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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三位女性词人文化心态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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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宋词代表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一样,能代表宋代女子文学最高成就者也是女性所写的词。据不完全统计,《全宋词》收女词人八十五人,词近二百首(包括断句),另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能词者有十八位女性,总数超过一百人,还未包括无名氏中的女性词人。这个数目,在历代女性作家中数目也是可观的。宋代女子词人有女官昭仪、宫女、品官夫人、士大夫妻妾、驿卒樵夫的女儿、僧尼、妓女等: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女性。本文要论及的是宋代公认的成就较突出的三位女性词人:曾布妻夫人、李清照和断肠词人朱淑真。

夫人,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北宋学者魏泰姐。封鲁国夫人。《全宋词》存词十四首。其中《临江仙》( “庭院深深” )一首赵万里考为李清照词,可从。较可靠的十三首,几乎全是伤别念远之什。有一首《菩萨蛮》可能作于词人青少年未嫁时,词云:

红楼斜倚连溪曲。楼前溪水凝寒玉。荡漾木兰船。船中人少年。 荷花娇欲语。笑入鸳鸯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归。

虽是写景为主,但下片由木兰船中的“少年”转而写娇欲语的“荷花”,给读者以意识流动的启发,诗思遂入溟蒙之中:仿佛“少年”载“荷花”女甜笑着双双驶人鸳鸯浦中,直到暮霭低垂,明月东上,二人才唱着菱歌缓缓而归。这首词写凭红楼远眺溪浦,由船中少年触动的迷幻遐想。天真烂漫,清艳韶秀,表达了少女青春萌动的喜悦和期待,颇富女性魅力。其《好事近》(“雨后晓寒”)一词,从“不堪西望去程赊”一语推测,很可能是与曾布东向汴京,离开襄阳的父母姊妹而作。哀思婉转,“离肠万回”,代表了其词的主要风格。另外十首,全为伤离念远之作。因为曾布是熙宁新政的直接参与者,新旧党争中几入几出,历尽远谪迁徙之苦。夫人则随着丈夫宦途沉浮而频繁地别离又重逢。故生离死别的愁苦,一直折磨着心性敏感的女词人。如《阮郎归》:

夕阳楼外落花飞。晴空碧四垂。去帆回首已天涯。孤烟卷翠微。 楼上客,鬓成丝。归来未有期。断魂不忍下危梯。桐阴月影移。

有时词人对世事的翻复,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

不是无心惜落花。落花无意恋春华。昨日盈盈枝上笑。谁道。今朝吹去落谁家? 把酒临风千种恨。难问。梦回云散见无涯。妙舞清歌谁是主?回顾。高城不见夕阳斜。

以花之“昨日”“笑”与“今朝”“落”的对比,形象地表述了新旧党争中士大夫命运的瞬息变故,也概括了自然与社会人生风云万变的本质。从一位冷静的女性旁观者心中流出,其直觉的深度,超出士大夫万千言语。跟宋代的女词人一样,夫人的词,也是纯女性的。虽大都语言清雅秀媚,但有时也用俗语俚辞,真率直朴,天然本色。如《江城子》:

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陡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 晓妆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栏。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

又如《系裙腰》:

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 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窗前。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

像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民歌风调,也反映出宋词庶民文化的显著特色。它是口语化的,也是世俗化的。这种口语而世俗的味道,使人感觉到了词之本色的原汁原味儿。夫人和李清照、朱淑真词的情调、风格,甚至命意构思均有某些相似或相近处,人们也往往把她们相提并论。当然,正如陈廷焯所谓“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夫人”,三人之间还是有高下之分的。不过陈氏还是看到了夫人的独特之处,他说:“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然亦未易才也。”①宋王灼《碧鸡漫志》卷四录夫人《虞美人草行》诗咏霸王别姬云:“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当时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奔放激越,发扬踔厉,亦当属“超迈”沉雄之作。当然,此诗自是诗家本色,与其词的风调还是有别的。黄升(玉林)云:“夫人、李易安使在衣冠之列,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徒擅名闺阁也。”2代表了世人的评价。

