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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生年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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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字泽民,号东堂,浙江衢州江山人。他是北宋词坛“潇洒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关其生平事迹,当代有不少学人曾予以考证。仅对其生年的考求就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竟有六种说法

(一)可能生于1055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三持此说;

(二)生于1054至1056年间。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先后考》持之;

(三)生于1057年。锐声《毛东堂生年考辨》 (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持之;

(四)生于1060年。周少雄《毛滂生卒年考略》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持之,新近出版的《全宋文·毛滂卷》从之;

(五)生于1064年。胡云翼《宋词研究》持之,周笃文《毛东堂行实考略》从之;

(六)生于1065年。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录》持之。

笔者通过考辨,定毛滂的生年为嘉元年(1056)。六说中,陆说、唐说近之,但不精确且没有详言其由。其余诸氏之说虽多独立新说,但证据不力。这里试陈拙见如后。

首先,《东堂集》中有《上时相书》凡八封。其四云

某今年五十七岁,宦游更三十许年,官不过从六品。……某去年抱不测之罪,虽思虑所不到,梦寐所不及,顾不敢分明。赖主上宽仁幸赦,虽弃而不用,犹得廪于太仓,可谓 幸。某今月俸三十千,米六

石,麦豆半米之数以养。 这里提到毛滂写作此文时57岁。如能判定《上》四的具体写作年代,则其生年必能确定。

其次,《东堂集》中《上刘中书侍郎书》云

属者又云“天子相刘公矣,实吾乡之人,溪山之秀不其传乎?”……某尝以此告乡老,然某道旁小吏尔,不当称颂宰相之才德。又适坐谴无 ,方恐惧诫省,投弃笔砚,尤不当夸文采,有所自见。前日主上流宽大之恩,某自管库而得宫祠,稍轻罪戾矣。伏惟此皆庙堂元老翊宣至德所及,因叙所与乡老言,求谢万一于门下。

由此文可知,刘中书,乃毛滂乡人。查《宋史》有刘正夫,恰为衢州人,政和元年(1111)任中书侍郎,政和六年(1116)告老还乡。可知,此刘中书当指刘正夫。这样,此文当作于1111至1116年之间。

再将此文与前文《上》四联系比较,二者相涉处颇多。二文都提到自己得罪主上前文说“某去年抱不测之罪”,此文说“坐谴无 ”;前文说“赖主上宽仁幸赦”,此文说“前日主上流宽大之恩”;前文说“虽弃而不用,犹得廪于太仓,可谓 幸。某今月俸三十千”,此文说“某自管库而得宫祠,稍轻罪戾”。又查《宋史·职官志》知宫祠为从六品,月俸三十千,前文也恰提到“官不过从六品”。这样,可断定此文当为初任宫祠时所作,则前文《上》四为毛滂任宫祠第二年所作。如果弄清毛滂任宫祠的时间,则《上》四写作年代就可断定,而毛滂生年可由此确定。

第三,那么毛滂哪年为宫祠呢?新近发现的《江山清漾毛氏族谱·内谱》卷六收有毛滂《题仙居禅院怀舒阁并序》一文,现又收在《全宋文》第二十一册中。序中云“辛卯,予假宫祠。”辛卯,即政和元年(1111),毛滂于是年为宫祠官,则可定《上刘中书侍郎书》当作于此年。《上时相书》之四当作于政和二年(1112),此年毛滂57岁。前推57年,则知毛滂的生年为嘉元年(1056)。

我们不妨再验证一下毛滂文中有关资料,来佐证毛滂生年当为嘉元年(1056)。

第一,毛滂《东堂集》中有《上时相书》之四、之六、之七,均提及“得罪主上,上流宽大之恩,蒙恩得食宫祠禄,得廪太仓”一事。这三篇书信,当为其《上时相书》之八所说的“某客此八阅月而书凡三上”。又《上》四云“某顷坐荒唐之言,得罪于笔砚,……且小臣以疑似得罪君父,义不敢自明,将一眚遂废其平生。”《上》六又云“深悔前所为,尤不当夸文采,有所自见。”《上》七云“且小臣以疑似得罪君父,无时自白。”《上》八也云“某近作古风九首,录在异卷,语虽不工,亦可观其向背。”由这些表述可知,毛滂因笔砚事,遭到蔡京怀疑。查《宋史·奸臣传·蔡京》中有记载云

政和二年(1112),京召还京师。复辅政,徙封鲁国公。三月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学官颇有以时政为题策士者。提举淮西学士苏欲自售,献议请索五年间策问,校其所询,以观向背,于是坐停三十人。

由此可见,毛滂先以不测之罪得罪主上,弃为宫祠;又以文字见疑于时相蔡京。他献近作让蔡京“观其向背”,以表忠心,也是有其政治背

景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上》四的确作于政和

二年(1112),毛滂的生年为嘉元年(1056),确定不妄。

第二,《东堂集》中有《上韩尚书书》云

有丞相之命者,独天知之;有丞相之才者,则人亦知之。某每自恨生之日晚,当忠献公在朝廷时,某犹襁负于乳媪手中,盖不及识也。然公为丞相,不独天知,人亦知之。以故某虽不识,后亦识之矣。

这里的忠献公,即韩琦。查《宋史·韩琦传》及《宰辅表》知,他生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熙宁八年(1075)。韩琦于嘉元年(1056)入朝为枢密使,三年拜相。定毛滂生于嘉元年(1056),韩琦入朝时,毛滂才出生,这与文中“当忠献公在朝廷时,某犹襁负乳媪手中”之语不违。韩琦去世时,毛滂已20岁,说“后亦识之”亦合情合理。若定生年为1060年以后,则与文中情理显乖。

第三,《上时相书》之五云“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昼耕锄,夜读书,某不肖业之不敢坠。然前此三十年间无所表现。”毛滂于元丰六年(1083)任斋郎,调郢州尉时,已近30岁,二者不违。又《上时相书》之四“某今年五十七岁,宦游更三十许年。”若从元丰六年(1083)为斋郎算起,至1112年毛滂57岁时,恰为三十年。这与其自述合榫,乃知《上》四作于此年的判断不妄,毛滂生年判定也当正确。

综上所述,毛滂生年应为嘉元年(1056)。此前六种说法,或近似,或殊乖,值得商榷。毛滂生年的断定,对其活动(如与苏轼等人的交游)及其作品的系年等均当有重要的价值。

1998年5月15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