见当时诸宫调之一斑。这个诸宫调片段与南戏很接近,曲名前不标明宫调。曲辞只采用同一词调的上片或下片,所有的曲子都无“尾”。它是南宋诸宫调的基本形式,反映了诸宫调在南宋的发展变化情况和它与南戏的关系。据此可知,体制完全不同的《刘知远》非南宋的作品。

《刘知远》究竟是何时代的作品?笔者认为谢桃坊先生的说法是值得注意的。他在《中国市民文学史》中说“今存《西厢记诸宫调》与残本《刘知远诸宫调》,它们虽流行于金代北方,但完全可以肯定是北宋艺人的传统唱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按谢先生的说法,《刘知远》于北宋时就在瓦肆中演唱,一直流传到金代。果真如此,那么就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北宋人创作,金代人改编。目前我们虽然还找不到可以用来论证的直接材料,但通过“内证”——作品所描写的文化背景和事物名称,可看出它确实是由北宋流入金代的作品。

其一,作品中所描绘的文化背景多与北宋 有关。如第一则《仙吕调·胜葫芦》说“不纳王尧(徭)并二税。”“二税”即唐德宗建中元年颁布的“两税法”(地税与户税),北宋时,其内容有所改变,即按贫富定等级,分夏秋两季纳税,“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见《明史·食货志二》) 。而北宋习称“二税”,并制订《二税簿》以便催税。据《宋史·食货志上三》记载“熙宁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移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可见,北宋熙宁(1068—1077)时,太原路的百姓深受“二税制”与“和籴制”之苦,以至地方官员都认为这种双重索取的方式“最为弊法”。《刘知远》的作者也一定亲耳听到,甚至亲身感受过当时的赋税盘剥之苦痛,故在描写牛七翁的酒务(酒店)时流露出羡慕的心情,认为它地处偏僻,可以免纳“王徭并二税”。如果远离这一时代,就不可能提及“二税”。又如第二则《黄钟宫·出队子·尾》说“莫想青凉伞儿打,休指望坐骑着鞍马,你不是冻杀须饿杀。”这是李洪义等人听到刘知远说“我时下遭困罚,若风雷稍遂显荣华”之后反唇相讥之语。“青凉伞”,是一种用青绢制成的用来遮太阳的凉伞。据《宋史·舆服二》记载“伞,人臣通用。以青绢为之。宋初,京城内独亲王得用。太宗太平兴国中,宰相、枢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内命妇出外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复许中书枢密院用焉。京城外则庶官通用。神宗熙宁之制,非品官禁用青盖。京城唯执政官及宗室许用。”青伞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不可乱用,故宋廷为此不断颁布和修改有关使用它的诏令。如此郑重其事,以致百姓们都知青伞的价值。作品用它来代替官爵,不仅恰当,而且听众也不会感到陌生。于此可证,《刘知远》产生的年代不应距熙宁时期太远。

其二,作品中所用的职官和兵制名称也多为宋代所有。如经略安抚使。在宋以前已有经略使与安抚使这两种名称,而两种官职合为一体则是宋代特有。北宋时,经略安抚使也不常设,只在河东、陕西、岭南等边地设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颁其禁令,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其职权十分重大,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刘知远》中对刘知远有时称“九州安抚使”,有时称“九州经略”或“经略”,这显然是把北宋“经略安抚使”的职称加于刘知远身上。据《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记载,刘知远曾任河东节度使,未任安抚使之职。这是作者根据北宋所设的官职来叙述故事,让听众容易听懂。且河东节度使与河东经略安抚使的职权相当,作者随手挪借也不为大错。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的经略安抚使之职并不常设置,且只限于河东、陕西、岭南等路,而作者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称为“九州安抚使”、“九州经略”,可见他对当时这一官职的设置情况十分了解。