朱淑真及其《断肠词》,在中国古代文坛成为扑朔凄艳的谜。清人沈雄《古今词话》据《女红志余》曰:“钱塘朱淑真自以所适非偶,词多幽怨。每到春时下帏趺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宛陵魏端礼为辑其词曰《断肠集》。”3明毛晋《<断肠词>跋》云:“淑真诗集脍炙海内久矣。其诗余仅见二阕于《草堂》集,又见一阕于十大曲中,何落之如晨星也。既获《断肠词》一卷,凡十有六调,幸睹全豹矣。先辈拈出元夕诗词(按:即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以为白璧微瑕,惜哉。”4毛晋辑得的《断肠词》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谓“为洪武间(1368-1393)钞本,乃与《漱玉词》并刊。然其词止二十七阕,则亦必非原本矣。”5 “原本”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清许玉瑑为况周颐《校补<断肠词>》作序,云:“《断肠词》就《纪略》(按:即洪武钞本《断肠集》前之《纪略》)所著,原有十卷。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仅存一卷。”6是知南宋后期《断肠词》即是洪武钞本的规模。与魏端礼(仲恭)所谓“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7的事实相合。况周颐校补《断肠词》,对朱淑真生平大略亦作考辨云:淑真自号幽栖居士,钱塘人。或曰海宁人,文公侄女,居宝康巷。或曰钱塘下里人,世居桃村。幼警慧,善读书。文章幽绝,工绘事。父官浙西。绍定三年(1230)二月,淑真作璇玑图记,有云: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虽重购不惜也。其家有东园、西园、西楼、水阁、桂堂、依绿亭诸胜。夫家姓氏失考。似初应礼部试,其后官江南者。淑真从宦,常往来吴、赵、荆、楚间。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尝会魏席上,赋“小鬟妙舞”,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句。又宴夫人堂有诗,今并载集中。淑真生平大略如此……淑真之诗,其词婉而意苦,委曲而难明。当时事迹,别无记载可考。以意揣之,或者其夫远宦,淑真未必皆从。容有窦滔阳台之事,未可知也。它如思亲、感旧之什,意各有指。断肠之名,尤为非是……8 蕙风所考亦有明显紕漏,如他说淑真绍定三年作璇玑图记,又谓“与曾布妻魏氏为 “词友”,魏乃生活于北宋熙宁、元丰、元祐间,至多高宗绍兴年间在世。或者“绍兴”误作“绍定”,则可通。至于“断肠”名集,《女红志余》说得分明:“宛陵魏端礼为辑其词曰《断肠集》”,并非淑真自名集者,或蕙风未见《女红志余》,或误读《志余》文本。然而,蕙风所考淑真为“钱塘下里人,世居桃村”的籍里以及“父官浙西”的家世与“夫家”“官江南者”,学者一般从其说,笔者亦以为是。

蕙风以为“其夫远宦,淑真未必皆从”,遂有“阳台之事”的推测虽符合淑真诗词所隐之幽情的逻辑。但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8月版)却认为:淑真少女时在母家认识一位才华卓越的年青人,相互爱慕。但父母为之选择俗吏为夫婿,二十岁左右成婚。丈夫携妾远宦,淑真与情人相会。这种婚外恋情从二十到三十岁左右,与情人的关系维持到四十岁左右。黄氏这个推断乃据况蕙风之说并结合朱淑真诗词隐情对文本所作的文化——心理解读。从淑真词中,委实可以寻到有关的蛛丝马迹。如《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另本作“随群暂遣愁怀”,疑为后人窜改)。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细品词意,应是词人记少女时与母家一群远房亲属或邻里友好的郊游。在人群中有她爱慕的少年,与他的相处使词人忘掉了闲愁,而且无顾忌地在稠人广众中向他耍娇。回家后还不好意思照镜梳妆,怕看到自己那因青春激动而羞红的面容。朱淑真是位心性锐敏的人;以她多才多艺的天赋,故又特别地执著于审美的人生。从她诗词中可以发现,她对自然美的扑捉剔透传神,对境界美的构建幽深静雅,对人情美的表现细腻纯清,对语言美的选择趋向天然本色。其词表情达意很富个性。如写在其三十岁生日的《清平乐》云:

