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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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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①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试详述之。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②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极。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③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④苏轼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轼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苏轼文集》卷4)他大胆肯定了情欲。苏轼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⑥褒贬之义甚明。

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36封)⑦。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一旦有了牢骚,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7《送岑著作》)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轼“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⑧宁可得罪人,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

苏轼晚年非常推重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引)《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潜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的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当非过誉之辞。

苏轼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东坡续集》卷6《答李方叔》)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东坡续集》卷6《与孔毅夫》)苏轼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答洪驹父书》)南宋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并非因学刘禹锡之故而好骂,而是坡公天性如此。一旦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之处,东坡就会忍不住加以批评。《宋史·本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可惜,从古到今,这种说真话的人太少了。

总之,苏轼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一任他的真率性格自然流露。后人高度赞扬了苏轼的“真”。方东树《昭昧詹言》云:“东坡……自以真骨面目与天下相见,随意吐属,自然高妙。”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⑨当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

①④⑤⑥⑦⑨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4页。第48页;第12页;第48页;第151页;第53页。②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13页。③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四川巴蜀书社1993年2月版,第2页。⑧《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125页。转贴于

原载:《中州学刊》2002年04期