作品中所提及的一些下层军官名称也多为宋代经略安抚司中所有,如“十将”、“都头”、“节级”、“团练”等。第二则《中吕调·拂霓裳》“十将、都头,看了知远,尽有笑容。”“又叫节级李辛,暗令作媒。”第三则《高平调·贺新郎》“团练并节级共十将。”这些都是宋代下级军官名称。如《宋史·兵志四》记载“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又《宋史·兵志五》记载“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都头”,在唐代是高级军官,一军之帅谓之都头。在宋代则是下层军官,也用来称谓州县的捕快头目,是一个很常见的官职。宋以后很少见此官名。“十将”,作为下层军官名称始见于宋代。《金史·仪卫志下》与《金史·百官志三》均作“什将”。它在乡兵中位于都头之下、虞候之上。作品中还有“土军”、“急脚”等宋代特有的兵制名称。如第二则“刘知远独上太原古道,次日到并州。询问居民,人说先索土军营见司公岳金。”又第十一则“土军营内,觅个婆娘交奶。”“土军”,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其任务是捉拿盗贼,维持地方治安,巡逻和修复河堤,抗洪救灾。《宋史·职官志七》“设寨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又《宋史·河渠志七》“招收土军五十人,巡逻堤堰,专一禁戢,将卑薄处时加修捺。”“急脚” 即急脚递,宋代称呼传递文书的差役。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也称“急足”。《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五三《与大寺丞发书》“尤要汝归,故更遣急足去。”《夷坚甲志》卷二《陆氏负约》“陆氏晚步厅屏间,有急足拜于庭,称‘郑官人有书’。”《刘知远》第十二则说“门吏慌忙来报复,有一个急脚,言有机密临衙。”可见“急脚”在宋人生活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社会角色。据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二记载“熙、丰、元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可知,诸宫调兴起于北宋熙宁、元丰、元间(1068—1094),《刘知远诸宫调》应产生于此后,即北宋后期。从作品的背景资料来看,《刘知远诸宫调》虽写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传奇故事,而人物活动的环境则是北宋社会。究其原因,一是其作者熟悉北宋的社会情况,随手拈来,不大费力气。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与它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和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作家,纵使他有高超的仿古技巧,但仍摆脱不了时代的制约,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刘知远》也不能例外。二是《刘知远》是讲唱文学——一门听觉艺术。它的内容是通过讲唱艺人之口直接诉诸听众之耳,不像置于案头的视觉艺术作品那样可以反复阅读、细细品味。由于它缺乏审美鉴赏的重复性,因此,它不仅必须用通俗明白的语言来叙述故事,而且必须运用听众熟悉的事物和典故来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主体情感。只有这样,听众才能理解和接受。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认为,《刘知远》的作者和听众对北宋社会生活都比较熟悉,或者说,他们都亲身经历了北宋后期的社会生活。

如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刘知远》就是北宋的作品。不过,作品中还有“本破”和“射粮军”两个名称见于金代。如第二则《高平调·贺新郎》“太原府文面做射粮”,又如第十二则《仙吕调·恋香衾缠令》“自言是经略在衙本破”。

“文面”是宋、金时期为识别兵士等级和防止士兵逃跑所设的一种制度。有时不文面而文手背。“射粮”,在宋代是一种兵制(雇佣兵),即当兵换以钱粮。据《宋史·兵志五》记载“庆历二年,选河北、河东强壮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官给。各营于其州岁分两番训练,上番给奉廪。”金代初期,“射粮”成为一个军种,称“射粮军”。据《金史·兵志》记载“诸路所募射粮军,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皆刺其(面),所以兼充杂役者。”又据《金史·仪卫志下》记载“凡内外官自亲王以下,傔从各有名数差等,而朱衣直省不与。其贱者,一曰引接(亦曰引从),内官从四品以上设之。二曰牵拢官,内外正五品以上设之。三曰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设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设之。五曰从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兴府尹以下等官设之。五等皆以射粮军充。其军非验物力,以事攻讨,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伟壮健者收刺,以资粮给之,故曰射粮。其首领则有将节、承局、什将等名,而皆统于随路都兵马总管府。”据此可知射粮军即雇佣兵,可蠲免杂税,供给资粮,除“以事攻讨”外,还“兼充杂役”。“本破”为四品以下官员的随从和差役,由射粮军士卒充任。金代的募兵制承自北宋,但“本破”不见于《宋史·兵志》。由此而可证《刘知远》在金代曾被改编过。大概是演唱者因时代和制度的变化而掺入了现实的东西。其改编的幅度有多大,我们已无从得知。

2002年7月4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