风光紧急。三月俄三十。拟欲留连计无及。绿野烟愁露泣。 倩谁寄语春宵?城头画鼓轻敲。缱绻临歧属咐:来年早到梅梢。

自叹“风光紧急”,却刚到三月又盼“来年”寄我江南梅萼。词人就是如此匆忙地追逐着生命,仿佛有万千期待,又仿佛心无所系。她就是这样茫然地冀盼着、等待着,又好象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你听:

黄鸟嘤嘤,晓来却听丁丁木。芳心已逐。泪眼倾珠斛。 见自无心,更调离情曲,鸳帏独。休望穷目。回首溪山绿。

——《点绎唇》

此类作品与历来伤别念远的诗词大异其趣。其主旨为何,谁也难以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模糊,折射出作者内心意象的朦胧与凄迷——她本人也说不出所以然。人们只知道她有许多泪,有许多愁,有无穷思念,无穷苦闷,无穷的对“前欢”的追忆: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一一《江城子》

尾句让人领悟:朱淑真日思夜梦的,只可能是她曾经“欢爱”过,但终未能成眷属的情人。从朱淑真词中我们可以读出她是一位为了爱情而敢于舍弃一切,甚至生命的“性情中”人。“不忍见春光”的行为及表白,‘凸现了她的这一个性气质。春光是那么美好、温暖、春光给人类带来生机、带来色彩、带来欢笑、带来希望。朱淑真本人也曾唱道:“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花初试薄罗轻。”(《浣溪沙》)对春天的到来充满欢欣,但他之所以“不忍见”,是欲通过这反常的举动来抗议社会旧势力对美好如春光的人类天性的压抑和摧残。她这种将春色拒之于帘外的举动是很顽强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生查子》)“好是风和日暖。输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谒金门》)她的心地是善良的,由于同情牵牛织女的“离肠恨泪”,于是幻想着如何能将他们一年一度的相见,改为“暮暮与朝朝”相处(《鹊桥仙)。

朱淑真是有反叛个性的知识女性,她鄙弃惯常思维定势而好作反常思维。如《忆秦娥·正月初六日夜月》:

弯弯曲。新年新月钩寒玉。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

宋词咏元宵之作在节序词中占了很大数量比,却未见过咏初六的月亮者,而且词人宣称“元宵三五,不如初六”,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正由于社会既造就了她,又不能接受她,于是她悄悄地走了,正如她悄悄地来,她悄悄告别了这个曾使她激动过、幸福过、沉醉过,又使她伤心过、痛苦过,最后令她绝望的世界。朱淑真悲惨地死去,她的死,也是一个谜。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是死于非命的,且无葬身之地。魏仲恭的《断肠诗集序》所谓“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9朱淑真如何而死,难以推测,但其死后尸体连同诗词一并被焚,应是事实。其死因则大概与婚外恋情事发有关,究竟属自杀抑或由宗族家法制裁,只有待考了。朱淑真的死,令人联想到元好问写于泰和年间的《迈陂塘》“雁邱词’’和“双头莲”。“雁邱词”序谓词人“道逢捕雁者”说获一雁杀之,另一脱网者悲鸣,不忍去,“竞自投地而死”,词人于是买下那只自杀的雁,为它安葬。词开首写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作者借雁之“为情而死”展开联想,生发议论,以“就中更有痴儿女”,点明其对人世间真情的关怀和重视。这首词给人的最大启示在于:禽鸟尚有为伴侣而死的真情,何况人乎!言此意彼,将人之情爱的人道关怀提升到一个普遍真理的价值境界,时代性地表现了社会人心对“情”的崇高价值之肯定。“双头莲’’则记录了泰和年间一对“民家小儿女”,“以私情不遂赴水者”,亦是站在人道的立场,对这对殉情的青年倾注深切沉痛的哀悼与同情。词序特别强调在这对青年赴水自杀的荷塘,这一年开出的荷花“无不并蒂者”,于是词人问道:“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是呵,连上天都已经同意了他们并蒂同心,为什么不让他们白头偕老呢!这两首词,呼唤出人间的情爱需要承认、人性需要关怀的民众心声。元好问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中唐以来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流互动,引起士大夫关于人性、人生价值、个体独立人格价值及爱情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必然反映。朱淑真生活的年代比元好问稍早,朱淑真对初始恋人一往情深,最后也为此献出生命——她的作品和她的举动,亦是其作为一位新文化人的这种新情爱观的表现。

古今中外所谓天才,以及杰出艺术家、科学家、诗人、哲人,他们的天赋,很大程度上表现于其文化观念的先驱性或先锋性。他们资质敏锐的文化嗅觉,令他们率先发现和领引最先进的时代潮流、最新颖的思想、最少成见的经验、最无拘系的人生态度……朱淑真是位有独立人格意识和反常思维习惯的、很有艺术天赋的女性,正如魏仲恭所谓的是“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10者。诚然,在北宋历时近百年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悟的文学新潮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她,敢于用许多士大夫都不敢用的词来表现个人的“私情”,仅这件事,足已证明其新文化人身份和反礼教的叛逆女性的形象。所以说她的死是殉情一一象“双头莲”词所咏“民家小儿女”一样;或者是因“情”而被迫害致死,都是可能的。

李清照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女性。她的文学成就,第一次让封建时代的妇女在中国古代文坛发出最璀璨的异彩。她独立的人格意识和主体价值意识,又使她以中国古代杰出女性的形象,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1084),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左右。她在北宋生活四十三年,在南宋生活约二十八年。这个时代,正是宋代文化由鼎盛转而因外族入侵遂发生裂变的时代.不过对于四十三岁的李清照来说,其文化观念和气质,主要应属北宋型态。所以说,李清照是宋型文化的标准产儿;是中唐到北宋文化转型的新文化观念、新价值思维所孕育的一位新型女性的代表。这一点,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其敢于用当时的新文学体裁一一词来表现自己女性的感情、女性的生活及女性的人生感慨。

宋代就有人注意到李清照词的特异之处。王灼说:“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进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 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11 “接下王灼举陈后主“艳丽”之诗,元、白为李戡所指斥的“淫言亵语”,温飞卿的侧词艳词等为例,说明“今之士大夫”“皆不敢也”,而李清照作为“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见也。”王灼这段话表述了三层涵意:一、肯定李清照文采在宋代女作家中当推第一。尤其她的词很有个性特色,艺术成就很高。二、李清照词言情大胆,好用民间俗言俚语。三、拿宋士大夫与李清照比较,认为其词对闺房妇女之情事表现的夸张程度超过陈后主、元稹、白居易和温庭筠;宋代士大夫不敢写的,她的词中都敢于表现。第一点是赞赏的评价;二、三点则明显地表示谴责和不满。可惜今天我们看不到《漱玉词》的全豹了,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易安集》十二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漱玉词》一卷……别本分五卷”,《宋史·艺文志》谓“《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今天能看到的较可靠的版本有唐圭璋先生《全宋词》辑录的易安词四十四首,附录二十一首;黄墨谷《重辑漱玉词》四十五首。这个数目可能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很难从现存易安词来审视王灼的评价。但我想王灼应该读过《漱玉词》最初版本。所以王灼的评价当属客观和可信。王灼对李清照斥责的两点,正是易安词的新颖之处和特殊之处。首先她好用“闾巷荒淫之语”,是对下层里巷市井文化认同的反映,符合宋代上层士绅精英文化与下层世俗民间文化融合之时代文化潮流。

她作为一个女性,本来对传统政教纲常就比较疏远;良好的家庭文化教养,又使她明确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这从她的咏物词中对真善美的赞赏,对自然生命的歌颂和热爱都可以读解得到——所以很容易使词人在下层民间的平民生活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及真率的人生。一旦扑捉到“闾巷”新的语汇、新的情境,她当然乐意将之编织进作品的五彩的丝络中去。其次,关于宋代士大夫不敢用词来反映的闺阁妇女的生活或男女恋情,她都毫不顾忌地、夸张地进行反映和表现,则既展示了李清照胆识的超凡脱俗,又证明其独立的妇女意识及自信自立的人格力量,委实是士大夫的男子所远远不及的。站在李清照的立场上,她觉得,既然士大夫可以“肆情妮爱”,妻妾成群,狎妓宴游,女性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对丈夫的爱呢?夫妻既然能共同生儿育女,为什么在妻子独宿时不能表现“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醉花阴》)的孤独寂寞及对丈夫的思念关切呢?李清照之所以在词中大量地、不疲倦地表示对丈夫赵明诚的牵挂、思念,是因为她已经将身心托付给对方,她需要对方的同样的牵挂与关怀。而且,她的这类作品,无论是否寄给了对方,都是在与丈夫对话、交流。她懂得心灵构通的意义,她理解人性需要关怀的道理。她将自己对丈夫的真情深爱写进词里,不仅是想得到丈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心灵世界的展示,是主体意识的激情性地外化——她在这种激情的生活体验中,升华了自己对丈夫的爱,也升华了内心世界的审美的人生。这与宋代男性作家在娱宾遣兴的游戏生活中升华审美的人生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李情照是一个自己的的确确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一个自觉的人——她的词的创作就是这种自觉的表现;李清照也是一个确确实实认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她词中表现的真实的情感,大胆夸张“闺房妇女”不知“羞畏”的生活,就是这种自觉的写照。所以宋代朱彧也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12所谓“出人意表”,就是看到了李清照词这一特别的以女性直觉所发现的情感的人生及以感性冲动所体悟的审美的人生。

作为一位女性,李清照并不希冀对男性进行摹仿。所以她的词是纯女性的;所以清人沈谦说:“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13说明易安词的女性本色,使士大夫不敢摹仿,遂获得独立价值。如被彭孙遹夸为“闺情绝调”14的“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被沈际飞夸为“创获自妇人,大奇”15的“绿肥红瘦”(《如梦令》);被明代杨慎赞为“以寻常言语,度人音律”,“平淡入妙”的“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永遇乐》)等等,均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16的本色女性话语,形成易安词独到的风格。王闿运评《醉花阴》所谓“此语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评《声声慢》所谓“亦是女郎语”,17也是由女性特征发现易安词的价值。所以说李清照词对女性自我的体认,是宋代妇女群体的文化自觉和人性自觉的集中反映。其价值,不仅是以自己心灵历程的文本纪录,向时代展示出宋代妇女的精神状况、价值思维和人性的需要关怀,还在于她以自己令男子为之倾倒的精神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坛历来缺乏的女性世界的人文景现。历来人们将李清照与男性比照,谓其“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18“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19“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鍊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国,直欲压倒须眉”,20“匪特闺阁无此清才,即求之词家能手亦罕。”21亦是震惊于易安词出类拔萃的才华和艺术品位、风格气质、独创境界而用士大夫标准作出的价值评判——易安不求与男性文学的价值标准和风范格调似而超出了男性词人作手,以自己的实力显示出女人也是人,她不但能做男子能做的事,而且敢言男子所不敢言的情,且言得比士大夫更美、更真、更动人魂魄,令男性世界佩服和自叹勿如。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历来“男尊女卑”的观念。

李清照找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准确社会位置,因而是以一种人性的自觉状态将自己投入社会,她以自己女性独有的眼光看待靖康之变的国家劫难,发出“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22的激愤和悲凉感叹。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唱出了宋室南渡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另如《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韵》二首、《咏史》诗等悲壮淋漓,梗概多气,指陈利害,借古讽今,昂扬着一股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浩然正气,士大夫中罕见其匹。

作为一位妻子,李清照追求的不是贤妻良母型而是男女伙伴关系型。也即是说,李清照不是仅以对丈夫的温柔体贴为满足,而是追求一种平等的价值原则,一种相互理解的知己意识,一种志同道合的伴侣关系。她在怀念丈夫时,向对方表述的是:“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意即我在思念你,也盼你寄情书给我——这中间,就有一种平等的关系暗示。“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同上)亦含此种暗示意蕴。李清照对夫妻伙伴关系之追求,在赵明诚去世后,她为赵氏《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表达得至为明朗:一是培养与丈夫共同嗜好。赵明诚特嗜收藏金石字画,无钱购置,甚至典当衣物,“取半千钱入相国寺”23求之。李清照欣然地全力支持,每当明诚买“碑文果实归”,二人立即一道“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24二是在夫妻日常生活中,以平等的关系读书笑玩,追求一种和谐、融洽的天伦之乐:“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每获一书,即同共是正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25这种夫妻之乐,不存在丝毫的男尊女卑;知己意识的平等、亲密,建立在“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的价值观念,已显示出新型夫妻关系的近代社会文化特征,不可谓不是李清照文化观念的开放意识和其独立人格意识及人性进步意识觉悟的结果,也是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乃第一位自觉找到女性清晰的历史文化方位的证明。

作为一个作家,李清照这种先锋的独立文化价值观念则表现在其对文学的价值功能和词的独特文体个性的认识与把握。早已为人们瞩目的李清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名著《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词别是一家”说,无疑给当时关于词的文体功能与价值功能之界定莫哀一是的文坛,作出了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功能与价值判断。首先,李清照将词置于唐五代“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声日烦”的文化背景下,肯定“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证明她对宋词作为“新声”的文体价值把握,是符合当时文化转型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她关于词之文体特征的一个重要观点。其次,她以王安石、曾巩古文大家善作文而不善于作词为例,阐明“小歌词”与传统“古文” (按道统和正统原则写作的散文)存在本质区别,她也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的观点。说明李清照是站在扬弃道统和正统价值原则的立场对词的文体特征进行全新的功能和价值界定。这亦应是北宋文学价值转换给文坛带来的新气息、新思维而被心性敏锐的李清照接受的结果。再次,李清照《词论》肯定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懂得词“别是一家”,最能体现李清照对词之婉媚、写柔情、言儿女艳情之文体本色及个性气质的肯定。26这一观点与其认为王安石、曾巩不能作“小歌词”的观点恰能互相发明,以见出李清照关于“别是一家”的词学理论乃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定论,并非兴之所到的随意闲谈。再其次,宋胡仔对“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指摘其短,无一免者”很是愤慨,认为“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并引韩愈诗谓李清照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7这从反面证明李清照《词论》出自独立的主体意识的意见,在士大夫的男性世界引起了较大震动。可能在古中国,还没有哪一位普通女性的理论观点如此显赫地引人注目。这至少说明,李清照是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思考的结论可能有偏颇,甚至出现错谬,但总比人云亦云、奴隶般跟随男权中心意识形态和传统僵固的理性原则思维要高明得多。在此,李清照更多的是运用女性直觉在对士大夫词人名家作感性的价值及文体评判,这最能反映其自信、自立的独立意志以及摒弃理性逻辑思维而偏重感性直觉的女性思维特征。这种女性直觉,于文学艺术思维是一份极其重要和宝贵的天赋,有这种天赋的人,有可能成为杰出文学家和艺术家——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清照在南北宋之交的出现,是宋型文化现象在一位女性个体的典型表现。实际上,宋代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崛起,才在本质上映现出宋型文化中女性景观的绚烂和辉煌。清人丁绍仪注意到宋词所表现的这一景观,他说:“宋时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方、戴、易,姓氏且无考,戴、陆更是怨偶,易妻词亦甚怨抑,惟子宣与魏夫人克称良匹。他如赵明诚妻李易安盛以词名,而明诚词无传。赵德麟词甚工,其妻夫人只传‘白藕作花风已秋,不堪残醉更回头……’一诗而已。琴鸣瑟应,天固若是靳惜耶?乔,乐至人,大观间秀才。妻紫竹,失其姓,《生查子》云:‘思郎无见期,独坐离情惨。闭户约花开,花落轻风占。生怕是黄昏,庭竹和烟暗。敛翠恨无涯,强把兰釭点。’又寄乔《踏莎行》后阕云:‘望郎不到心如捣。避人回倚小屏山,断魂还向墙阴绕。’放翁妻唐氏不得于姑,遂至解缡,未几愁怨死。《齐东野语》录其别后答寄《钗头风》云:‘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掩泪妆欢。瞒,瞒,瞒。’……复古字式之,天台人,有《石屏词》。赘江右某氏。年余方言已娶,须归省,氏知被绐,赋词以赠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得、一分愁绪。 指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后人取词中第二语,名以《怜薄命》。细绎句调,乃《祝英台近》脱去换头三句耳。《词综》仅选夫人词,诸女作均未录。《补遗》亦遗之。”28事实上,宋代闺媛词所遗者正不在少数。清沈雄引“花庵词客曰:吴淑姬词五卷,名《阳春白雪》,此女流中之黠慧者,佳处不减李易安也。”但其词现仅存三首。又引“曾氏《雅编》曰:夫人名道绚,谷城黄铢字子厚之母夫人也,为秀州郑文室。词甚富而失于火,求得之,仅《清平乐令》数首。绍兴三年二月日事。”29其词现亦仅存一首。可见,吴淑姬、夫人的词如果完全保存,她们也应该算是专业的女作家了。由此可推知,宋代象她们一样填写许多词,但由于不能刊刻,故未流传;或虽经刊刻,终因兵、火、水患或其他种种原因佚亡、湮沉者,为数一定不少。所以说,尽管魏夫人、朱淑真、李清照等的突出成就,足以展示宋代女子文学大观,但事实上,宋代女词人是群体地崛起,这才真正从本质意义上展现了宋型文化在妇女观念和女性独立人格价值意识方面表现出的文明和进步,它标志着宋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已进入近代文明发展阶段。

①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171。后者引见《白雨斋词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83,53。

2冯金伯《词苑萃编》引《古今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859。

3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767。

456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85-286。

7910魏仲恭《朱淑真断肠诗词序》朱淑真《断肠诗集》 影印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8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定本,1982, 96-97。

1118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88页。

12朱彧《萍洲可谈》卷中。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5。

13沈谦《填词杂说》,《词话丛编》本,633。

14《金粟词话》,《词话丛编》本,721。

15黄苏《蓼园词评》引。《词话丛编》本,3024。

1619杨慎《词品》卷2。《词话丛编》本 ,450-451。

17王闿运《湘绮楼词评》,《词话丛编》本4290。

20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上。《词话丛编》本,1431。

21李佳《左庵词话》卷上。《词话丛编》本,3110。

22庄绰《鸡肋编》卷中。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1。

232425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26详见拙文《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当论》,《李清照研究论文集》,齐鲁书杜,l991。

2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又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68-469。

29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8。《词话丛编》本,2670-2671。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